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西汉后期的社会危机，眼看着汉政权摇摇欲坠，统治阶级内部的有识之士忧心如焚，都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挽大厦于将倾。
元帝继位后不久，前将军肖望之、光禄大夫周堪，利用曾担任过元帝的老师、彼此情谊很深的条件，向元帝推荐了皇族出身、精通儒家经典、品行纯正的谏大夫刘向兼任给事中，又推荐了侍中金敞，同在元帝左右。想通过四人的同心合力，规劝、引导元帝纠正政治上的失误，重振汉威。肖望之针对宦官弘恭、石显担任中书令和仆射，掌管中书机要，形成专权的现实，上书元帝说：“中书，是传宣诏令的地方。位居朝廷中枢，掌管机要，应该由光明正大的人担任。武帝因为常在宫中宴饮作乐，才改用宦官，这并不是古代的制度。请陛下解除宦官兼任中书一职的规定，这才符合古代君主不接近受刑罚致残之人的礼制。”对肖望之的这一建议，虽然元帝也是心意向往，但因即位后身常患病，离不开宦官；同时元帝为事小心谨慎，不太敢轻易改变祖先的安排，所以没有采纳。相反，却在宦官和外戚的压力之下，把刘向调出中朝，改任外朝的宗正。肖望之却因这一建议得罪了宦官，被石显以“召致廷尉”“骗过”元帝，打进监狱，后自杀身亡。
肖望之死后，石显和外戚史高等人沆瀣一气，使朝廷乌烟瘴气。已被罢黜成平民的刘向上书元帝说：“我听说舜任用九官，大家济济一堂，互相礼让，和睦之极，万物也是欣欣向荣。所以洞箫才吹出名叫《韶》的乐章，凤凰也飞来朝拜。到了周厉王、幽王的时候，朝廷内相互排斥怨恨，则日食、月食相继发生，冷冽的泉水沸腾翻涌，高岸为谷，深谷为陵，霜雪也失去了调节。由此看来，和睦可以招来祥瑞，互相诋怨则会造成灾异。这是天地运转的规律，古今一贯的公理。而今陛下开创三代盛世之宏业，揽招儒生，给他们以优厚的待遇，宽容他们的过失，使大家同时进取。然而，今天贤能的人和一些坏人混杂在一起，黑白不分、正邪不辨，使忠奸同时进入政界。使朝廷臣僚意见不和，互相拆台，甚至是谗言相害，惹出不少是非。特别是那些佞臣小人，他们结党成帮，陷害正直大臣。正直大臣的晋升，是国家治的表现；而他们遭受陷害，是国家乱的所由。而对治乱契机，却不知道任用谁，这是臣所寒心的。陛下登极已是六年了，这六年中所出现的天灾变异之多，是历史上所少见的。之所以如此，是因为说别人坏话的人和邪恶的人都进入朝廷的缘故。这些人之所以能进入朝廷，是因为陛下心怀猜疑。由于陛下有怀疑之心，才招来奸臣的陷害之口；由于陛下的不当机立断，才给群邪打开大门。说别人坏话的人和邪恶的人得意，则有德行和有才能的人失意，群邪增多则君子减少。众多的历史事实都证明：治和乱，荣与辱，首先在于人主信任什么人。愿陛下以您的贤明智慧，深思天地大公无私之理，以历史为借鉴，注意考察时局的变化。放逐奸佞邪恶的小人，击破专门从事阴险构陷的集团，关闭群邪幸进之门，广开光明正大之道，坚决果断，不要犹豫怀疑，使是非明显可知，这才是太平的基础，万代的利益。”但刘向的这份奏章，并没有引起元帝的注意，相反却落到了石显的手中，使石显和许、史两大外戚集团勾结得更紧了。
