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戚，是指帝王的母族或妻族。西汉时期，外戚一直是西汉政治上的一支很重要的力量，甚至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左右着汉王室的政治与经济。西汉前期的吕氏、窦氏是如此，西汉中期的田氏、卫氏、霍氏也是如此。但这一时期由于皇权的强固，由于社会矛盾的相对平缓，使得外戚势力不可能控制皇权，更谈不上取代皇权。但到了西汉后期情况则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自元帝起，皇帝是一个比一个昏庸，一个比一个贪于荒淫，致使最高权力终于被外戚所控制。
西汉后期的外戚专权，是从史氏开始的。
史氏的发迹，端于史良娣。史良娣是被汉武帝冤杀的太子刘据的妻妾。按照汉代的制度，太子的妻妾分为妃、良娣、孺子三等。良娣是第二等。史良娣生有一子，号史皇孙，也就是后来汉宣帝刘询的父亲。刘据被杀后，史良娣和史皇孙都遭杀害，刘询落难民间。在这段时间内，被其外祖父——史良娣的哥哥——史恭收养。刘询继位后，史恭已死，为报救命和养育之恩，对史恭的三个儿子史高、史曾和史玄或封侯、或授官。宣帝晚年病重时，深知自己的继承人刘奭“柔仁”，但顾念到许后的旧情而不忍废掉他。故拜史高为大司马车骑大将军、领尚书事，让他与太子太傅肖望之、少傅周堪三人共同辅政。希望借这三位重臣之力，巩固汉室。
公元前49年，宣帝死，元帝继位，史高为大司马车骑大将军，领尚书事，主管宫廷机要的肖望之为前将军和负责宫廷守卫的光禄勋，周堪为负责顾问的光禄大夫。肖望之是当时的名儒，又和周堪同是元帝的老师，旧情很深。元帝对他们很是信赖。元帝退朝后，每每单独会见他们二人，和他们议论历代的政治得失，讨论国家的大政，肖望之在政治、军事方面都很有见地。例如，他反对用赎罪的办法增加国家的财政收入，认为这样做必将纵容豪强吏民犯罪不止；他主张同匈奴保持和好的关系，既不能听任其侵扰，亦不能对其侮辱；他要求元帝解除由宦官兼任掌管机要的中书的规定，以避免宦官擅权，净化吏治……应当说，肖望之的这些主张、建议都是很有远见的。
肖望之、周堪的得势受宠，使史高十分嫉恨。为此，他和宦官石显勾结，伺机除掉肖、周二人。石显在宣帝时就深得重用。这个人聪明绝顶、洞察事理、能了解主子隐藏在内心深处的想法，他虽外表看上去和颜悦色，但心中却阴险毒辣，很善于借用任何一个机会中伤别人。对得罪他的人，是睚眦必报。因为肖望之曾建议元帝取消宦官担任中书的规定，所以石显对肖望之是恨之入骨，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一次，肖望之休假，石显便唆使爪牙上书诬告肖望之。石显借机对元帝说：“肖望之、周堪等人结为死党，互相吹捧，不断诋毁大臣，离间皇上至亲，以图擅权。这是一种不忠、不义的行为，请把他‘召致廷尉’。”“召致廷尉”就是把捉拿到的案犯送到负责司法的廷尉处加以审讯，判处。对石显的这一要求，元帝竞同意了。石显当即把肖望之等人捉拿入狱，但几天后，元帝又召唤肖望之等人入宫问事，当听说他们已入狱时，大吃一惊，又听说是因自己批准“召致廷尉”而下狱时，不解地问：“你们只说是‘召致廷尉’，没有说下狱啊？”