在宋元时代，真正作为说唱音乐品种而登堂入室的是鼓子词和诸宫调。它们一方面与曲子词有多种联系，另一方面则已脱颖而出，为传统音乐的一大门类——说唱的正式登台，举行了奠基礼。鼓子词较为简单，它只用一首乐曲，反复咏唱，中间加散文讲说。而诸宫调就复杂多了。它也叫“诸般宫调”，据传是由北宋汴京勾栏艺人孔三传首创。其音乐结构的基本特征是，用同宫系统的若干曲调组成一个套数，再把不同宫调的若干套数或单曲联缀起来，用以说、唱长篇故事。所谓“诸宫”者，即不同宫系（主音音高不同）之曲调联为一“曲”之意。现存最完整的一部诸宫调作品，是金章宗时董解元作《西厢记诸宫调》，全首作品共有长短套数188套，曲调444个，其中既有为数甚多的曲牌组合，又有多个宫系的转换，还有音乐体式的不断变化，共用了宫调14个。在中国音乐体裁、类别的发展史上，均具有不同寻常的开创意义。
宋元时期对中国音乐的另一个伟大贡献自然是在促使戏曲艺术获得重大发展和日趋成熟方面。先是北宋的“杂剧”，金的“院本”。后来，随着赵宋政权的南迁，在浙江南部民间音乐的基础上又出现了一种新的“杂剧”——“永嘉杂剧”，或称“南戏”。再后来，就是“元杂剧”在北方地区繁衍兴旺，中国的戏曲艺术由此达到了它的第一个鼎盛时代。如果说，唐代“杂剧”一词还只是汉以来“百戏”“杂技”的别称的话，那么，到了宋金时，它已是一个新兴音乐体裁的专有名词，专指综合了文学、戏剧、音乐等门类，并有了人物分工、角色扮演和情节的贯穿等多种因素的一种新型的表演艺术。
初期，宋杂剧（金院本）的表演，一般包括“艳段”、“正杂剧”和“散段”三部分。艳段是“寻常熟事”，散段是滑稽表演，惟“正杂剧”才是真正意义上的戏曲。但它的音乐还比较简单，只是现成的曲子和歌舞大曲的曲调。进入元杂剧后，由于广泛吸收了唱赚和诸宫调的实践经验，音乐的独立性得到加强，并有一定的规格。通常一出戏分四折，有时在前面或中间加一个“楔子”。每折各用一个“套数”，由该出的主角一人唱全套唱腔，其他角色只念道白而不唱。
由于歌调属“北曲”，所以，音调多为七声音阶。在元杂剧一百多年的持续发展中，涌现了一大批优秀的剧作家和传世的杰作，关汉卿、马致远、郑光祖、白朴、王实甫和他们的《窦娥冤》《汉宫秋》《倩女离魂》《墙头马上》《西厢记》等名作，将永垂史册。
二、解精民间音乐
在音乐理论研究领域，宋代是一个特别有建树的历史单元。
从北宋到南宋，先后有四部重要的乐学著作留给后人。首先是陈晹著录的《乐书》，它是中国第一部保存至今的具有音乐百科全书性质的巨制。陈晹，字晋之，福建闽清人，生卒年不详，活动于神、哲、徽三位皇帝时。《乐书》始编于神宗熙宁、元丰间（1068～1085年），完成于哲宗在位之时（1086～1100年），徽宗建中靖国元年（1101年）将定稿进献。全书200卷，前95卷为《周礼》《仪礼》《礼记》《诗经》《尚书》《春秋》《周易》《孝经》《论语》《孟子》等论乐文字的摘录，并为其训义。后105卷是乐图论，分别论述了十二律、五声、八音（乐器）、历代乐章、乐舞、杂乐、百戏及前代和当代的雅乐、俗乐、胡乐等。书中的引证，相当一部分是今已散佚的唐宋乐书，所以，在保存古代音乐史料方面功不可没，反映了宋代音乐学研究的高度成就，并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其次是王灼的《碧鸡漫志》，该书是一部论述古代歌曲的著作，约在1149年最后完成。
全书共五卷，内容分三部分。再次是朱长文（1038～1098年）的《琴史》，这是我国第一部有关古琴史的专著。前五卷记述了162位古代琴家的事迹，后一卷论述了琴的形制、弦徽、部件、音调、琴歌及美学等。该书价值很高，是有关乐器专史的开拓性著述。最后是沈括（1031～1095年）的《梦溪笔谈》及《补笔谈》《续笔谈》。该书内容丰富，篇幅浩繁。是一部综合自然、人文科学的巨著。全部共30卷，有关音乐的部分在五、六两卷，共50多个条目。在乐律、乐评、乐器、唐宋燕乐、乐器制作、声音共振等专门领域都发表了自己精深入微的见解。
