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前80年，霍光在检阅羽林军时，把一个校尉调进自己的大将军府，上官桀他们便以此为借口冒充燕王刘旦上书告发霍光企图谋反。第二天上朝时，霍光听说燕王刘旦上书告发他，便没有上殿，而等在偏殿听候发落。昭帝临朝后，见霍光不在，便特地让内侍宣召进殿，霍光进来后，免冠谢罪，不料昭帝大声说道：“大将军请把帽子戴上，朕知道这是有人在成心陷害您。”接着昭帝又说道：“大将军检阅羽林军是在京城附近，调校尉人大将军府也不过是不到十天的工夫，而燕王远在北方，怎么能够知道这件事呢？就是知道了，上书也不可能这样快就到的。再说，大将军真的要谋反，也用不着一个校尉。”昭帝如此明晰的分析，使在场的大臣们无不佩服，因为这时的昭帝只不过是一个十四岁的少年。最后，昭帝对众大臣厉声说道：“大将军是忠臣，是先帝遗命辅佐朕的，今后，有再敢诋毁大将军的，严惩不贷！”
上官桀他们见诬陷霍光不成，便与盖长公主密谋设宴宴请霍光，在酒宴中设伏兵杀之。但上官安野心更大，竟进一步计划在杀霍光、废昭帝后诱杀刘旦，立上官桀为帝。有人提醒上官安说：“您的女儿现已被立为皇后，将怎么安置她呢？”上官安恶狠狠地说：“追逐麋鹿的猎狗，还能顾及兔子吗？况且依靠皇后来维持自己尊贵的地位，一旦皇上移情他爱，即使再想做一个平民百姓，恐怕都是不可能的。现在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可上官安根本就没有料到，有人早把他们的这一阴谋给泄露了出去。于是，这年元月，昭帝下诏把上官桀、上官安、丁外人等处死并灭族。燕王旦和盖长公主自杀，一场帝位危机过去了。
昭帝死后，因无子，因而又出现了帝位之争。
在当时武帝诸子中，只有广陵王刘胥还在，被群臣公认当继位登基，但广陵王平时行事不检当，有失皇家道统，武帝在位时，就特别的不喜欢他。恰好有一郎官又上书朝廷说：“周太王废弃年长的儿子太伯，立太伯弟弟王季为继承人；周文王舍去年长的儿子伯邑考，立伯邑考的弟弟周武王为继承人。这两个事例说明，只要认为谁继承皇位最合适，即使是废长立幼也是完全可以的。广陵王不能继承皇位。”刘胥由此失去了做皇帝的可能。朝臣们经商议后决定迎立昌邑王刘贺。
刘贺是武帝之孙，刘髆之子。刘贺平日在封国内狂妄放纵，所作所为毫无节制。当他接到要他继承皇位的诏书后，欣喜若狂，当即向长安进发。一路狂奔，不到半天时间跑了一百三十五里，以致路上都是累死的随从人员的马匹。尽管随从中有人告诫他说：“商高宗武丁在居丧期间，三年没有说话，如今您因丧事而受征召，应当日夜哭泣，表示悲哀才是。”但他仍是一路上纵情欢乐，甚至让人从民间买来美女藏在车上，供他享用。当刘贺来到长安东都门时，有人提醒他说：“按照礼仪规定，凡是前来奔丧的人，一看到国都，就应该开始痛哭，前面已经是长安外郭的东郭门了。”刘贺回答说：“我的咽喉疼，哭不出来。”来到城门时，随从再次提醒他，他说：“城门和郭门一样。”在快到未央宫时，他才不得不下车，伏在地上，装模作样的地痛哭一番，算是表了自己的哀痛之情。公元前74年6月，刘贺即皇帝位。
刘贺在做了皇帝后，仍旧是淫乱荒唐，毫无节制，并把原昌邑国的官吏全部召到长安，委以重任，刘贺的所作所为，引起了朝臣们的不安，不到一个月，刘贺便被废。
刘贺被废后，大臣们迎立汉武帝的曾孙刘询为帝，是为汉宣帝。
刘询，原名刘病己，幼年很是不幸。公元前92年，由于巫蛊之祸，祖父、武帝太子刘据，父亲史皇孙，以及祖母、母亲都先后自杀或被杀，当时在襁褓之中的刘病己也差点送掉了小命。后被关进了牢狱之中。在狱中，一个叫丙吉的狱吏对刘病己很是同情，便让狱中两个女犯用乳汁喂养他，才使他活了下来。公元前87年，武帝因病先后住在长杨宫、五柞宫休养。一个专门“望气”的方士向武帝报告说，长安牢狱上空有“天子气”，一向迷信又重病缠身的武帝闻讯大怒，下令把京师狱中的犯人一律处死，不论他们犯的是什么罪及程度如何。使者连夜奉诏到狱中执行杀囚的命令。丙吉闻讯后大惊，紧闭狱门，使使者无法入狱。双方僵持到天亮，这时武帝已有所悔悟，又下达了大赦令，使刘病己得以死里逃生。此后，丙吉便把刘病己送到他的外祖父家，从此使他受到了较好的抚养和良好的教育。这期间，刘病己不仅刻苦学习儒家经典，而且喜欢四出游历，童年的那段悲苦的经历，青年时的民间生活，使刘病己对人间的善恶奸邪、吏治得失、人情真伪，有着深刻的感受，并影响着他亲政后的政治。
宣帝即位后，基本上延续着昭帝时的统治政策，与民休息，发展生产。
为发展农业生产，宣帝强调“以农桑为本”，要求地方官吏以劝民农桑为首要任务，对地方官吏劝农政绩卓著者，予以奖赏或升迁。
