扩大内需与结构调整、增长方式转变中国宏观经济分析与预测（2008年）
方式转变本章作者：龚敏，李文溥。
我国宏观经济在经历了1993～1996年期间的“高增长、高通胀”之后，1996年实现了“软着陆”。1997至2002年进入“低增长、低通胀”时期；自2003年起，在外部市场需求的带动下，开始了长达五年的“高增长、低通胀”时期（龚敏、李文溥，2007；李文溥，2007）。然而，从2007年下半年开始，在国际市场大宗产品价格不断上涨、国内劳动成本上升的压力下，价格水平不断高抬升。进入2008年以来，受国际金融危机影响，宏观经济形势逐渐改变。为防止经济急速下滑，宏观经济政策迅速大幅度调整：从2008年年中的“一保一控”转向以保增长为目地的积极的财政政策与宽松的货币政策，并开始执行旨在扩大内需的十项举措。
当前扩大内需的政策能否短期内有效抑制增长率下滑，扭转总需求“两高一低”（高投资、高出口、低消费）的不平衡结构以确保经济的长期可持续增长？我们认为，导致当前增长率下滑的因素就短期而言，是全球金融危机导致的外部需求萎缩，但是粗放型经济增长累积的总需求结构失衡，萎缩了我国居民的消费能力，却是遭遇外部需求萎缩时我国经济迅速下滑的根本性、长期性内因。仅仅着眼短期调控的总需求管理政策不能转变既有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因此也不能有效调整“两高一低”的经济结构，势必治标不治本。本次扩大内需的宏观调控方式需要有所调整，在兼顾短期形势需要的同时，更注重长期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和经济结构的调整。
本章首先分析我国经济“两高一低”不平衡结构特征的形成；其次，深入分析形成这一经济结构的根本性原因；最后，分析单纯着眼于总需求管理的宏观经济政策在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和调整经济结构的局限性，提出长期着眼，短期入手，实施兼及长期结构调整和增长方式转变的短期扩大内需的政策思路。
第1节 我国经济“两高一低”的不平衡结构特征
1996年我国经济实现“软着陆”，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接踵而至，宏观调控政策因此由过去的治理“通货膨胀”转到了治理“通货紧缩”。然而，尽管1998年实施了扩大内需的政策，但是时至2002年，经济增长率始终没有明显回升，物价持续低迷（龚敏、李文溥，2005）。1996～2002年间，年均GDP增长率仅维持在8.6%，通货膨胀率降低为1.3%，工业品出厂价格指数（PPI）更低至-0.65%，进入了“低增长、低通胀”时期。2003年起，一方面，因“入世”及国际经济繁荣，在外部市场需求的强劲带动下，制造业投资和出口快速提高；另一方面，受国际经济形势鼓舞，地方政府积极从事开发区建设，政府投资也迅速上升，出口和投资拉动了经济增长率回升，开始了长达五年的“高增长、低通胀”时期：增长率连续五年超过10%，平均增长率保持在10.8%，CPI回升至2.6%，PPI更是上升到3.9%，超过了CPI。
造成我国当前宏观经济局面的根本性内因是什么？目前的内外部环境与1998年和2003年有何不同？如何评价1996年以来我国宏观调控与经济增长的结果？我们认为，当前宏观经济所面临的根本性问题是，经济“两高一低”的不平衡结构特征日益突出，在外部需求萎缩的作用之下，它将成为今后一段时间我国经济进入“低增长、低通胀”最主要原因。
一、“两高一低”的不平衡结构特征
