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元末明初的一代名儒，宋濂以文学见长，一篇《送东阳马生序》留传至今。除此之外，宋濂与刘基、高启并称为明初诗文三大家，被朱元璋称为“开国文臣之首”，官至翰林学士，并主持编修了《元史》。
青萝山房
宋濂（1310～1381），字景濂，号潜溪，浦江（今浙江义乌）人，别号玄真子、玄真道士、玄真遁叟等，是元末明初著名的文学家。宋濂自幼家境贫寒，却非常好学，早先曾拜元末古文大家吴莱、柳贯黄等为师。元顺帝曾亲自下诏，召他为翰林院编修，他看出元朝气数已尽，以奉养家中父母为由，隐居到东明山修道著书。
至正二十年（1360），宋濂与刘基、章溢、叶琛先后受聘于朱元璋，被尊为“五经”师。朱元璋建立大明王朝之后，又任命宋濂为江南儒学提举，专门负责给太子朱标讲经。洪武二年（1369），宋濂应召编修《元史》，官拜翰林学士承旨、知制诰，朱元璋立国时的朝廷礼乐制度，便是由他主管制定的。洪武十年（1377），宋濂看透朝廷党祸，主动辞官告老还乡。
元朝末年，各地大兴私家藏书的风气，当时在浦江地区，论到藏书之广之精，莫过于宋濂。宋濂早在青年时期就开始收藏各种书籍，因元末战火连年，宋濂为避兵祸，举家迁居到浦江，隐居在青萝山中，筑起屋室作为读书之所，并亲笔题名为“青萝山房”。多年之后，兵乱渐止，官家和城中的一些私藏书籍遭到了严重的损毁，宋濂的“青萝山房”却因隐居山中得以保全。
宋濂晚年，长孙宋慎牵连到胡惟庸党案中，全家被流放至茂州（今四川茂汶羌族自治县）。洪武十四年（1381）五月，宋濂在流放途中病死于夔州（现在重庆奉节），终年七十二岁，后被追谥文宪，其生前著有《宋学士文集》、《孝经新说》、《送东阳马生序》等著作。
道统文学
道统文学观念主要分两种，一种是以韩愈、欧阳修两位唐宋时期的古文学家为代表，他们主张“文以明道”，强调“文”是用来讲明道理的。另一种是由宋代理学家提出的，他们认为前一种道统文学观是不彻底的，于是提出了“文道合一”甚至“作文害道”的理论，以防文人在“道”之外受到“文”的左右。
宋濂的文学思想属于后一种理学家的观点，他强调文并不是专指辞翰之文，而是道的表象，文与道相始终，道文不可分。宋濂在他的文章中反复强调“文非道不立，非道不充，非道不行。文外无道，道外无文”。由《元史》可知，“文道合一”论受到了当时官方的支持。南朝史学家范晔将《后汉书》分为《儒林》、《文苑》两传，目的是为了区分经学之士与文学之士，从那之后的每代史官编修正史时多沿袭这种分法。但宋濂参与编修的《元史》却取消了这种区分，只单独立了《儒林传》，可见当时官方多数文人均认为经艺文章是不可分的。《元史》的编修奉的是朱元璋的诏命，这样做完全迎合了朱元璋的意愿。在朝廷出面支持的情况下，这种理论给后来的文学发展带来了极大的影响。
在宋濂的文集中，充斥着许多美化明初统治集团及褒奖贞节妇女的作品，这是他的“道统”文学最为集中的表现。宋濂的散文文字简练而典雅，极少做过多的渲染，文风变化多样，一点也不僵硬，具有明显的道德规范的特征。正是这种高超的语言技巧和成熟的文章风格，使他的作品成为了明朝初年道统文学的典范。
独尊宋儒
在宋濂身上存在着理学家和文学家的两重性格。他的文学思想主要是继承了郝经、刘将、孙余绪三位老师的风格，以倡天道、事功、文章三位为一体。宋濂在文学本体论上则是延续着理学“文道合一”的观念，这种观念主要表现在编修《元史》时，他将“儒林”与“文苑”二者合一，完全站在了理学家的立场上，并以皇权意识为中心，自觉配合了朱元璋“独尊宋儒”的文化政策。
