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在另一方面，在一个消费社会中，人际关系对人们来说又是非常地重要。为了说明这一观点，我们有必要从马克思的《资本论》中找到相关的阐述。在马克思看来，资本主义体系不同于先前的经济体系：就先前的经济体系而言，商品交换体系是建立在使用价值的基础上；而资本主义体系是建立在交换价值的基础上，追求的是商品价格的增长。阿多诺（Adorno，1991）发展了这一观点，他认为：正是因为资本主义注重了交换价值，以至于把社会关系也量化为金钱的形式，于是，商品就呈现出了不同的使用价值。根据他的观点，那就意味着：我们都在竭力依据自己所要获得的事物作为标准来定义自己，特别表现在与他人的关系上。我们列举阿多诺所经常引用的例子来加以说明：人们欣赏托斯卡尼尼的音乐会时所付出的代价，远远地超过了音乐会本身所具有的价格。
消费文化也可能会带来社会关系的紧张状态。波德里亚（Baudrillard，1981）认为：消费越来越趋向于其样式或他所谓的“符号价值”，而不是其实际功用。同样地，布尔迪厄（Bourdieu，1984）也认为：实际上，在我们的消费方式中，我们所购买的是符号，而不是产品。人们借助于他们所获得的产品，来表现与确立自己的身份，并以此证明自己的社会地位和个人发展。人们借助于自己所拥有的各种产品，如汽车、装束、饮食和度假等，来达到表现自己的目的。这种对于生活样式的消费所产生的负面作用是：它可能导致霍思（1977）所说的“地位竞争”，从而进一步助长人们相互炫耀、相互嫉妒、相互攀比与相互模仿的社会风气。
因此，这种消费文化由于其展示了社会的不平等而可能引起社会的不安宁。当人们的期望远高于他们的实际所有时，便会造成人们对社会的不满，而且，也可能会使得一些人采取非法的手段来获取他们所要的物品。在美国和英国，近年来已经出现了多例暴力抢夺——从那些穿鞋者那里——某种时尚品牌运动鞋的事件，因为这类运动鞋以其“符号价值”在市面上很受青睐。
如果我们纯粹地把自己作为消费者来看待，那么，这势必会不利于民众的共同体生活。相对于公民而言，作为一个消费者，无需对别人承担义务和责任，一切事务均可以在权利的语境中得以表述，即所谓的“消费者权益”至上。因此，在鲍曼（1992）看来，作为消费文化背后的真正推动力，资本主义也把个人的自由与消费等同起来。作为消费文化中的消费者，人们所追求的自我实现和自我提升——在推销产品的广告业的刺激下——可能具有高度的个人主义体验。
当然，我们不可过分地夸大或过高地估计消费社会对社会共同体生活的影响。这一点很重要。我们所有的人在日常生活过程中都扮演着多重的角色，消费者的角色只是其中的一种而已——尽管这是一种重要的角色，因为众所周知，我们的吃穿等生活需求都要通过购买商品来获得。不过，我们在这里只是想要说明：在西方民主国家中出现的消费社会与地方共同体生活往往背道而驰。这一点是显而易见的。但如果人们都如克劳斯和霍思等学者所说的那样，把自己拘囿于一种“赚钱-花钱”的文化样式之中，那么，他们参与民众共同体活动的时间就所剩无几了。
新技术、休闲与工作
技术的发展是共同体生活所面临的另一个挑战，尤其是它对工作与休闲的方式所带来的影响。罗伯特·帕特南（1995、2000）曾对这个领域进行了深入广泛的研究。他在一篇题为“美国市民生活的奇特消亡”（1996）文章中引证了许多的事例来说明：在过去30年中，美国民众的社会活动形式已经大量地消失，其中包括政治活动形式（如参与政党造势活动和参加公众集会等）和非政治活动形式（如参加俱乐部或其他组织活动）：从诸如家长-老师协会、妇女投票人联合会、红十字会、商会，甚至是木球协会等各种组织的成员人数的变化显示，在过去的20到30年间，许多传统性的、自发形成的协会的参与率已经减少了25%至50%。