2001年以来，我国经济的一个显著特征是：最终消费占GDP的比例持续下滑。20世纪80年代初，GDP中超过65%的份额用于最终消费。1996年经济实现“软着陆”时GDP中只有59.2%用于最终消费。1997～2000年期间，伴随着亚洲金融危机，人民币坚持不贬值使出口减速，最终消费占GDP的比例一度回升，2000年曾达到62.3%，之后一路下滑，2007年最终消费仅占GDP的48.8%。另一方面，投资率平稳上升。1997～2002年期间，资本形成率都没有超过38%。2001年底“入世”后，外部需求的好转极大地鼓励了企业投资的积极性，制造业投资和出口快速提高。2003年由地方政府主导的围绕开发区建设的“投资过热”，使资本形成率从37.9%快速提高到41%。之后在出口增长的带动下，制造业投资增长使资本形成率提高并维持在42%强的水平上。2007年为42.3%，比2000年提高了7个百分点，年均上升1个百分点。同时，净出口在总产出中所占的份额大幅提高，2003年为2.2%，2007年上升至8.9%，年均上升1.68个百分点。“投资——低价出口——粗放增长——再投资——再低价出口—再粗放增长”的增长模式因此得以维系。自2003年开始，在经济实现高增长的同时，“两高一低”的不平衡经济结构特征日趋明显。
考察投资与出口对GDP的贡献率。2003年、2004年投资对GDP的贡献率分别高达63.7%和55.3%，也就是超过一半以上的增长率提升是靠投资拉动的。2005年、2006年虽有所下降，但依然维持37.7%、41.3%的水平上。另外，净出口在2002年仅能拉动GDP增长0.7个百分点，而在2006年可带动GDP增长2.2个百分点！《中国统计年鉴》（2007年）。2007年净出口占GDP8.9%，估计对增长率拉动2.5个百分点。这些数据说明，近期我国经济的高增长靠“投资驱动、出口拉动”的特征非常明显。这意味着，当中国经济更全面地融入世界经济时，长期延续的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与出口导向战略相结合，一方面FDI大量流入，带动了出口增长，使高增长得以维持；另一方面，规模更大的世界市场为中国经济通过高投资促增长所形成的大大超过国内市场需求的供给能力提供了消化其过剩产能的可能。然而，最终消费占GDP比例却因此不断下滑，国内需求尤其是消费需求的不断萎缩给经济的长期持续增长埋下了深远的隐患。
二、最终消费的构成变化
最终消费由两部分构成：居民消费与政府消费。1998年以来，最终消费中居民消费所占份额不断下降，政府消费所占份额不断提高。其中两个重要事实值得关注：一是尽管1998年实施的扩大内需政策使最终消费率在1999年和2000年分别回升至61.1%和62.3%，但是，1998年居民消费在最终消费中所占比例仅为76%，比1996年下降了1.3个百分点，2000年进一步下降到74.54%；而政府消费所占比例从1998年的24%上升到2000年的25.5%。二是，2003年开始的“高增长、低通胀”并没有有效地提高居民消费占最终消费的比例，2007年居民消费占最终消费的比例为72.7%，比2003年还降低了0.7个百分点。
比较居民消费和政府消费占GDP的比例变化，发现居民消费比例下降的幅度更为明显。1998年我国居民消费占GDP的份额为45.3%，2000年提高到46.4%，提高1.1个百分点；而同期，政府消费占GDP的份额提高了1.6个百分点。2000年之后居民消费占GDP的份额开始显著下滑，2007年降低到仅为35.4%。居民消费与政府消费之比，从1998年的3.17：1下降到2007年的2.66：1.