宋濂的文学创作道路可以分成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至正二十年（1360）之前，当时天下大乱。这一时期宋濂的作品多以逃避乱世、歌颂隐逸为基调。第二阶段为明朝建国以后，这一时期他写了许多庙堂典册之类的文字，还有一部分元勋巨卿的碑铭传记，这些文学作品受到同辈及四方文人的推崇。宋濂的庙堂文学总体来说还是有着正面意义的，多数作品中都体现了儒家进取的精神。
在宋濂的文学作品中，首先采用了“台阁体”，因此宋濂当之无愧地成为了“台阁体”文学的奠基人。在《汪右丞诗集序》一文中，他将文章分为台阁体与山林体两大体派，尊台阁而贬山林的意识非常明显。宋濂所写的那些雍容静穆的庙堂文章主要也是以“台阁体”为创作范本，如《阅江楼记》本着靠近圣意为出发点，设想天子登楼时的思想活动，赞叹朱元璋的“致治之思”。此后的三杨台阁文就是源于此的应制文章。
其实真正能够显示出宋濂文学造诣和精神的文学作品，并不是他的庙堂文，而是由他选材、随性由感而发的传记文，记述浦阳历史名人的《浦阳人物记》就是这类文章的代表作，再有就是为婺州先贤立传的《杂传九首》和其他具有传奇色彩的传记。这些作品准确地抓住具有特征性的细节，采用对比映衬的写作手法，突出表现人物性格，又如宋濂的自传《白牛生传》，形神兼备，形象揭示了其精神面貌。
《送东阳马生序》
宋濂少年时读书非常刻苦，书到了他的手里，总是马上翻阅，几乎没有一日不在读书，这也正是他之所以能够取得巨大的文学成就的主要原因。宋濂在文学上主张从真实事物或事件出发，这样才可以写出上等的文章。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他创作出了许多著名篇章，如《秦士录》、《王冕传》、《胡长孺传》、《李疑传》、《环翠亭记》、《看松庵记》等，其中《送东阳马生序》是他最著名的作品之一。
当时，宋濂还在京城做官，有个叫做马君则的青年是他的同乡，在京就读于“太学”。明洪武十年（1377），宋濂为避祸告老还乡，第二年，受朱元璋的诏命，从家乡浦江回到京城去朝见朱元璋。还在太学读书的同乡晚辈马君则慕名拜访，宋濂就写了这篇《送东阳马生序》给他。文章主要述说了自己的学习经历，勉励马君则要勤奋学习，做一个德才兼备的有用之人。宋濂并没有因为地位与年纪的差别，板起脸来训教马君则，而是现身说法，讲述了自己青少年时期求学的艰难，动之以情，晓之以理，并对马君则寄予了殷切期望。
在《送东阳马生序》这篇文章中，有一部分讲述的是宋濂自己的事，有一部分是别人的事，这些刻苦求学的真实事迹，娓娓道来，如读者亲历，感人至深。当然，马君则也不同于一般的学生，他不怕辛劳，一心求学，不然宋濂也不会如此谆谆告诫。这篇劝学的文章言简意深，一直广为流传。
宋濂不仅学识渊博，文才超群，还是个政治经验丰富的人。他能够看透时局，在朱元璋大杀功臣之前就先行告老还乡，退隐山林。在《送东阳马生序》
中，他对朱元璋加以赞颂，为避猜疑，整篇序文中不讲为国为民这些极易涉嫌政事的语句，只讲那些读书的问题，大谈读书还不忘赞扬一下由朱元璋主办的太学。可见宋濂不仅是个饱学之士，还老于世故。不过，纵使他再小心谨慎，后来还是被他的孙子牵连，最终客死异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