成帝时，王氏家族的势力是越来越盛，刘向于是密奏成帝说：“臣听说，君王没有不希望国家安定的，然而却常常出现危机；没有不希望国家长存的，然而却常常亡国，为什么呢？这是因为失去了驾驭臣下的手段。大臣掌握权柄，主持国政，没有不危害君王的。因此《书经》上说：‘作为臣子而作威作福，就会危害君王的家族，给国家带来凶险。’孔子说：‘皇家不能支配俸禄，政事都由大夫主持’，这是危亡的征兆啊！如今王氏一族充斥朝廷。大将军掌握权柄，主持国事，五侯骄奢淫佚，作威作福。品行卑鄙，却声称为治国效劳；身怀私心，却假托为公。打击忠臣，排斥宗室，从古至今，外戚越分尊贵没有像王氏这样严重的。陛下身为刘姓子孙，有守持宗庙的责任，如果让国统转移到外戚手中，您纵然不为自己打算，又怎样对待列祖列宗？请陛下留意三思。”成帝读了奏章后，召见了刘向，为刘向的心意叹息悲伤，对刘向说：“你暂时不必再说了，我会考虑的。”然而最终是不了了之。
公元前15年（成帝永始二年），凉州刺史谷永更是直言不讳地上书成帝说：“臣听说君临天下、主宰国家的人，他们忧患在于，上面有使国家危亡的事情，而指出危机挽救危亡的建议却不能上达君王。如若能很快上达，那么商、周就不会改姓而轮流兴起，历法也就不会作三次改变而轮换使用。夏、商行将灭亡之时，连行路人都很清楚，而君王却安然自得，自以为自己真的就象天上的太阳一样，永远没有人能危害他。因此，直到王位倾覆，仍不醒悟。《易经》说：‘危机出现时，有使其转危为安的办法；国家将亡时，有使其保全长存的措施。’陛下若能宽容地垂听下面的建议，不因言论触犯忌讳就加以诛杀，使地位低下的如草芥的大臣也能在陛下面前畅所欲言，那就是群臣最大的愿望，也是国家的长久福气。”谷永在上书的最后说：“汉室兴起，已传了九代，一百九十多年。直接继承王位的君主有七位，他们都是承天命、顺正道，遵奉先祖的法度，或使国家中兴，或使天下大治安定。至于陛下，唯独不走正道，纵欲贪欢，看轻自己的身份，胡行妄为。正当盛壮之年，却连生太子的福分都没有，反而有危亡的忧虑。合计起来，陛下失去君王之道，不合天意的地方，也太多了。作为刘姓后嗣，守护祖先功业竟如此糟糕，岂不有负于祖先！现在，关系国家宗庙祸福安危的关键，正掌握在陛下手里，陛下如能明白过来，深深地悔悟，一心回到正道上，将过去的恶习全部改正，让新的恩德很快地显现出来，则大的灾异或许能消除，天命或许可复回，国家和宗庙也许能保全，请陛下能认真地考虑臣的这番话。”当然，成帝并没有认真回味、考虑谷永的这番话，更不想改变自己的所作所为。
无论是肖望之，还是刘向、谷永，他们的主张无非都是反对宦官、外戚的专权，提倡节俭之类。但宦官、外戚的专权，统治阶级的奢侈淫佚，只是汉代危机的一种表现。造成这种统治危机的，激化阶级矛盾的最直接的原因却是土地的迅速集中和奴婢的大量增加。因为在封建社会里，大量的自耕小农的存在是封建统治的经济基础。尽管西汉时期土地的迅速集中和奴婢的大量增加是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发展的必然结果，但也是西汉统治者对其缺乏起码的行政干预的结果。西汉后期，尽管有人已感到这两大问题的严重性，但提出解决这两个问题的办法，已到了哀帝统治时期了。
公元前7年，刚刚即位的哀帝任用师丹为大司马辅政。师丹上任后即向哀帝建议说：“今累世承平，豪富吏民资产有的达亿万之巨，而贫困者是益加贫困。”因而提出对贵族豪富的田产、奴婢加以限制。哀帝刚刚即位，想借此给臣民以一个更新的气象。因此，马上下诏说：“诸侯王、列侯、公主、吏二千石及豪富大都养有很多奴婢，田地、房宅无限，这是与民争利，从而造成百姓失去田产，无法从事农业生产，使他们贫穷不堪。”在诏书中，他要求朝臣们提出一个解决问题的方案。