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古时期的后段是隋、唐两朝。公元581年，北周隋王杨坚称帝，建立隋朝，由此结束了中国近400年的分裂局面。隋朝虽然仅存在了短短的37年，但社会的安定，政治的统一及日益繁荣的经济，为文化艺术的发展提供了条件。接着，李唐王朝建立，在巩固原有国力的基础上，又进一步作了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的全面开拓，使大唐帝国成为中国封建社会的鼎盛时代。隋唐两代的音乐文化，可以用光辉灿烂形容，而繁盛的燕乐就是它的主要标志。燕乐，又称宴乐，即欢饮之乐，原为古代天子或诸侯宴饮宾客时所用的音乐。隋唐燕乐，则是以满足统治者享乐需要为主要功能的汇集于宫廷的俗乐的总称。同时，它也是隋唐与周边民族、周边国家音乐文化广泛交流的基础上形成并发展起来的流行音乐。据《隋书·音乐志》载：“始，开皇初定令，置七部乐：一日国伎，二日清商伎，三日高丽伎，四日天竺伎，五日安国伎，六日龟兹伎，七日文康伎”。至隋炀帝时，又增加了康国、疏勒两部，成为“九部乐”。唐初，宫廷“享宴因隋旧制，用九部之乐”，贞观年间（627～649年），再增为“十部乐”。它们是：燕乐、清商乐、西凉乐（即隋之国伎）、高昌乐、龟兹乐、疏勒乐、康国乐、安国乐、天竺乐和高丽乐。另外还有不入上述乐部的扶南乐、百济乐、突厥乐、新罗乐、倭国乐、南诏乐、骠国乐及属于鼓吹乐系统的鲜卑、吐谷浑、部落稽等多种伎乐。十部乐中，仅燕乐、清商乐是中原汉族音乐；西凉乐是流传在甘肃一带的汉族与西域音乐的融合；高丽乐即古代朝鲜之乐；天竺乐为古代印度的音乐；安国乐是中亚细亚地区的音乐，其地域约在今之乌兹别克斯坦；龟兹乐为新疆维吾尔族音乐，等等，所以，从地域、民族、国家而言，十部乐涉及的范围非常广大。它从一个方面说明了隋唐时期与外部交流的广泛性。通过这种广泛、长期的交流、吸收，中国古代音乐更为丰富多样。同时，作为一种传统音乐体裁，隋唐歌舞大曲也成为中古时期的代表，达到了前所未有的艺术水平。
三、曲犹未终的乐舞壮举
作为一种广义的音乐体裁，燕乐所包括的范围十分广泛，既有各种声乐、器乐及舞蹈，也有散乐百戏，但它的主体仍然是歌舞音乐。在歌舞音乐中，又以大曲（包括法曲）最具代表性。一方面，燕乐大曲继承了清商乐大曲的历史传统，另一方面，它也有了一系列新的发展。在一般燕乐大曲中，均含有散序—革—中序（排遍、歌头）—颠—正颠—破（舞遍）—入破—虚催—衮遍—实催（催拍）—
歇拍—煞衮等十几个段落。它们之间，既有曲调的变化，也有速度的对比，形成了严密而有序的逻辑关系和庞大的结构。这是燕乐大曲较清商乐大曲不同的主要之点。以著名的法曲大曲《霓裳羽衣》为例，这首作品共36段，其中，“散序”6段由乐器演奏；“中序”
（排遍）18段是慢板抒情歌舞；破（舞遍）是快速的舞蹈，同时有器乐伴奏。其变化的频繁，结构的庞大，艺术手段的多样，可想而知。
难怪大诗人白居易（772～846年）在《〈霓裳羽衣歌〉和微之》诗中有这样的描写：“繁音急节十二遍，跳珠撼玉何铿铮”，“翔鸾舞了却收翅，唳鹤曲终长引声。”在乐队组织方面，这一时期从域外传人大量的乐器，也都被大曲所吸纳。仅“燕乐”一部，就使用了玉磬，方响，轧筝，筑，卧箜篌，大、小箜篌，大、小琵琶，大、小五弦，吹叶，大、小笙，大、小筚篥，大、小箫，铜钹，长笛，尺八，短笛，毛员鼓，连鼗鼓，桴鼓，贝等数十件乐器（见《新唐书·礼乐志》）。其中，五弦、筚篥、曲项琵琶、方响、毛员鼓、钹等就是魏晋以来陆续传人中原的。另外，随着燕乐大曲的兴盛，这一时期的传统律学、乐学理论的研究也相当活跃。在音乐实践基础上产生的“俗（燕）乐二十八调”乐学理论，对宋元以后同一学术领域的研究发生了深刻的影响。
四、古琴遗踪