但木已成舟，元帝只好再下令免去肖望之他们的“罪行”，削职为民，后肖望之自杀。元帝在听到肖望之的死讯后，泪流满面，大哭失声，对在肖望之入狱、削职、自杀这件事上元帝的表现，司马光曾说：“元帝作为君主，为什么能这么容易上当？又为什么这样难以醒悟呢？”应当说，“召致廷尉”是当时的一句公文的基本术语，元帝作为一个“多材艺、善史书”，颇有些才华的君主，却不理解这样一句基本术语，是难以令人置信的，这只能说明，元帝由于他那柔弱寡断的性格，使他对奸佞小人无可奈何，对忠心耿耿的重臣又难忘旧情，不解“召致廷尉”应是装出来的，后来的痛苦失声应是真实情感的流露。
肖望之的势力被除后，朝政就掌握在石显、史高手中。石显身居内廷，事无大小，皆其所持；史高辅政五年，位高权重，赏赐不断。正因如此，史高的儿子史丹也深受元帝所宠，被命之以护佑太子的重任。
公元前33年，元帝死后，成帝继位。成帝因史丹对其顺利继位给以了很大的支持和帮助，所以即位后，先是任命史丹为长乐卫尉，后又步步高升，右将军、左将军、光禄大夫，并赐爵关内侯。史氏集团的专权到此达到高峰，史氏先后有四人封侯，任卿大夫二千石高官的有十余人。
史丹死后，外戚专权又由史氏转移到王氏手中。
王氏的发迹，始于王政君。王政君，元城（今河北正定）人，出生于官宦世家。父亲王禁拥有众多妻妾，生有四女八男，其中王凤、王曼、王崇和王政君是一母同胞。王政君生下后不久，其生母就去世了。自幼失去母爱，又生活在复杂的大家庭中，使她养成了一种柔顺、与人无争的性格。王政君十六七岁时，因长得温顺端庄，王禁便将她献入宫中，此时是宣帝在位。政君入宫不久，太子刘奭因宠妃司马氏病逝，而整日郁郁不欢，对众妃妾都无好感。为宽慰太子，宣帝命皇后在后宫宫女中挑选五名容貌端庄的让太子挑选。在皇后挑选的五名宫女中，就有王政君。见面那天，刘奭虽说对这五个人都无好感，但因其性格仁弱，怕引起父皇和皇后生气，所以就随口说了句：“此中一人即可。”当时王政君的座位靠近刘奭，所穿的衣服绣有红色的花边，不同于其他几位宫女。负责的女官以为太子说的就是王政君，便禀告了皇后。就这样，王政君被立为太子妃。
刘奭姬妾众多，谁也没能生下一子。王政君虽勉强为刘奭所爱，但却一幸而孕。公元前51年（宣帝甘露三年），生下刘骜。
公元前49年，宣帝驾崩，刘寅继位，是为元帝。元帝即位后，立刘骜为太子，王政君母以子贵，虽然不为元帝所宠幸，仍被封为皇后。王政君父亲王禁也因此被封为阳平侯，政君兄王凤被任命为卫尉侍中。
公元前33年，元帝驾崩，刘骜继位，是为成帝。成帝封王政君为皇太后，王凤为大司马大将军领尚书事。公元前27年（成帝河平二年），成帝把他的五个舅舅在同一天一齐封侯，即平阿侯王谭、成都侯王商、红阳侯王立、曲阳侯王根、高平侯王逢时，世人称“五侯”。王氏一日五侯，完全破坏了汉的“非有功不得封侯”的制度，为外戚势力的迅速膨胀开辟了道路，王氏家族开始逐渐地把握了政权。
