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议，是东汉后期在官僚士大夫中盛行的一种褒贬人物、左右舆论的风气，后逐渐演化成为官僚士大夫，太学生抨击外戚、宦官的腐朽统治的一种方式。而党锢则是把持朝政的宦官集团，诬蔑反对他们专权的官僚士大夫结成朋党，对官僚士大夫采取政治迫害。
东汉后期外戚、宦官的轮流专权，特别是宦官的专权，使封建统治日趋黑暗，为挽救社会危机，一些正直开明的官僚士大夫，便挺身而出，对外戚和宦官专权进行抨击，尽自己可能，打击外戚和宦官势力。和帝时，外戚窦氏势力如日中天，朝廷上下全都观望风色逢迎窦氏，但司徒袁安凭着他在朝廷中甚重的威望，以其高尚的节操，勇敢地向窦氏挑战。当他了解到执金吾窦景放纵奴仆和部下抢劫商旅、奸淫妇女、擅征边郡骑兵精锐的恶行后，愤怒地向和帝弹劾窦景，要求将其处死示众，并建议对不能举报窦景违法行为的司隶校尉、河南尹予以免官治罪。因袁安的弹劾，窦氏死党中有四十多人被免官或贬职。桓帝初年，梁冀牢牢地控制着朝廷，但太尉杜乔一身正义，不肯向奸佞屈服，他上书桓帝说：“自古以来，圣明的君王，都以任用贤能，赏有功，罚有罪，作为头等大事。亡国的君主，他的朝廷，不可能没有忠贞干练的栋梁之臣，不可能没有赏功罚恶的规章制度。问题就在于，虽有贤能而不能任用，虽有制度而不能施行，不听忠言，不察奸邪。陛下即位后，不礼敬忠贤，却分封内臣。梁家一门和宦官中的卑微之辈，无能而获官，无功而受封，这不仅使人们失望，使朝政混乱，甚至还要丧身亡国，陛下不能不三思。”最后杜乔被梁冀送进监狱，死于狱中。
桓帝以前，官僚反对外戚、宦官的斗争，还仅是个别人的行动。桓帝以后，随朝政的更加黑暗，越来越多的官僚士大夫联合起来投入斗争，因此，在朝廷中就有了“清流”“浊流”之分。
所谓“清流”，是那些自认为是靠正常仕途做官，特别是世代公卿、累世传经的官僚士大夫们的自我标榜。而“浊流”则是“清流”官僚们对那些依傍权臣、宦官而当官人的蔑称。“清流”和“浊流”实际上是代表着官僚士大夫和宦官集团两个不同的势力。
在桓帝以后，太学生也加入了官僚士大夫反对外戚、宦官，特别是反对宦官专权的斗争。光武帝时，为扩大自己的统治基础，为选拔到更多的优秀人才，曾大办学校。除中央太学外，地方郡国也有学校。安帝、顺帝时，为笼络儒生，又扩充太学，到顺帝时太学生就多达三万多人。这些太学生本来靠“明经修身”，可以顺顺当当地步入仕途，但当外戚、宦官专权后，任人唯亲，裙带成风，交相请托成风，使官吏选举制度流于形式。例如，顺帝初年，河南尹田歆奉命选举六名孝廉，但实际上早已内定五人，名士入选仅一人，因此，当时流传着这样一首歌谣：“举秀才，不知书，察孝廉，父别居，寒素清白浊如泥，高第良将怯如鸡。”从而使儒生求官的道路被堵塞了。在朝政黑暗，国家危亡，在自己的切身利益受到威胁的情况下，太学生们当然要加入到反外戚、宦官，特别是反宦官的斗争中来。
这一时期，官僚士大夫们利用各种方式对宦官及其爪牙进行坚决的打击；而太学生们则利用太学这一阵地，以“清议”为手段，“品核公卿，裁量政治”。
官僚士大夫对宦官及其爪牙的打击，在地方以李膺为代表，在中央则以陈蕃为代表。