回顾1998年我国经济所面临的国际环境，与现在有所相似。亚洲金融危机使我国外部需求萎缩，宏观调控试图以扩大内需来保增长水平。就一般经济原理而言，旨在扩大内需的宏观经济政策应当最终实现：私人投资的扩大和私人消费的扩张。然而，实践证明，1998年的扩大内需政策基本上没有实现这一政策目标。
在带动投资需求方面，1998年的政策出台，使当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速比1997年上升了5个百分点，达13.9%。但经济增长率下滑的趋势并未得到抑制，从1997年的9.6%下降到7.3%。1999年，尽管政府的投资大幅度增加了，但是社会总投资的增速却进一步下滑至5.1%，经济增长率也仅维持在7.9%。实际上，投资增速的回升是从2002年开始的，当年投资增长16.9%，超过1996年的增长水平。之后至2007年，投资增速都保持在25%左右的水平。从投资构成看，1998年的扩大内需主要促进了地方政府固定资产投资增速的大幅提高，在资金来源中，国家预算内资金增速也大幅提高。因此，可以判断1998年扩大内需政策的出台在维持投资增长方面实际上是以政府（主要是地方政府）投资代替私人投资从而维持投资增速的回升。
在拉动消费需求方面，上述对最终消费构成变化的分析说明，1998年扩大内需的政策在扩张消费方面也主要体现为以政府消费扩张代替了居民消费扩张。因此，如果说1998年扩大内需的政策使经济增长率下滑的态势得到抑制的话，那么，实际上是以政府消费扩张代替居民消费扩张，以政府投资扩张代替私人企业投资扩张，从而加剧国民经济“两高一低”失衡为代价的。
综上所述，在过去的10年里，无论是1998年扩大内需的政策还是2003年开始的高速经济增长，作为内需最主要的部分——居民消费需求都没有得到应有的提升。“两高一低”的不平衡结构不仅没有从根本上得到扭转，反而进一步突出。当前，为抑制增长下滑，宏观经济政策再次转为扩大内需。旨在扩大内需的诸种政策举措能否有效带动内需特别是居民消费需求的扩张，从而从根本上扭转“两高一低”的不平衡结构？是当前宏观经济政策研究必须回答的问题，它需要我们对导致我国经济“两高一低”的根本性原因，以及单纯着眼扩大内需的宏观经济政策的局限性予以认真研究。
第2节 “两高一低”经济结构的成因分析
目前，我国经济增长率回落的主要原因在于出口增长下滑。长期以来靠“出口拉动”的经济增长，当面临外部需求萎缩时，增长下滑不可避免。当出口随外需放缓，国内生产成本上升，出口行业的产能过剩则抑制了投资增长，导致制造业投资增速明显下滑。出口下滑与制造业投资放缓的叠加影响进一步加大了当前经济增长下滑的态势。然而，外部冲击虽然是增长率下滑的短期外部原因，但是，我国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及其累积形成的“两高一低”总需求结构却是导致经济难以维持长期可持续增长更为根本的内因。这里我们从三个方面分析“两高一低”经济结构的成因。
一、“投资驱动和出口拉动”的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是导致“两高一低”的直接的、根本的原因
这一增长方式不能在人均GDP增长的同时有效地提高国民的收入水平，从根本上抑制了国内消费需求的扩大，使我国经济“两高一低”的结构性不平衡特征日趋突出。
改革开放之初，我国从一个很低的起点起步，只能依靠较为丰富因而廉价的劳动力、土地吸引外资，通过发展劳动密集型加工贸易产业推动经济增长，这样的增长战略选择符合比较优势原理，实践证明是正确的；但是，因此也形成了对低成本扩张的“投资驱动、出口拉动”的粗放增长方式的依赖，这种增长方式的最大缺陷在于快速提高人均GDP的同时，难以相应提高人均收入水平（李文溥，2007）。1996年我国人均GDP指数（1978年为100）大约是434，2007年已提高到1089；城镇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指数1996年为302，2007年仅为752.另一方面，人均GDP与城镇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之比，1996年为1：0.83，2003年为1：0.8，2007年下降为1：0.73.人均GDP与农村家庭人均年总收入之比下降更为明显：1996年为1：0.48，2003年为1：0.34，2007年降为1：0.31.