王氏把握朝政后，在朝廷中专横跋扈，排除异己。公元前25年（成帝河平四年），东方的琅邪郡发生灾害，丞相王商（不是王氏家族中的成都侯王商）派人追查琅邪太守杨肜的责任。杨肜和王凤是儿女亲家，因此，王凤就为杨肜向王商说情，但王商并未理会，仍上奏成帝，请求免除杨肜的太守职务。王凤见王商如此藐视自己，就派人秘密调查王商的隐私，在了解到一些情况后，便上书成帝指控王商和他父亲最宠爱的婢女通奸，并把王商的妹妹淫乱，奴仆把她的奸夫刺死，也说成是王商所指使的。虽然成帝认为王凤所指控的都是一些难以查有实据的暖昧小节，但因难以抵住王凤的压力，只好下诏免除了王商的丞相职务。王商悲愤交加，三天后吐血而死。公元前24年（成帝阳朔元年），天上出现了一次日食，王凤乘机说，这是成帝的弟弟刘康长期住在京城和成帝在一起的缘故，逼成帝赶刘康出京，成帝只好含着泪送刘康出城。就在这时，负责京城行政事务的京兆尹王章，也上书成帝说：“日食的发生，是王凤专权，蒙蔽皇上的缘故。”要求成帝免去王凤的职务，另选良臣。王章的这一上书，被王凤的弟弟，侍中王音知道了，便告诉了王凤，王凤以守为攻，上书成帝，乞求退休，其措辞相当恳切，成帝读后甚为感动，但拒绝了王凤的辞呈。因此，王凤马上就让人上书，弹劾王章，并以“大逆罪”把王章投入狱中，致使王章在狱中不明不白地死去。这件事后，朝廷里的所有大臣见到王凤都不敢正视，对王凤的所为是敢怒不敢言。
王氏专权后，王凤势力之大，就是成帝本人也无可奈何，汉代经学大师刘向的儿子刘歆，博学而有奇才，有人把他推荐给了成帝。在成帝面前，刘歆朗诗诵赋，深得成帝喜欢，马上传唤左右去拿官帽官服，要授刘歆为寝宫随从——中常侍。谁知左右在接到传唤后竟一动不动，一致认为这件事要先通知大司马大将军王凤。尽管成帝说：“这点小事，不必麻烦大将军。”但左右还是不动，最后甚至跪下请求成帝通知王凤。不得已，成帝只好告诉了王凤，王凤认为不可以，任命之事，只好作罢。
公元前22年（成帝阳朔三年），王凤死了。此后王音、王商相继辅政。王商死后，王根又担任了大司马骠骑将军。公元前8年，王根病重，推荐王莽接任。成帝时，王氏子弟大都做到了公卿、大夫等高官，占据着朝政的主要部门。他们也大都是生活奢侈，贿赂公行，鱼肉百姓。
公元前7年，成帝去世，哀帝继位。哀帝上台之初，就有意抑损王氏权势。他以师丹代王莽为大司马，把王商及其子王况免官。与此同时，大封其祖母傅太皇太后和生母丁太后这两支外戚。傅氏家族的傅喜为高武侯，官至大司马，傅晏为孔乡侯、官至大司马，傅商为汝昌侯，傅氏凡封侯六人、大司马二人、九卿二千石六人，侍中等官十几人。丁氏一门先后封侯二人，大司马一人，将军、九卿、二千石六人，侍中等官十几人。一时间，朝廷内外几乎都被傅、丁二家所充塞。
公元前1年，哀帝去世。王政君以太皇太后亲政，王氏集团得以重整旗鼓，王莽重新担任了大司马领尚书事。王莽上台后，对傅、丁二氏进行了残酷的打击，尽管这时傅太后和丁太后已死，王莽仍下令掘开二人的坟墓。剥去二人的金镂玉衣，换上普通的木棺重葬。在这次打击中，傅氏、丁氏集团中除高武侯傅喜因一直和傅太后意见不和而得以留用外，其他人统统遣送回乡。
西汉后期的外戚，史、王、丁、傅，此起彼落，对他们，东汉史学家班固曾有过这样的评价，他说：“自从宣、元、成、哀诸帝时，外戚兴起后，许、史、王舜、王商、王凤、丁、傅诸家，全都是非侯即将，富贵之极。但他们虽然有这样高的地位，却没见到有几个有才能的人出现。”这些无才、无能、无德的外戚们依靠裙带关系，趁势专权，使得汉代政治更加昏暗，阶级矛盾进一步激化，社会危机加剧，西汉王朝处在风雨飘摇之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