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官僚士大夫以行动打击外戚、宦官势力的同时,太学生则以“清议”作为手段,制造舆论,抨击腐朽统治。太学生们的“清议”多以谣谚的方式出现。梁冀专权后,对直言极谏的太尉李固以“妖言”罪处死,并暴尸街头。为抨击梁冀的这一专横残暴行为,就有了“直如弦,死道边;曲如钩,反封侯”的谣谚。桓帝时,选官混乱,依靠裙带关系,请托权门成风,恰好桓帝即位前曾受学于甘陵(今山东临清东北)经学大师周福,即位后即擢周福为尚书。而甘陵还有一位经学大师叫房植,官任河南尹,颇有盛名,因此就有谣谚说:“天下规矩房伯武,因师获印周仲进。”对于那些敢与和外戚、宦官作斗争的人们则评价甚高。如对李膺和陈蕃,就有“天下楷模李元礼,不畏强御陈仲举”之语。由于太学生们的“清议”,特别是对人物的褒贬往往能够左右乡里的舆论。因而也就能够影响到一个人官运前程,所以“自公卿以下,莫不畏其贬议”,造门谒见。
当然,太学生们并不是仅仅停留在“清议”上,为反对宦官的专权,他们先后举行了两次学潮,从而由政治抨击发展到政治行动。
第一次学潮爆发于公元153年(桓帝永兴元年)。这一年,连续发生蝗灾和水灾,波及32个郡国,出现流民数十万户。就在这样的多事之秋,朱穆被任命为冀州刺史。到达冀州后,就听说宦官赵忠在他父亲去世后,葬礼奢侈且逾制,竟用只有皇帝和王侯才能使用的金缕玉衣。朱穆听后十分气愤,当即下令掘墓开棺检查。桓帝听后,在左右宦官的唆使下,把朱穆召致廷尉问罪,判处到左校营罚做苦役。这件事一传出,就引起了太学生们的强烈反响。数千太学生在刘陶的带领下,拥到宫门请愿,上书为朱穆鸣不平。这篇上书是历史上有名的痛斥权宦的檄文。上书说:“我们认为,身负枷锁的刑徒朱穆,秉公办事,尽忠报国,从他被任命为冀州刺史的那一天起,就立志铲除奸佞和邪恶。的确是因为那些宦官们居位尊贵,又受到皇帝的宠信,他们父兄散布在各州郡,也依势竟为虎狼,残害百姓。所以朱穆才伸张国法,修补法网,惩处恶人,以合天意。由此才结怨于宦官。在宦官们的谗言之下,朱穆被罚做苦役。天下有识之士都认为,朱穆勤于王事,如同大禹和后稷,却受到共工和鲧一样的惩罚,若死者有知,尧将发怒于崇山,舜将忿恨于苍梧。当今的宦官等皇帝的左右亲信,窃据和把持国家的权力,手中握着生死予夺大权,他们的话,就是皇上的旨意。行赏时可使行将饿死的奴隶富比王侯,发怒时可将伊尹、颜回化为桀的盗跖。然而朱穆却昂然而出,奋不顾身,并不是因为他赠恶荣耀而喜爱羞辱,憎恶生命而希望死亡。而是因为他深感朝纲不振,惧天网之久失,所以才竭忠尽心,为皇上深谋远虑。我们愿接受在脸上刺字,脚戴铁镣,代朱穆去服苦役。”整篇上书慷慨激昂,其中的“窃持国柄,手握王爵,口含天宪”,成为后代形容权宦专权的名句。由于太学生们的请愿,使桓帝不得不下令赦免朱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学潮以太学生的胜利而告结束。
第二次学潮爆发于公元162年(桓帝延熹五年)。前一年,59岁的泰山太守皇甫规自愿要求去平定并、凉二州的羌人暴动,桓帝因此任命他为中郎将。皇甫规只用了短短的几个月时间,就以其清平的政治,规劝、安抚了数万羌民,使并、凉恢复了平静。平羌有功,皇甫规理当受封,可宦官徐璜、左倌却企图从中索要财物,被皇甫规所拒绝。徐璜等人恼羞成怒,就以皇甫规没有肃清羌人的这一莫须有之罪,把皇甫规打进监狱,判处到左校营服苦役的刑罚。皇甫规平羌不受封反受刑的冤狱,再一次激怒了太学生。太学生张凤率领三百名太学生,并联络了一部分正直的官僚士大夫,到皇宫前请愿,为皇甫规鸣不平,正好遇到朝廷颁布大赦令,皇甫规才得以释放回家。
官僚士大夫和太学生们的行为,激怒了宦官,终于导致了大规模的政治迫害活动。