于是，师丹和丞相孔光、大司空何武等提出了一个限田、限奴婢的建议，其主要内容是：上至诸侯王、列侯，下至一般平民，占有田产最多不得超过三十顷；占有奴婢，诸侯王不得超过二百人，列侯等不得超过百人，一般平民不得超过三十人；商贾不得拥有土地；超过以上限额的，无论是田产还是奴婢一律没收入官。应当说，师丹、孔光他们的这一建议已是充分地考虑了大土地所有者和奴婢占有者的利益，只是在承认和照顾他们根本利益的前提下，要求对土地和奴婢的拥有量加以适当的限制。这一方案的公布，马上得到广大劳动人民的拥护，一时使土地和奴婢的价格大幅度地下跌，但这一方案却遭到宗室贵族，尤其是外戚丁氏、傅氏等新暴发户的强力反对。在一片反对声中，本来就缺乏改弦更张诚意和勇气的哀帝便下了一个“且须后”的诏书，把限田限奴之事束之高阁。
和官僚们不同，在西汉危机面前，有着“忧患”传统的儒生们则以董仲舒的天人感应学说为理论根据，借自然界出现的一些异常现象来揭露政治弊端，向统治者进谏，以改善政治。元帝时的京房就是其中突出的一位。
京房，字君明，东郡顿丘（今河南清丰西南）人，是当时研究《易经》的一个大儒，他把除“震”“离”“坎”“兑”以外的六十卦共三百六十爻，以每一爻值一日，把“震”“离”“坎”“兑”四卦分别主春分、秋分和冬至、夏至，这样一年和季节的更替就都有了。又以当时的风、雨、寒、湿的气候来定卜的吉凶，把自然变异的现象和吉凶祸福联系起来。据说是“所言屡中”。其实，以汉王朝如此大的疆域，几乎每一天都可能发生异常变态的现象，以人们丰富的想象力，把这些变异现象与吉凶祸福联系起来，“屡中”是能够办得到的。公元前45年（元帝初元四年），京房被举孝廉为郎。不久，在汉元帝召见他时，京房就以他的灾异学说为根据，向元帝指出：“陛下即位以来，日月失明，星辰逆行，山崩泉涌，地震石陨，夏霜冬雷，春凋秋涝，陨霜不杀，水旱螟虫，民人饥疫，盗贼不禁，刑人满市，《春秋》所记灾异尽备。陛下视今为治邪？乱邪？”京房暗示元帝所用非人，任不肖者必乱，影射当时的宦官、中书令石显当权。经京房这样一说，再加上当时社会危机确实一天天严重，元帝也不得不承认：“亦极乱耳，尚何道？”表示已明白京房所指，并准备重用京房和他的弟子。这些当然为石显之流所不容，最后京房终被以“诽谤政治”之罪名而弃市，死时年仅四十一岁。
公元前32年（成帝建始元年）4月，一场遮天蔽日的黄雾笼罩了长安城。这场天变正发生在成帝封外戚王氏五侯后不久，成帝忐忑不安，因“王”“黄”同音，王氏当朝，黄雾弥天，怕不是好征兆。于是，成帝下诏问公卿大夫黄雾弥天是怎么回事。谏大夫杨兴、博士驷胜对成帝大封外戚感到忧虑，就趁机说：“此为阴气侵袭阳气的结果。高祖早已约定：‘非功臣不侯’，今太后诸弟兄都无功封侯，是违高祖之约，故上天显示天变以为警告。”对他们俩的这一见解，附和的朝官也很多。但由于王凤以退为攻，上书乞请辞职，成帝为保全王凤，把过错全揽到自己身上，说黄雾弥天是“朕之不德”，与王凤无关，要王凤等人专心致志辅助汉室。
京房之辈的说法虽蒙上一层神秘、迷信、荒诞的色彩，但却能提出一些切中时弊，有补改善政治的建议，但这些建议不失为挽救汉王室危亡的“补剂”。这些有益的主张，必定和权臣，和专权的外戚、宦官相冲突，在皇帝昏懦无能的情况下，其结果只能像东汉时期史学家班固所说的那样：“京房以区区之身，不去裁量深浅，便以危言刺讥时政，因此结怨于强臣，得罪于旋踵之间，并因筹算不密而丧生，真是可悲可叹。”忧国忧民，是中国知识分子的光荣传统，尽管是强臣当权，政治昏暗，仍要“以区区之身”去“刺讥时政”，这不也正是可敬可佩之处吗？是的，对于病入膏肓的汉王朝来说，开出这些补救的药方确实是为时已晚，以致连开处方者自身也无法避免可悲的下场，但是他们留下的这些玄妙而又有力的议论，不是也在向后世诉说着皇帝的昏弱无能和权臣，外戚的凶横残暴吗？面对病入膏肓的汉王室，也有一部分儒生认为“汉德已衰”“气数已尽”，希望另有“贤德”的人来取代刘氏，产生了“改制”的思潮。
