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尉书记，是不是再喊些人一起去？”包经理提醒说。他是怕发生意外，人少吃亏，自己伤了不说，伤了县委书记可不得了。
尉越涧抬起手腕看表，已是凌晨5点。他踌躇了片刻：这段时间烤烟收购是县里的主要工作，县委当然要管，但直接负责的是县乡政府和政府有关部门。烟草公司与甄县长的住处仅一路之隔，他们不去报告县长，而直接跑来找我，其中似有什么不便之处。我在此时通知政府反倒不好，不如干脆叫其他人为妥。叫谁跟着去呢？此时天还未亮，不好找人，找人浪费时间，去的人也不宜太多，人多了吓着老百姓。
尉越涧说：“小包，把车开到人武部，我们去叫人。”
为防止不测，他决定喊人武部黄政委、李部长一起去。
农民卖几片烟叶，卖给哪里不是卖？竟然惊动一县之主，还需县委书记大驾出马——其实这卖烟收烟之事乃是地方大事，与地方官员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牵动着主要领导敏感的神经。
现今考核党政领导干部的政绩指标数不胜数，其中重要的指标有国民生产总值、财政收入、森林覆盖、计划生育、社会治安等等。这些数据上报时都有一些水分，少数地方长官为了政绩，可以指令统计部门根据需要进行调整。一些高明的弄虚作假之徒靠着浮夸虚报得了好处，所以老百姓讥讽说“官出数字、数字出官”。但这其中惟有财政收入这项指标很硬，收了多少税，账上才能反映出多少财政收入，所以有经济学家说财政收入是地方经济综合发展的一面镜子。有了较多的财政收入才有较多的财政支出，收入多支出才大，钱多就显得财大气粗。种植烤烟效益比种粮食划算，农民可以多拿两文钱；烟叶是紧俏商品，目前是卖方市场，手握烟叶的地方官员走到哪里，屁股后面就有一大串烟老板跟着，如众星捧月一般。官员要考虑农民腰包鼓一点，自己手里也多有几文钱，面子大一点，形象丰满一点，就拼命发展烟叶生产增加财政收入。Y省是出名的“两烟财政”，烤烟卷烟的税收占全省税收的70%以上。金江县烤烟数量虽不算太多，但烟叶质量优质，税收约占全县税收的三分之一，所以，县领导不能不高度重视。
种烟收烟当中存在各种矛盾——农民与政府的矛盾、农民与烟草公司的矛盾、政府与烟草公司的矛盾、烟草经营部门与烟厂的矛盾、地方政府之间的矛盾等等。
从理论上讲，农民获得土地承包权以后，种植什么应该由农民根据市场需要自主安排，政府的责任是做好农副产品生产流通中的指导和服务工作。实际上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往往比市场那只“看不见的手”强劲得多。一些种植计划是上级政府以指令性计划安排下来的，否则政府设计划委员会干什么。如果下级政府不能完成当年的种植计划，上级不满意，可能对下采取一些制裁措施，还可能影响下级官员的仕途。特别是不完成烤烟种植计划，当地财政收入必然减收，烟草公司也要减少收入。因此，在引导农民种足烤烟计划面积方面，地方政府、烟草公司利益基本一致。而很大部分农民觉得种烟不如种其他划算而不愿意种植，政府的种植计划遭到抵制。这样政府只好把指标下给基层，由烟草公司出点血，拿出资金作补贴，在烟叶适宜区内的乡村干部组成工作组进村，利诱加说服引导农民种烟。有些地方农田已经种了其他农作物会被铲除，有些农民软磨硬顶，你铲除了我再种；基层再次组织力量进村去铲。几个来回，农民与政府矛盾尖锐激烈。基层干部被农民打得头破血流时有发生，政府不得不动手抓人进行处罚。
收获烟叶的季节，农民卖烟想的是多得两文钱，政府想多收税，烟草公司的利润是靠收进卖出赚取差额，压级压价收购能够多获利，这就形成农民、政府与烟草公司的三角利益之争。农民卖不到好价钱，就与烟叶收购人员吵闹。有狡黠的农民用小恩小惠收买收购人员；有的农民想方设法把烟叶卖到其他价格高的地方。政府对于烟草经营部门的压级压价当然不能放任不管，在可能调节的范围内尽量打压，迫使烟草公司就范。烟草系统人财物属于条条直管，地方党委管着烟草公司的党组织，公司领导班子的任命需要征求地方党委的意见，上级烟草部门与地方党委、政府意见不一致都难任免；农民种植烤烟需要政府组织，农民不种烟，烟草公司怎么生存发展？烟草公司也有一些难事有求于地方政府，对政府的要求也不能一概拒绝，会在一定程度上给予满足，但也不会全部满足——上级烟草主管部门与地方党委、政府意见不一致时，他们更多的会听命于上级烟草部门。农民要把烟叶卖到外地，政府与烟草公司当然不能坐视不管，肥水流了外人田，无异于让黄金白银白白外流出去，于是，就由烟草公司出钱，政府制定措施，组织人力，联手设关置卡围追堵截，千方百计防止烟叶外流。