李膺字元礼，颍川襄城（今河南襄城县）人。出生于官宦世家，其祖父安帝时曾任太尉，父亲担任过赵国相。李膺性格简朴正直，与人很少交往，早有威廉之名。后被司徒胡广所辟，先后任青州刺史、渔阳太守、蜀郡太守，乌桓校尉、度辽将军、河南尹、司隶校尉。在任青州刺史时，所属的郡守、县令，畏其威明，多望风弃官。公元165年（桓帝延熹八年），李膺刚任司隶校尉几天，宦官张让的弟弟张朔，担任野王县的县令，因其在任贪污残暴，没有德政，怕李膺追查，便逃回洛阳，躲在张让家的合柱中。李膺得知这一情况后，亲自带人来到张让府中，破开合柱，将张朔逮捕入狱，审讯属实后，当即处决。张让见自己的弟弟竟被李膺处死，便在桓帝面前诬告李膺。桓帝马上召见李膺，责问他为什么不先请示批准，就随意捕人、杀人。李膺回答说：“过去，孔子担任鲁国的大司寇，只有七天就把少正卯给杀了。而臣到任已是十天，深怕因拖延时间太久遭到责备，想不到因行动太快而获罪，臣深知罪责严重，死在眼前，特向陛下请求，让我再在职位上停留五天，以捉拿所有元凶，退就鼎镬，死而无憾！”听了这番话，桓帝无话可说。从此以后，所有的黄门、中常侍等宦官，都是谨慎恭敬，甚至连说话都不敢大声，节假日也很少出宫。桓帝觉得奇怪，问他们是怎么啦？众宦官一齐叩头哭着说：“我们都给李膺搞怕了。”
陈蕃，字仲举，汝南平舆（今河南汝南）人。陈蕃也是出身于衣冠望族。陈蕃年轻时，独居一室，虽学习很刻苦，但庭院污秽不堪。一天，他父亲的好友来访，见室院如此杂乱无章，就对他说：“你怎么能不将屋子洒扫干净以待宾客呢？”陈蕃回答说：“大丈夫处世，当扫除天下，安事一室乎？”后人也有人对陈蕃的这番话严加贬抑，“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就是针对陈蕃这番话而言的。但不论怎么说，“大丈夫处世，当扫除天下”表达了陈蕃的凌云壮志。少有大志，壮有高行。陈蕃在桓帝时官至太尉，灵帝时诏为太傅，他便以自己的地位和外戚、宦官进行着不懈的斗争。并保护那些和外戚、宦官进行斗争的官僚士大夫们。桓帝即位后，颁布的第一道诏令就是大封外戚，此后更是大封、特赏不断，陈蕃上书力劝桓帝应封赏有度。他说：“高祖时就已有约，非功臣不侯，而现在无功使赏，授位不料其住，裂土莫纪其功，至一门之内，数人为侯，致使纬象失度，阴阳谬序，稼用不成，民用不康。”公元159年，桓帝诛杀外戚梁氏后，宦官因诛梁有功而得势，白马县令李云，用不缄封的文书公开上奏桓帝，并将副本抄送太尉、司徒、司空等府。上奏中，李云历数宦官专权所带来的贿赂公行、政令和教化的日益败坏，指责桓帝观察不周，处事不公，用人不当。桓帝见到奏章后，暴跳如雷，下令收李云入狱，并收捕了几名同情和为李云鸣不平的官员。但陈蕃不为所惧，仍上书桓帝，请求赦免李云。宦官专权后，各地的爪牙们倚势横行，因此，太原太守刘王质诛杀了贪横恣肆的小黄门赵津；山阴太守翟超奉公不挠，与督邮张俭查没了宦官侯览的财产。这几件事使宦官深为怨恨，就因缘僭诉于桓帝，桓帝黑白不分，是非不辨，竟然下令收刘王质等人入狱，判刘王质死刑，翟超苦役。陈蕃马上和司徒刘矩、司空刘茂上书为刘王质等人请求桓帝赦罪，引起桓帝不快。宦官死党们也乘机弹劾陈、刘，使二刘不敢再言，但陈蕃仍独自上书极谏。陈蕃的无畏之举，使宦官从此以后怕他而退避三舍。公元166年党锢祸起后，陈蕃上书说：党锢“杜塞天下之口，聋盲一世之人，与秦焚书坑儒，何以为异？”
正因为李膺、陈蕃不畏强权，欲为天下扫除污秽，再造太平盛世，所以深得天下景仰，人们称李膺“谡谡如劲松下风”，陈蕃“轩轩如千里之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