还在公元前78年（昭帝元凤三年），春秋学家眭弘就借当时泰山莱芜山南“大石自立”和昌邑与上林苑“枯柳再生”之事，上书朝廷说：“先师董仲舒说过，虽有继体守文之君，不害圣人之受命。汉家尧后，有传国之运，汉帝宜派人寻访天下，求索贤人，禅以帝位，而退以自封百里，以承顺天命。”要昭帝退位让贤，眭弘最后被以“妄设妖言惑众，大逆不道”的罪名杀害。汉宣帝时，儒生出身的司隶校尉盖宽饶，见宣帝倚重刑罚，任用宦官，十分不满，便上书宣帝，大胆地提出了“让位传贤”的建议，他说：“五帝时是天下为公，到三王时则变成了家天下，使家以传子，官以传贤。如果要依照四时运行的法则，则应当是功成者去，不得其人，则不居其位。”当宣帝把这封上书交与朝臣们讨论时，负责京师治安的执金吾一口咬定盖宽饶是讽喻宣帝把皇位传给自己，是“大逆不道”，最后盖宽饶是“引佩刀自刭于此阙下”。
眭弘和盖宽饶的死使人们接受了教训。儒生们不在鼓吹“异姓受命”，改而宣传由汉自己“再受命”。实际上，“再受命”虽然可以使汉皇帝易于接受，但其中所隐含的“汉气数已尽”，仍然使他们面临杀头的危险。元帝时，以研究《齐诗》闻名而被征为郎官的翼奉，上书元帝说：“今汉取天下，起于丰沛，因忙于兴兵伐暴，所以放松了德化。致使后世奢侈，国家一年所费能抵过去几代之用，同时又四出用兵，使百姓不能安心生产。到武帝时，更是大事武功，使百姓露骨四夷。汉取得天下虽时间不算长，但到陛下，也已是八世九主了。陛下虽有成王之圣明，但却没有周公、召公那样的辅佐人物。如今是大灾连年，使民脸有菜色，以致于发生人相食的惨剧，再加上不断而来的地震、天气异常、日食。当政者难道还可以不心怀怵惕而引以为戒吗？所以臣建议陛下顺应天的谴告而迁都，这就是所谓与天下更始，天道是终而复始，穷则返本，所以能延长而没有穷尽。现在汉道也并没有结束，只要陛下本而始之，就可以永世延祚。”翼奉这是建议用迁都的方法“再受命”。元帝虽然没有接受这一建议，但也没有加罪于翼奉。成帝时，齐人甘忠可撰写了《天官历色元太平经》一书，共十一卷。书中，甘忠可认为“汉家逢天地之大终，当更受命于天。”并招收门徒，传授、宣传自己的这套理论，结果甘忠可被以“假鬼神罔上惑众”的罪名下狱致死。但他的弟子夏贺良等人依然在宣传这套理论。公兀前5年，在哀帝召见夏贺良时，夏贺良见哀帝急于想尽快地扭转汉室的危机，便建议哀帝“改元易号”再受命。久病乱求医的心理使哀帝下了“改元易号”的诏书，诏书上说：“汉兴至今已是二百年了，历纪开元，皇天降非材之佑，汉国再获受命之符，朕之不德，曷敢不通夫基事之元命，必与天下自新。自大赦天下，以建平二年为太初元年，号日陈圣刘太平皇帝。”但再受命后，危机是依然如旧，汉哀帝下诏收回改制的成命，同时把夏贺良以“执左道，乱朝政，倾覆国家，诬罔主上”的罪名杀掉。就这样，夏贺良和汉哀帝共同导演的“再受命”的闹剧仅一个月便收场了，至此，通过汉王室自己“再受命”而摆脱危机的希望也破灭了。人们转而把这种希望寄托在“易姓变号”的改朝换代上，恰在这时，政坛上新起的王莽就成了众望所归的人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