帕特南的重要研究也为我们提出了一个问题：他的发现是否同样适用于其他的发达工业化社会？在与其他国家相比之下，美国过去以其自身的特点即所谓的“美国特色”引起了普遍的关注。然而，本书的主旨在于描述后现代性的基本进程正在超越国界而对所有发达工业化国家产生影响。因此，我们暂且不去讨论各国自身的不同特征，而继续关注人们在这种进程中所表现出来的共同的应对态度：即采取越来越个人主义化的和以自我为中心的行为方式。例如，最近在英国的巴兹尔登市（Basildon）所做的一个调查（这个调查被认为是可以代表英国人的一般态度）发现：自上世纪的90年代以来，人们无论是在思想上还是在行为上都已越来越表现出个人主义的趋向。这种趋向也反映在以下的事实中：55%的被调查者不从属于任何的俱乐部或社团。
不过，近来也出现了一些看上去与帕特南的观点有些不同的研究。例如，罗伯特·伍思诺（Robert Wuthnow，1994）对美国的一些小型组织活动进行研究后发现：40%的美国人从属于或参与了至少一种以上的小型组织。但他们参与这类小组活动的目的是为了保护他们的共同利益以及得到成员之间的相互支持。近年来，在美国，各种不同类型的市民政治活动有所增多；在其他西方民主国家，诸如自助小组之类的组织在数量上也有所增长——但这些组织可能被认为是低层次的社会资源。
因此，帕特南及其同事多年来所从事的关于市民共同体行为方式等方面的研究，从广义上来说还是受到普遍肯定的。正如有人在评论帕特南的《独自的游戏》（2000）一书时指出：帕特南的研究“满足了任何具有公正思想的读者”，那就是，他证实了美国的确面临着社会资源储存的衰竭。
为了阐明这种趋势，帕特南剖析了技术以及我们的休闲时间等方面的变化对削弱市民的共同体生活所造成的影响。他在研究中所采用的大量基础数据，大部分来自于芝加哥的美国国家舆论研究中心。他认为，年龄状态最能说明民众参与性的变化程度。尤其是老一代人——那些出生在上世纪40年代之前的人——非常乐衷于市民活动；与年青一代相比，他们参与各种协会、选举投票等活动的积极性较高。帕特南由此得出结论说：对于战后出生的人们来说，情况发生了新的变化，“这种变化表明他们不大愿意参与共同体的活动”。他认为，电视的普及对这一变化起到了关键的作用；从此以后，人们的社会参与性随之降低，而更倾向于退隐到狭小的个人空间。在战后时期，电视机的拥有量急剧上升，人们每天都守候在电视机前。例如，据估计，美国人现在平均每天观看电视的时间大约为4个小时。如果说帕特南的分析是正确的，那就意味着：当那些出生于上世纪40年代之前的人们逐渐逝去时，美国民众的社会活动参与率就会随之下降。
然而，有些学者则认为，电视也是一种社会性的和集体性的活动，因为每个家庭乃至不同国家的人们都在同一时间聚集在电视机前观看同样的节目，所以电视也为人们提供了一种共同的体验。但是，这也许是一种已经过时的观点，这种观点曾适用于电视出现的早期阶段，因为那时可供选择的电视频道寥寥无几。在那种情况下，人们观看相同的节目，并且在第二天上班的时候也有可能谈论着与节目相关的共同话题。现在的情况已经大不一样，卫星技术和数字技术的发展为人们提供了多元化的电视频道，于是，电视带给人们的是一种更加破碎的和个性化的体验。事实上，许多家庭拥有多台电视机，各人观看不同的节目。这意味着：即使是一家人，全家人也不大可能像过去那样聚集在一起，并从观看相同的电视节目中获得共同的体验。
为了激励更多的人参与地方和国家的政治，美国及其他西方民主国家都企图利用电子通信技术尤其是互动电视，来推进所谓的“用按钮开关操纵的民主”。但事实上，一种全国性的电视受众的局面已经消亡，其结果是：选区中选民的人数以及民众的参与程度反而下降。因此，有人认为：通过对地方和国家的一系列事务进行公民表决的形式，来增强民众的民主意识与促进民众的社会参与性，虽然互动电视在这种过程中能够起到一种积极的作用；但事实上，过剩的电视频道分散了电视受众，使得投票表决活动更加难以组织。