由于居民收入水平难以相应提高，大量投资形成的生产能力无法在国内找到需求，只能依靠低成本优势出口，造就了“出口拉动”型经济增长格局。在中国廉价的劳动力资源吸引FDI流入的同时，发达国家也借此得以把其低端产业环节大量向我国转移，并导致我国有限的资源过度集中在了产业链低端（龚敏、李文溥，2006）。如果说，在改革开放初期，我国必须充分利用低要素成本优势，实行出口导向战略，因此也取得了多年高速增长，人均GDP有了较大提高，但是，人均GDP较大幅度提高之后，资源的相对价格势必发生重大变化，此时，继续这一战略的比较优势就大大缩小了。如果继续抱着这一战略不放，而且为了保持GDP高增长，甚至不惜采取行政措施压低劳动力成本、土地价格及环境、国内资金价格的方式维持低价格出口优势，则无异于南辕北辙，缘木求鱼了。
从微观层面上看，企业通过压低工资降低成本是提高其市场份额的重要途径之一，但从宏观层面上，国民可支配收入水平却是决定其国内市场规模的最重要因素之一，收入（尤其是劳动要素收入）增长缓慢将导致宏观无效率问题（macro-inefficiencies）。这种“合成的谬误”将使本国经济持续增长原动力在微观“效率”提高的过程中逐渐萎缩。因此，通过压低劳动等要素价格的方式追求经济增长，居民收入增长较慢，其消费需求也就无法拉动经济增长，增长不能不寄希望于出口和投资，久之，必然形成“两高一低”的国民收入支出结构。
二、在收入分配结构方面，国民收入分配重点向资本收益和政府倾斜
由于资本短缺，各地区为实现高增长，竞相提出各类优惠政策，吸引外资，结果造成：资本要素报酬偏高，劳动、土地等要素报酬偏低，本国要素（劳动、土地、银行利息、环境）报酬偏低，国外要素报酬偏高。在收入分配结构中，国民收入分配向资本所有者倾斜，劳动者报酬所占份额却不断下降。1990～2005年，企业营业余额占GDP比例从21.9%增加到29.6%；而同期劳动者报酬占GDP的比例却下降了12%。数据来自《中国企业竞争力报告（2007）——盈利能力与竞争力》，（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2007年）。该报告指出，企业利润的大幅增加相当程度上是以职工低收入为代价的。“利润侵蚀工资”现象不仅表现在非国有企业员工收入长期低于经济增长的速度，而且表现在国有企业大量使用临时工等体制外员工，以降低用人成本。其中，1996年劳动者报酬在国内生产总值（GDP）中占52.2%；2002和2003年下降为50.5%和49.8%，2005年、2006年降为44.5%、44%。根据中经网数据库计算。
另一方面，政府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自1996年起持续提高。2007年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已超过20%，比1996年翻了近一番，比1998年提高了8.9个百分点。
三、政府特别是地方政府主导地方经济建设，参与市场经济活动，导致要素价格扭曲、资源配置效率损失
在政策目标为增长率优先情况下，政府主导型经济必然导致压低要素价格。资金、土地等生产要素通过价格补贴被引导甚至是过度进入了制造业（贸易品）投资，形成了大量必须冲向国际市场找出路的过剩产能。这种资源配置扭曲直接导致了我国贸易顺差和外汇储备不断创新高，并形成人民币升值的压力。在各类要素价格被压制的情况下，即使产能过剩和竞争过度，企业也依然能够维持一定的利润空间，这是导致固定资产投资屡压不下的重要原因，也是引发其他一系列问题的逻辑起点。在廉价要素推动的经济增长中，土地扮演了重要的角色。1994年实施的分税制改革，改变了中央与地方的财政收入分配格局，扭转了中央财政必须依靠地方财政上解收入才能维持平衡的被动局面。分税制改革之前的1993年，中央财政收入占全国财政收入的比重仅为22.02%，到了2004年，则上升至57.2%，提高了18.2个百分点。