每逢收烟时节，各地烟叶收购站点贴出醒目的大幅标语：“热情为烟农服务！”“不收人情烟，不收外地烟！”等等。但事实上，人情烟外地烟却照收不误。一些烟叶站压级压价收购本地烟，抬级抬价收购外面流进来的烟。你收我的，我收你的，地区之间形成烟叶大战，上级不得不派出工作组督察组进行协调处理，各方都拿着对方证据告状，你拿了我的证据，我也要拿你的证据，没有证据就制造证据，采取卧底派人到对方那里去卖烟叶，然后拿出卖烟单据作为告状的证据。这样的扯皮事年复一年层出不穷。
收到的烟叶，可由地方政府自行处理的数量不多，经过烘烤后大部分要交到烟厂，烟厂认为质量等级不合格要拒收。烟草公司还得花费精力协调与工厂的关系，协调不了则把矛盾转嫁给农民……尉越涧私下曾与人探讨过有什么锦囊妙计可以破解这道难题。
他的一个教政治经济学的同学曾分析说：“政府粗暴干涉农民的自由种植权、烤烟专卖政策及行业垄断、干部政绩考核机制的迷失是造成烟叶大战的根源，是紧紧套在烟农身上的绳索。从烤烟种植到收购的整个过程中，农民是弱势群体，最吃亏的是农民。强迫农民种烟迫使一些农民失去最优的收益；烤烟专卖没有体现市场经济价值规律，价格的制定权在于政府，烟草部门起着重要的作用，直接创造价值的广大烟农却没有任何发言权；干部考核只看生产总值、财政收入等几项指标，政府只顾收税出政绩，见物不见人；烟草行业凭借行业垄断和利己政策获取暴利；农民为多获一点利益而进行微弱的抗争。各种利益主体必然因诸多因素引发烟叶大战……”
尉越涧听罢一笑，说：“你这番道理确实博大精深，无以辩驳，我也懂，那你说怎么解决？”
“怎么解决？很简单，还种植权于农民，取消烟草专卖政策，打破地区封锁，改革干部考核评价机制。”那位同学轻松地说。
尉越涧嘲笑说：“你说的是大道理，但大道理吃不饱肚子。说得轻巧，当根灯草。恕我直言，你的这番宏论，只能写成论文换个学位而已。”
那人面有愠色说：“尉越涧，今天的你，一脚踏进官场，立场观点就变了啊。官场真是熏陶人的大学校，你终于熬成了一个明哲保身的官僚！”
尉越涧依然微笑着说：“我的高级教师，讲理论，你头头是道；论实践，你还不行。当家才知柴米贵，你来当一个县的家试试看。古代为什么称县官为父母官，就是要管老百姓的吃喝拉撒。收不上税来，一切无从谈起，发不了干部和教师的工资，走到金江路上，人们是对你还是对我指指戳戳？我们反复进行调研，在适宜种烟区，农民种烟的效益还是高一些，大部分农民种烟的积极性还是蛮高的嘛。”
“你尉越涧真是一个道地的官僚，歪道理还不少呢。当家才知柴米贵，养子才报父母恩。嗯，你们口称父母官，把老百姓看成子民，封建意识极浓。”那同学笑着反唇相讥。
尉越涧说：“你这个家伙，断章取义。你是饱汉不知饿汉饥，两个月不发工资给你，你跳不跳起来骂娘？”
金江县有金沙江、牛江、小江等江水作为天然屏障，除在陆地各个道口堵截烟叶外，还需严密设防几条江的桥梁渡口。你有政策我有对策，烟农选择从险峻的山道翻越过境。还有烟农租用小船在月黑风高的夜晚偷偷渡过江去。
此时，县烟草公司经理报告有数百人要到外地卖烟，县委书记当然不敢怠慢，非得亲自出马不可了。
吉普车开到县人武部，尉越涧给部长、政委通报了情况。
李部长问：“尉书记，需不需要再带一台车，喊上几个人。”
尉越涧说：“不要喊人了，我们抓紧时间赶到渡口，你们赶快上来。”
之后，烟草公司的吉普车朝着金江渡口飞驰而去。
尉越涧坐在车子的副驾驶位，微微闭目的他却不能怡然养神，他的思绪已经飞到远处——金江渡口是一个怎样场面？到了那里将会发生什么事情？
他的脑海里忆起了在关河处理突发事件的经历，调解民众矛盾、组织扑救森林火灾、处理安全人员封堵爆破违法开采的小煤窑与矿主矿工发生的争执等等。在处置这些突发事件中，确曾出现过非常惊险的情况，但总能化险为夷。所以，关河县委书记笑称尉越涧为“福将”，多数突发事件都很自然地交由“福将”处理。
今天去金江渡口自己还是不是福将？他想不外乎三种情况：一是平稳顺利地解决问题；二是通过工作仍不能说服烟农，只好让他们渡过江去卖烟，对面针对金江大规模的卖烟行动也不敢坦然收购，必然会与Y省联系，这种结局影响到金江县委、政府威信，增加烟农运输成本，形成烟叶外流的多米诺骨牌；三是场面混乱，烟农愤怒，将他们几人轰走，最坏的是发生暴力袭击，出现人员受伤等等情况。
他分析了各种不测，不禁抽了一口凉气，刚想睁眼征求黄政委、李部长的意见，耳边突然响起撕心裂肺的急刹车声音，额头碰着车顶棚，被撞击的右脚完全失去知觉。
原来，奔驰的吉普车在接近糖厂的一个拐弯处，差点和大货车相撞，两位司机都来了个急刹车，惊人的惨剧才没有发生。
路边背烟叶的一对中年农民夫妇和一个小孩儿因避让急速行驶的车辆，被挤摔倒在公路侧沟里。
吉普车上的人焦急地问：“尉书记，摔着没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