现在，让我们回到本章的主题上来。“用按钮开关操纵的民主”可能恰恰有损于共同体生活。从前，人们要以递送传单和游说政见等方式来为解决某一问题而奔走造势；而现在的造势形式无需人们离开家门去参与地方共同体的活动。同样地，原来要以在村镇会堂召集民众集会等方式来鼓动民众的政治意识，现在也用不上了。
所有那些传统的地方政治活动方式，都可以由互动电视的传媒形式（如召集“电子乡镇集会”等）来进行操作；实际上，人们根本没有机会面对面地聚集在一起。
不过，有些学者不赞同这样的观点：看电视可以是一种社会性的体验。例如，乌尔利希·贝克（1992）认为，电视"毁了人与人之间的直接对话，减少了人们的社会参与性。它改变了“人们交流、体验与生活的传统环境”。正如他所指出的：“每个人都处于孤立的状态，即使在家庭中也是如此；甚至当大家聚集在一起的时候，也是无言以对。”他由此得出结论说：“我们将要变成了一群孤独的遁世者。”纵然，电视中的众多节目和画面能够为人们提供一种真实生活的替代品；“人们也可以相信他们安坐在电视机前便能获得各种不同的生活体验”。
录像机的大量流行，进一步强化了以上的行为方式。这意味着：沃尔特·本杰明（Walter Benjamin）在他着名的“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品”一文中所表达的希望并没有出现。他曾认为，电影以及人们去电影院看电影的经历，是一种包含了政治因素的重要集体性体验。然而，在今天，人们只是偶尔地去电影院看场电影，因为他们可以很舒服地呆在自己的家里，通过电视机或录像机看到想要看的电影以及其他节目。看电视还有一个优势，就是明显比去电影院或剧院的费用要便宜。于是，集体观众也就越来越趋解散而成为单独观众。
全球性的通信技术（如因特网和电子邮件等形式）的发展，为我们提供了无须拘囿于周边环境就可以建立起社会关系网络的新途径。从这个意义上说，技术为我们带来了社会交往的便利。
不过，我们决不会满足于这种社会关系，因为技术为我们提供的只是一种局限性的沟通方式。天南地北的网络关系并不能替代真实的人际交往和情谊。若要建立亲密的人际关系，就需要我们相互之间常常相见，花时间相处，并从中获得可以分享的回忆。约翰·格瑞（JohnGray，1995）认为，通过因特网来建立社会关系，实际上是回避或逃避真实世界所面临的困境以及维持正常人际关系所需要的努力和责任的一种方式。有趣的是，1997年一份对英国白领工作者的调查显示：1／3以上的人承认他们以电子邮件的方式来回避直接的人际关系。
其他技术的发展及其广泛运用，也相应地减少了人们社会交往的机会。例如，轿车拥有者的日渐增多，必定会减少火车和公共汽车的乘客；而人们在乘坐火车或公共汽车时，可以获得更多的社会交往机会。同样，家庭洗衣机的普及，人们就无须外出到投币式自动洗衣店去了。而且，新技术已为“自助经济”的形成铺平道路，这一形式更进一步地减少了人们相互交往的机会。例如，现在大部分加油站都采用自助加油。我们可以通过因特网来购买书籍以及其他物品或服务，无需与销售人员直接接触。许多金融服务项目，打个电话或简单地填张表格就可以搞定，人与人之间面对面的接触机会大量减少。由于银行业务的网络化，我们在柜员机上便可以存取现金，不再需要与银行出纳员打交道。因为这些技术能为企业节省人员和成本，所以，自助经济形式看来会得到进一步推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