向市场经济转轨，进行分税制改革，合理划分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事权与财权，显然是必要的。但是，既有体制尚未形成必要的公共财政权力制衡格局，中央政府主导的分税制改革必然是一种权力主导型的分税制改革，中央政府是强势主体，地方政府是弱势主体，因此在其制度设计及执行过程中，不可避免地出现了财权一级级向上转移，而事权却相对下移的趋势。财政因此渐渐陷入困窘的地方政府不敢也无力与中央政府讨价还价，只能目光向下，另辟蹊径。幸好此时，正在蓬勃发展的工业化和城市化为解决地方政府的财政困难提供了机会，1999年实行的土地招拍挂制度，使地方政府利用土地批租收入改善财政状况的愿望获得了实现的可能。土地批租收入逐渐成为地方政府的主要财源。地方政府以压低土地价格的方式将农村土地转化为城市建设用地，以此来刺激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发展，并分享工业增长和城市发展（城市基础设施及房地产开发等）带来的税收增长。这不仅使很多加入环境资源成本后便无利可图的项目因为土地价格低廉而变得有利可图，扭曲了要素配置；政府的土地批租收入还导致了房价急剧上升，使城市居民承受了巨额的隐形税收。
由于土地、资金、劳动力、自然资源价格均过低，投资的低成本除了激励政府或企业进行投资扩张外，还使企业丧失了自觉转变增长方式，提高资源利用效率的内在动力。我国各级政府在利益驱动下，有着极高的经济增长需求，甚至不惜以牺牲环境为代价，这就使转变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迟迟难以实现。
综上所述，“投资驱动、出口拉动”是对外开放条件下的粗放经济增长方式的必然表现形式，“两高一低”是其必然结果。根本原因是政府主导型经济，其追求增长率的重要原因之一是追求政府可支配收入的最大化。在外部环境好的情况下，“投资—粗放增长—低价出口—再投资—再粗放增长”的高增长循环得以实现，但其对经济长期增长的负面影响——“两高一低”、人均GDP与人均可支配收入差距扩大，消费不振，产业结构升级迟滞，生态破坏，环境污染，技术创新动力不足等——则不断累积。国际金融危机导致的外部市场的不景气使过去被高增长所掩盖的结构不平衡问题得以提前暴露，它是粗放型经济增长难以为继的重大信号。当外部市场冲击打破了高增长循环后，出口导向的制造业过剩生产能力将难以在短期被国内市场所吸收，经济就必然面临着“低增长、低通胀”的压力。在长期，产业结构升级迟滞、生态破坏、环境污染、技术创新动力不足等因素将阻碍经济的可持续增长。因此，增长方式不转变、收入分配结构不调整，就无法从根本上扩大居民消费需求。
第3节 审视扩大内需政策对增长方式、经济结构的调整作用
为抑制增长下滑，2008年11月，宏观调控政策转向了扩大内需。然而，扩大内需的政策能否在短期内有效抑制增长率下滑，同时逐步扭转“两高一低”的不平衡结构以确保经济长期的可持续增长？
与1998年扩大内需政策相比，近期国务院推出的十项措施有两个方面的特点值得关注。一是，一些措施直接旨在提高城乡居民收入水平尤其是农村居民的收入水平。还有一些措施旨在加快保障性安居工程的建设，这将有利于居民释放被过高的房价所束缚的收入，从而提高消费水平。二是，一些措施，如在全国所有地区、所有行业全面实施增值税转型改革，鼓励企业技术改造，减轻企业负担等，侧重降低企业成本，提高竞争力。这些措施无疑都有利于一定程度上促进消费，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加快我国的自主创新能力和结构调整。
但是，从我国宏观调控的实践看，在转型期，不论是扩张还是紧缩的宏观调控政策往往通过直接对投资需求的影响，而不是通过对国内消费需求的影响，来产生政策效应的。在1996～2002年期间，扩大内需的需求管理政策并没有导致国内消费需求的扩张，主要是通过对投资需求的有效影响来促进经济增长的（李文溥，2006；龚敏、李文溥，2005；Wang Ruifang，2001；Oppers，1997）。之所以宏观调控政策更能有效地影响投资，而不是消费需求的扩大，其根源来自于转型期我国经济转型期的体制性缺陷。如上述分析，我国要素价格偏离市场均衡水平的事实，从根本上刺激了政府或是市场经济主体对投资的积极性。此外，由于金融市场的改革未到位（利率尚未市场化、消费信贷的规模小等），金融市场资金配置效率低，居民可利用的投资渠道较窄，与市场化改革相配套的社会保障体系尚未完善，扩张性政策直接作用于国内消费需求的渠道不通畅。因此，宏观调控不可避免地要以投资作为政策的调控对象以及传导渠道。