最后，有必要谈谈中国古代的乐谱。因为古代最重要的几种乐谱大都形成于隋唐时期。据有的学者统计，中国的古谱大约有32种。其中具有代表性的有：文字谱、减字谱、唐燕乐半字谱、俗字谱、工尺谱和二四谱等。目前最早的古谱是唐人手抄本《碣石调·幽兰》（原件现藏于日本）。它是全部用汉字记录下来的一份古琴谱。谱前序言说它是六朝人丘明（493～590年）的传谱。1885年，被留日学者杨守敬求索古书时发现后再传回中国。全谱分四拍，224行，每行20～24个字，共4954个汉字。文字记录的内容包括每个音的弦、徽位置，用什么指法，左右手如何运用等，同时除音高外，还透露出一些节奏、节拍信息。在文字谱基础上产生的减字谱，是古琴谱史上的一个划时代的革新。所谓减字谱，即将汉字减笔后组合成一种新的乐谱记号。这种记号包括了音的弦位、徽位、左右手指法、用哪种技法等，与文字谱相比，它有方便、简洁、明了、易读、易掌握等许多长处。据后世史书载，它是唐人曹柔发明的。自他之后，减字谱不断改进，一直沿用至今，历史上传袭下来的三千多首古琴曲都是用这种记谱方法保留记录的。唐燕乐半字谱的产生与燕乐的繁盛直接相关，它又分弦索谱系统和管色谱系统。弦索谱系统以琵琶和五弦琵琶谱为主体，管色谱则是宋代俗字谱的前身。20世纪初发现于敦煌“藏经洞”的琵琶曲谱，就是采用燕乐半字谱抄写的，今人称之为《敦煌曲谱》或《敦煌琵琶谱》。近期，这份乐谱已经成为古谱学界研究的热门课题。明清以来广泛使用于民间音乐和寺庙音乐中的“工尺谱”，一般认为它略晚于减字谱和燕乐半字谱。这种乐谱以“合、四、乙、上、尺、工、凡、六、五、乙”作为谱字和唱名，在民间鼓吹乐和寺庙音乐的传承、传播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二四”谱则是一种地域性的古筝谱，它用“二、三、四、五、六、七、八”作谱字，代表“Sol、La、Do、Re、Mi、Sol、La”（简谱首调唱名），在记录上比工尺谱更简要，但由于地域和乐器的限制，所以传播较窄。
（第三节）近古音乐
一、杂剧繁荣时期
这一时期包括了宋（辽、金）、元、明、清四代，约九百余年。如果说，此前的中国音乐虽产生于民间却大多数为皇宫贵族所享用的话，那么，自宋代起，中国音乐的一个主要趋势就是走向民间，以曲子词、说唱、戏曲为代表的新兴音乐体裁强化了这种趋势，并在俗化的大潮中，将中国音乐的艺术水准推进到了一个崭新的高度。
自然，这也是宋元以降，市民文化日益高涨在音乐领域的一种反映。
两宋时代普遍流行的一种新音乐体裁是“曲子词”。宋人王灼在《碧鸡漫志》中说：“盖隋以来，今之所谓曲子者渐兴，至唐稍盛。
今则繁声淫奏，殆不可数。古歌变为古乐府，古乐府变为今曲子，其本一也。”他以发展的眼光对曲子词的历史脉络进行了清晰的梳理。事实上，隋唐的曲子，到了宋以后，在很长的一个时期成为普遍流传的歌曲形式。甚至可以说，曲子词的发展，直接造成了宋词创作的大繁荣。许多著名词人的作品被用于实际演唱，丰富了曲子的内容，也提高了它的艺术表现力。还出现了一些精通音律的词家。如南宋婉约派词人姜夔，不仅作词，还为自己的词谱曲，他创作的17首《白石道人歌曲》（内旧曲填词二首，范成大作曲一首），是目前见到的最早的宋词歌谱，也是中国古代音乐史上罕见的署名作品。20世纪50年代，音乐史家杨荫浏先生，参照存世的民间乐谱，将其逐首译出，供歌唱家演唱。多年以来，姜夔的这批“自度曲”，已经成为研究宋词音乐的珍贵资料。
在民间，曲子除了作为单首歌曲被广泛演唱外，还渐渐形成了多支曲调连为套曲的趋势。其中一种称为“缠令”，即几个不同的曲调联缀而成，并在前面加“引子”，后面加“尾声”；另一种称“缠达”（也作转踏），即两个不同的曲调交替出现，再加上引子和尾声，成为一种新型的曲式结构。南宋绍兴年间，张五牛为勾栏艺人创造了一种以特殊节奏而引人入胜的歌曲，称其为“赚”，再把它运用于缠令之中，由此创出了一个兼容缠令、缠达和赚的新曲种——唱赚。凡此，都为说唱音乐和戏曲音乐的逐渐形成作了某种直接的准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