事情是由一个叫张成的人引起的。张成是一个方士,精通占候之术,并和宦官交往甚密。有一次,他从宦官处听说朝廷即将颁布大赦令,便谎称推算出朝廷即将大赦,叫他儿子去杀人。司隶校尉李膺便督促部下,逮捕了张成父子。当了解到缘由后,李膺十分气愤,但不久朝廷果然颁了赦令。李膺心中更加愤怒,竟置赦令于不顾,把张成父子处斩。于是宦官指使张成的弟子上书,控告李膺目无朝廷,并指控李膺等人专门蓄养太学的游士,结交各郡派到京都求学的生徒,互相标榜,结成朋党,诽谤朝廷,迷惑和扰乱风俗。奏章呈上后,桓帝盛怒之下,下诏各郡国逮捕党人,先后逮捕李膺等二百余人,宦官更是推波助澜,大肆制造冤狱,使朝野上下,一片恐怖,时在公元166年(桓帝延熹九年)。第二年,在外戚窦武的力谏之下,桓帝迫于舆论的压力,再加之这年5月发生了一次日食,不得不在6月初八下诏大赦天下。但把李膺等人遣送还乡“禁锢终身”,也就是把他们的名册,分送太尉、司徒、司空三府,使他们终身不许再出来做官。这是第一次党铟之祸。
宦官集团的残酷迫害,并没有吓倒正直的官僚士大夫和太学生,反而使他们公开地站在一起,互相标榜。太学生把那些敢同宦官集团作斗争的知名人物,冠以“三君”。君者,言其为一代宗师也。窦武、刘淑、陈蕃是也;“八俊”。俊者,言其为一代俊杰,为李膺等人;“八顾”。顾者,言其能以德引人,为一代德行表率;“八及”。及者,言其为一代导师;“八厨”。厨者,言其能以财救人,为一代侠士。这些举动,无疑是对宦官集团的蔑视和挑战。
桓帝死后,灵帝继位。外戚窦武以太将军辅政,陈蕃、李膺等党人均被一一起用。但当窦武、陈蕃因密谋尽诛宦官事泄而被杀后,党人再度被废黜。
完全控制政权的宦官们生怕党人们东山再起,每次灵帝下诏,都要让灵帝重申对党人的禁令。但宦官们还不满足,必置之死地而后快。公元169年(灵帝建宁二年),山阳郡东部督邮张俭,因宦官侯览在家乡残暴百姓,上书举告侯览及其母罪行,请求诛杀侯览及其母,这一上书落到了侯览手中。侯览马上指使人上书诬告张俭与同郡24人结为同党,企图危害国家,灵帝下诏逮捕张俭等人。这年10月,大长秋曹节暗示有关方面奏报说:“互相牵连结党的还有李膺等人,请交付郡州官府审问。”当时,灵帝只有14岁,对有些东西还搞不明白,就问曹节:“什么叫互相牵连结党?”曹节说:“就是党人。”灵帝又问:“党人有什么罪恶,一定要诛杀?”曹节又回答说:“他们互相推举,结成朋党,图谋不轨。”灵帝再问:“图谋不轨?他们想干什么?”曹节回答说:“打算推翻朝廷。”听说党人要推翻朝廷,灵帝就批准了。面对宦官的这次迫害,党人们表现得很悲壮,当有人把官府将抓人的消息告诉李膺并让他快逃时,李膺说:“侍奉君王不辞艰难,犯罪不避刑罚,这是为人臣的节操,我已年届六十,生死有命,逃向何方呢?”说完便主动到诏狱报到,被酷刑拷打而死。党人范滂在临行前和他母亲诀别,告诉母亲说:“弟弟孝顺恭敬,足可以供养您,我则追随父亲去九泉之下。这样,生者和死者,都各得其所。求您不必悲伤。”范母说:“你今天得以和李膺他们齐名,死有何恨!既已享有美名,又要盼望长寿,岂能双全?”范滂是跪在母亲身边,聆听母亲的这段临终教海,听完后,再拜而别。临行前,范母对回头依依不舍的范滂说:“我想教你作恶,但恶不可作;教你行善,即我不作恶!”在场的人听了,无不潸然泪下。
这一次因党人案被处死的共有一百余人,他们的妻子儿女全部被放逐到边郡。天下豪杰,以及有良好品行和道德的儒生,大都被宦官指控为党人;平时和宦官有怨的人也被指控为党人,先后被处死、放逐、废黜、禁锢的,又有六七百人之多。这一次党锢一直延续到黄巾大起义爆发。
司马光在评论党锢事件时曾说过:“天下政治清明,正人君子在朝廷上扬眉吐气,依法惩治小人的罪过无人不服。天下黑暗,正人君子缄口不言,以躲避小人的陷害,尚不能自保。而党人生在昏乱时代,又不担任朝廷的高官显位,面对天下民怨沸腾,却用舆论去挽救,评论人物的善恶,斥恶奖善,这就犹如用手去动毒蛇的头,用脚去踩老虎的尾巴。以致不仅自身遭受酷刑,灾祸也连及朋友。读书人大量被害,王朝也跟着灭亡了,岂不可悲!”应当说,司马光的评论是片面的。党人们的斗争,是中国知识分子忧患意识的一次最直接的、最突出的体现。他们那种“杀身以求仁”的气节对后世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激励着后人在国家危难,社会危机的关头,忧国忧民,愤而忘私。
两次党锢之祸,标志着宦官专权的东汉王朝已腐朽到了极点,时人郭泰在听到党人相继惨死的消息时,暗中悲恸地说:“《诗经》说过:‘人才丧失,国家危亡’。汉王朝行将灭亡,但未知‘瞻马爰止,于谁之屋’耳。”是啊,汉王朝是气数将尽,“乌鸦飞翔,停在谁家”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