回顾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史，不难发现，经济增长的发展策略和财政支持是密不可分的。政府动员财政资源促进资本形成，在政府干预及机制扭曲下，过多的财政支持也导致了经济过热、企业投资冲动、企业效率低下、高投入的粗放经营等问题（经济增长前沿课题组，2004）。在现有制度安排下，如果说在前几年，由体制性因素引发的投资扩张导致的过剩产出能力在国内需求不足的情况下可以转移到世界市场，那么，近期数年，因美国金融危机而导致的美国经济乃至全球经济趋缓甚至衰退的格局无法逆转。如果因收入水平增长缓慢、居民收入差距和城乡收入差距过大等结构性问题，使国内市场总体规模不能快速扩张，扩大内需政策若引发了投资失控，将极大地损害下一轮以致更长时期我国经济繁荣的良好基础。2003年由地方政府主导的“投资过热”最终迫使中央政府靠冻结土地并限制信贷等行政性调控措施才抑制了投资的过快增长。2006年中期出现的“高投资”而引发的经济“过热”，也最终不得不出台了“管住项目、管住信贷、管住土地、管住环保、管住能耗”等所谓“五管齐下”的行政干预。我们认为，单纯着眼于需求的扩大内需政策或许可以在短期内通过扩大政府主导的公共基础设施的投资而避免增长率的快速下滑，长期内却难以有效调整“两高一低”的经济结构，转变我国的经济增长方式。我国宏观调控历来有“一管就紧、一放就松”的现象。目前实施积极财政政策，已有迹象表明再次激发了地方政府的投资冲动。在“一放就松”的放大过程中，财政支出项目“放大失真”的现象不可避免。这意味着，“国务院十条”中一些旨在扭转经济增长方式和调整收入分配结构继而调整国民收入支出结构的民生财政、民生工程等项目，经地方政府的“放大”很可能会“失真”为保地方经济增长率的各类投资项目支出。因此，必须长期着眼，短期入手，实施兼及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和长期结构调整的短期扩大内需政策。
这是因为，我国并不是在一个国内经济毫无问题情况下突然遭遇国际经济环境巨变的，如果如此，宏观经济政策可以是短期和需求管理导向的。中国是在国民收入支出结构由于多年粗放经济增长方式而导致“两高一低”，面临经济增长方式转型、经济结构调整情况下遭遇国际经济环境重大变化的。即使没有这一重大变化，中国既有的经济增长方式也难以维持较长时期。国际经济环境的重大变化，只不过使这一调整显得更为急迫而已。需要清楚地认识到，导致当前增长率下滑的短期因素，表面原因在于国际金融危机导致的外部需求的萎缩；但是长期因素，根本原因却在于经济增长未能相应地提高我国居民收入，释放其消费潜力；单纯着眼短期的总需求管理政策在当前体制环境下显然难以有效调整“两高一低”的经济结构，根本解决我国经济的现存问题，而且可能进一步加剧“两高一低”结构性失衡。因此，本次扩大内需的宏观调控模式需要有所调整，使其在兼顾短期需要的同时，更注重长期经济增长方式和经济结构的调整。
一、扩大内需应做到总量与结构并重，在重视社会总需求扩张的同时，更要重视总需求结构的调整
当前急需扩大的是居民消费，应该防止再次用政府消费代替私人消费的短视行为。如果扩大内需的政策只是再次扩大了政府消费的份额，以保持高的增长速度，那么，经济“两高一低”的结构不仅不能从根本上得到扭转，还可能加重收入分配格局的不合理。应重视提高居民消费对增长的推动。要实现这一点，必须适当调整收入分配政策，强调民生财政建设，扭转当前政府消费份额过大的局面。当前的政策措施中已关注到了短期内扩大居民收入的问题，如调高国有企事业单位职工的工资，调高收入所得税征税标准等。但这些措施却有可能进一步扩大城乡收入的差距。发放消费券是一种短期不会扩大收入差距的办法。