为减轻农民负担，宣帝减少了对外用兵，因而省减了兵戍徭役。并通过建立常平仓，改革漕运制度等措施减轻农民的负担，并多次下诏免除、减少农民的赋税负担。
为安辑流民，宣帝一方面采取赈赡穷乏，招引流民回归乡里的措施，另一方面通过“假民公田”，把流民固定于土地之上，还特别鼓励地方官招抚流民，对招抚流民政绩显著者，则予以褒奖。
和昭帝时期的统治相比，宣帝时期的注重吏治是相当突出的。
因宣帝起于民间，使他了解民事之艰难，知道吏治之重要，从而十分注重吏治，注意“吏称其职”，注意“信赏必罚，综核名实”。
在中央，宣帝亲自过问政事，减省尚书事，并恢复了汉初丞相既有职又有实权的体制，充分发挥了丞相作为辅臣的作用。宣帝时期的丞相如魏相、丙吉、黄霸、于定国等人，和武帝时期的丞相相比，境遇截然不同，他们都善终其位。所以东汉史学家班固说过：“近观汉相，高祖开基，肖曹为冠，孝宣中兴，丙魏有声。”
在地方吏治上，宣帝首先注意的是地方长官。宣帝曾这样说过：“庶民所以安其田里而无叹息愁恨之心者，政平讼理也。与我共此者，其惟良二千石乎！”也就是说，地方吏治的好坏，能否“政平讼理”，地方长官是起着关键的作用。因此，宣帝是非常重视地方二千石官员的选用，对所任用的地方长官，都要亲自召见。问其如何施政，然后考察其所行，言行相对照，综核名实，“有名实不相应者，必知其所以然”。同时，宣帝认为，由于地方长官上要执行汉廷的方针政策，下要直接治理百姓，是“吏民之本”，因此，地方二千石官员不宜经常变动，否则“下不安”。正是因为地方二千石官是“吏民之本”，所以宣帝也特别重视对他们的考察、考核，凡成绩优异者，则或以玺书勉励、或增秩赐金、或赐爵升迁。所以史书上说：“汉世良吏，于是为盛。”如赵广汉、韩延寿、严延年、张敞、黄霸、朱邑、龚遂、郑弘，均为宣帝一朝著名的良吏，他们都是执法公平、恩威并施、为政宽简。例如，公元前66年（宣帝地节四年），渤海郡因连年灾荒，农民无以为生，落草为寇，地方官下了很大的力气也没能治理好。有人向宣帝推荐了龚遂。上任前，宣帝召见时，龚遂说：“百姓是因为困于饥寒而官吏又不能抚恤才起来造反的。治乱民好比解乱绳，不可性急，只能慢慢来。臣请陛下不要以文法约束我，由臣便宜行事。”龚遂来到渤海，刚入郡境，就见到派来迎接并负责护卫的兵士。龚遂下令撤回兵士，向全郡发布文告说：“凡携带农具的都是良民，官吏不得过问；持兵器的，才是盗贼。”造反的农民闻讯后，马上解散，纷纷抛弃武器，拿起农具回家。这样，靠官军多次镇压都无济于事，愈演愈烈的农民起义，在龚遂的一纸告示下缓解了。为解决农民的生计问题，龚遂开仓济民，又劝民农桑，很快使“郡中皆有蓄积，吏民皆富实”。正因如此，这些良吏，“所居民实，所去见思，生有荣号，死见奉祀”。
东汉时期的政论家崔寔在评论宣帝时，说过这样一段话：宣帝“明于君人之道，审于为政之理，严刑峻法，破奸宄之胆”。从表面上看，宣帝是非常强调“法治”，但他曾讲过：“汉家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也就是说，实际上宣帝在“严刑峻法”的同时，也是相当注重“德教”的。为此，他大量地选用儒生为吏，增设经学博士，并在公元51年（宣帝甘露三年），召集儒生于石渠阁，讲论《五经》的异同，并亲临裁决。……宣帝通过“德教”，使儒家思想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从而形成一种有利于统治的社会风气。
经过宣帝的努力，汉王朝的确是出现了一种新气象。所以东汉史学家班固赞颂说：“孝宣之治，信赏必罚，综核名实，政事文学法理之士咸精其能，至于技巧工匠器械，自元、成间鲜能及之，亦足以知吏称其职，民安其业也……功光祖宗，业垂后嗣，可谓中兴，侔德殷宗，周室矣！”班固是把宣帝比作商周时的武丁和周宣王。
但宣帝时，社会生产尽管得到一定程度的发展、社会矛盾尽管得到一定程度的缓和，但他并没能解决造成西汉危机的根本原因——土地兼并问题。同时，宣帝喜欢柔媚顺从之人，不能容骨鲠直言之士。例如御史大夫陈万年就是靠拍马屁起家的，连他儿子都说：“父亲教我的，就是要学会拍马屁这句话。”而杨恽、盖宽饶等人却因进谏而被杀。宣帝特别重用宦官，后世作乱的宦官弘恭、石显就是在宣帝时逐渐得以重用的。宣帝晚年的生活也逐渐奢侈起来，其对宫室、对服饰的要求都远远地超过了昭帝。所以，宣帝时“中兴”的汉王朝，已经留下了潜在的危机。汉王室的衰落已在所难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