三、音乐艺术的“传奇”时期
中国戏曲在明清两代，迈入了更为广阔的艺术天地。明称戏曲为“传奇”，它在原“南戏”的基础上，广泛吸收南方各种民间音乐，逐渐形成了“海盐”（浙江）“余姚”（浙江）“弋阳”（江西）“昆山”
（江苏）等四大声腔。至明中叶，由于著名艺术家魏良辅等人的精心磨研和加工，“昆山腔”获得了极大地提高，成为明代戏曲声腔中成就最高、影响甚广的一种。在唱腔素材体制方面，昆山腔大量吸收南北曲曲调，运用曲牌连缀体完成戏剧情节的描述和戏曲人物音乐形象的创造，是中国曲牌体音乐最高水平的体现。从15世纪到17世纪，昆山腔在戏曲舞台上一枝独秀，领尽一代风骚。同时，也给其他姊妹剧种以丰富的营养，使曲牌体制的戏曲称一时之盛。
自公元17世纪后半叶开始，皮黄腔、梆子腔等地方戏曲相继兴起，并由此带动了整个戏曲艺术的一片繁荣昌盛景象。皮黄腔、梆子腔、高腔、昆山腔、弦索腔、吹拨腔等多种声腔竞奇斗艳。更具重大意义的是，皮黄、梆子运用了极富戏剧性的“板腔变化体”唱腔体制，赋予戏曲音乐以新的生命力。到清末，中国的戏曲剧种已经发展到317种，说唱曲种也达到346种，用“书山曲海”、“繁花似锦”
来形容这种局面，真的是再恰当不过了。
四、音乐艺术的“收获”时期
的确，从中国音乐历史推进的角度而言，明清之际既是一个收获的时期，也是一个集大成的时期。所谓“收获”，是指历史上很多音乐体裁、品种、理论研究在这一时期要么有了新的创造，产生了新的音乐类别，要么有了新的突破和新成果。如乐律学研究，数千年来，为了使黄钟音高能够还原，多少代乐律学家，皓首穷经，终其一生而孜孜以求，但总是不能如愿。明代大音乐家朱载堉（1536～1611），为其整整奋斗了一生，撰写了20多部著作。最终在《乐律全书》中完成了“新法密律”（即十二平均律）的计算，在人类历史上第一个提出了十二平均律理论原理，成为中国近古时代一位伟大的科学艺术巨人。又如这一时期的器乐独奏、合奏艺术，不仅形成了古琴、琵琶、筝、三弦、唢呐、笛、箫等独奏门类，还产生了一大批优秀的独奏曲目和器乐演奏家。特别是琵琶的《海青拿天鹅》《月儿高》《十面埋伏》《霸王卸甲》《浔阳月夜》等“十三套大曲”，将这件乐器的演奏艺术提高到了空前的水平。同时，在合奏艺术方面，更是品类繁多，百花齐放。如福建南音、西安鼓乐、山西八大套、北京智化寺京音乐、江南丝竹、潮州弦丝、潮州锣鼓、陕北唢呐音乐、辽南鼓吹、山东“鲁西南鼓吹”、冀中笙管乐、弦索乐、广东音乐及少数民族的芦笙音乐、冬不拉音乐、土家族打溜子音乐等等，它们自成一体，各有其独特的地域风格。仅民间鼓吹乐（包括笙管乐、锣鼓乐等），即因其分布广大、地域性分支多而成为中国音乐的一个宝藏。有人估计，其蕴藏可与古琴音乐和戏曲（包括说唱）音乐相比，三类音乐可以并称为“中国音乐的三大宝库”。
五、音乐艺术的“集大成”
所谓“集大成”者，是指这一时期在音乐遗产的整理方面出现了很多成果。例如，由明代朱权于1425年编纂的《神奇秘谱》，就是琴乐历史上的鸿篇巨制。全集分《太古神品》（上卷）、《霞外神品》（中、下卷）三卷，共录琴曲60首，每一首都有详细的解题。朱权之后，明清两代共刻印了100余种琴谱，但无一种谱集在质量上能出其右。它已经成为研究中国琴学、中国古代音乐作品最为珍贵的文献。另外，清中叶庄亲王主持、由宫廷乐工周祥钰等参与编纂的《九宫大成南北词宫谱》（1746年），共记录了南北曲2094个曲牌，加上各种变体，共达4466曲。其范围极广，涉及唐、宋词，宋、元诸宫调，元、明散曲，南戏、北杂剧，明清传奇等不同时代、不同来源、不同格律的韵文。是继先秦《诗经》、宋代《乐府诗集》之后，有关中国古代词曲、戏曲音乐的一次大整理，也使它成为研究南北曲的一部重要参考文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