（1）调整国民收入分配结构，通过较大幅度地提高个税起征点、加大对低收入阶层的转移支付、增加新农村建设的投入等，将部分增加的财政收入转化为中低收入居民阶层的收入，调整国民收入中财政收入与居民收入的结构，提高居民收入的整体边际消费倾向，促进国内消费的增加。
（2）降低中低收入居民阶层的隐性税赋，主要政策手段是逐步扩大城市经济适用房、廉租房的供给面，较大幅度地降低城市经济适用房的价格。
（3）对于农村，则应增加新农村建设投入，逐步扩大公共财政及公共产品在农村的覆盖范围，通过政策调整，让广大农民从城市化和工业化带来的土地增值中获得更多的收入。
（4）着眼于提高企业的国际竞争力，增加对企业创新活动、品牌经营的资助，促进企业的生产结构和产品结构转型，促进产业间结构调整、产业内组织结构调整。
（5）尽快理顺相对价格关系，逐步减少对高能耗产品与高能耗消费行为的财政补贴，充分发挥市场机制调整生产与消费结构的功能。
二、扩大内需应在扩大总需求的同时调整总供给
当前宏观经济形势下，扩大总需求是当务之急，但是，如果认识到目前的困难不仅来自外部，相当程度上来自内部，是我国长期经济增长方式所累积的问题所致，那么，就不能忽视总供给能力的调整。应实施兼及中长期供给调整的扩大内需政策，应针对长期存在的粗放、资源消耗型增长，对不同类型的生产力，要有保有压有弃，促进经济增长方式转变。我国“投资驱动、出口拉动”的经济增长方式从长远看，显然难以持续。但是，在外部需求旺盛情况下，进行经济结构调整是不太可能的。只有在外部需求下降，经济增长放缓的情况下，方能形成促进经济结构的调整和增长方式转变的必要压力。当前，国际经济增长放缓，外部需求下降，提供了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强大外部压力，形成了促使中国经济结构调整的外部环境。
（1）通过理顺要素价格关系，以市场手段淘汰部分低档次出口能力、高资源消耗、牺牲环境的生产能力。
（2）目前沿海地区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在要素成本（土地、原料、人工）上涨的压迫下，部分规模以下企业将面临较大困难，在重视这一困难，采取必要措施的同时，应注意到这一困难的另一面，它有利于促进多年高速发展、目前出口产能已经过大的沿海劳动密集型产业进行整合，淘汰低档产能，发展高端生产，实现产业合理化，提高国际竞争力：一是，龙头大企业逐步转向开拓国内市场，通过国内市场发展品牌，通过向品牌经营、营销经营等产业链的高端部分移动，增加其产品附加值，最后实现自主品牌的国际化经营；二是，部分规模以下企业退出，从而降低为国外贴牌生产的比例、低附加值生产的比例，三是，留存下来的中小企业向专业化厂家转化，为国内品牌企业进行贴牌生产，围绕行业内大型企业，形成金字塔式的外包加工体系。合理的产业组织结构将有利于提升产业国际竞争力。
三、“软”基础设施与“硬”基础设施
在“硬”、“软”基础设施建设方面，应当改变只有物质基础设施才是基础设施的观念，在扩张物质资本积累的同时，更重视人力资本的积累。由于我国人力资源储备不足，我国经济的产能虽然很大，但增长过多地依靠廉价劳动力，生产严重依赖资本，尤其是外国资本，产品的附加值尤其是属于本国国民所有的增加值比重很低。人力资本的缺乏，使我国技术创新严重不足，我国的产品生产，尤其是出口产品，大多限于较低技术含量的低端产品。自主品牌、自主国际销售渠道的缺失，使我国生产的产品只能低价出售给国外中间商。这不仅导致了收入增长缓慢，而且也使国民收入分配的差距不断扩大。因此，从长远来看，在扩大物质资本积累的同时，更应重视人力资本的积累，为我国实现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建立创新型国家奠定坚实的人力资源基础以及自主创新准备，为市场经济条件下缩小国民收入分配差距创造物质前提。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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