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宏观经济分析与预测（2008年）
增长效应研究本章作者：龚敏。
从1979年起，我国实行“计划生育”政策，控制人口增长。经过近30年的政策调节，不仅人口增长率大幅度下降，人口的年龄构成也因此发生了重大变化。研究表明，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不仅会改变劳动力的规模和构成，从而影响经济增长和人均收入水平，还会影响国民的消费、储蓄及投资行为，从而影响一国经济的增长方式以及经济结构。近30年来，我国人口结构变化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劳动年龄人口规模及其占总人口的比例自1980年起快速上升。1985年，劳动年龄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超过了60%。劳动年龄人口规模的扩大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我国经济较长时期的高速增长。与此同时，经济增长“投资驱动”的特征也日趋明显。我国与亚洲一些国家，如韩国等在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阶段、经济的对外开放程度等方面有一定的相似性。这些经济体在经济高增长，人均收入水平快速提高的同时，经济增长“投资驱动、出口拉动”的特征都很明显。与这些经济体相比，一个重要的区别是，我国在劳动年龄人口比例上升、经济高速增长的时期，GDP中居民消费支出的比例不断下降，而日本、韩国等国家却是消费占GDP的比重先下降，但在一个偏低，却比中国高得多的比例上基本稳定下来了。从人口年龄结构变化的角度出发，对比研究我国与亚洲开放型经济体的经济发展异同，有利于我们找出现阶段我国与世界其他类似国家经济增长的共性特征以及因我国国情而产生的独特问题。
本章试图从我国人口年龄结构变化的角度出发，考察导致我国现行经济增长方式以及国民收入“两高一低”不平衡结构特征的长期原因。首先分析自1979年以来我国人口构成的变化情况。其次，分析人口年龄结构变化对我国居民储蓄行为、对经济的投资需求以及资本劳动的相对禀赋程度等的宏观影响效应；以此为基础，通过与日本、韩国等经济体的横向比较，探讨人口年龄结构变化对我国“两高一低”经济结构的影响。最后，分析当前和今后30年里我国人口结构变动所蕴含的宏观经济政策意义。
本章所进行的国际比较分析，在以下几个方面具有重要的政策含义：一是，日本在20世纪90年代用扩张性货币与财政政策刺激总需求的成效不显著，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人口规模和构成的变化对总需求增长及构成的变化具有重要影响。二是，受亚洲金融危机冲击后长达10年的时间里，日韩等外向型经济体在投资率较大幅度下滑的同时，并没有出现国内居民消费率的明显增长。一定程度上说明，当人口结构处在某一变化阶段时，外向型经济遭遇外部需求萎缩，希望在短期内调整结构，转向内需推动，可能是不太现实的。2007年下半年始于美国并开始波及全球的金融危机严重萎缩了我国出口的外部市场需求，导致我国“出口拉动”型经济增长方式难以为继，扩大内需的任务迫在眉睫。然而，当前我国经济所处的人口年龄阶段——人口基数大而且农村人口所占比例较高——决定了，经济要在短期内从“投资驱动、出口拉动”迅速转向国内消费需求驱动有较大困难。因此，今后一段时期的宏观调控政策不应只考虑短期“保增长”的需要，而应当更为注重结构调整与增长方式转变。在这一过程中，如何适应当前以及今后一段时期我国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趋势，使我国经济能够充分利用人口结构变化的好处，同时，应尽量降低人口年龄结构变化的不利影响，是宏观经济政策调控中值得重视的一个方面。
第1节 我国人口结构的变化
1979年起，我国实行“计划生育”政策，在随后的30年里，人口出生率逐步下降，使人口自然增长率稳步降低。1990年为14.4‰，1995年为10.6‰，2000年为7.6‰，2005年为5.9‰，2007年进一步下降到5.2‰。根据联合国发表的《世界人口预测（2006年修订）》，在今后30年时间里，我国人口增长率还将继续下降，预计2015～2020年间仅为4.7‰，2020～2025年间将进一步降至3.4‰。
在人口增长逐渐放缓的同时，我国的人口年龄结构也发生了显著变化。我们将1950～2030年我国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划分为以下三个阶段：1980年之前，年轻人口比重（14岁以下人口）超过35%；1980～2010年期间，年轻人口的比重快速下降，劳动年龄人口比重不断上升；第三阶段为2010～2030年，老年人口比例快速上升。目前我国经济正处于人口结构变化的第二阶段。1980年总人口中14岁以下人口（年轻人口）占35.5%，15～59岁人口（劳动年龄人口）占57.1%，60岁以上（老年人口）占7.4%。2005年，我国总人口比1980年增加了31.5%，但是，2005年0～14岁人口却比1980年减少了7086万，规模仅为1980年的80.02%，15～59岁人口规模为1980年的155.19%，60岁以上人口则比1980年增加了94.98%。2005年，年轻人口仅占总人口的21.6%，比1980年下降了13.9个百分点；劳动年龄人口占67.4%，上升了10.3个百分点；老年人口占11%；提高3.6个百分点。进入第三阶段后，人口老龄化的特征开始显现。预计到2030年，年轻人口的比例将进一步下降为17.3%，比1980年下降18.2个百分点，比2005年下降4.3个百分点；劳动年龄人口比例将降为58.8%，虽然还高于1980年1.7个百分点，但将比2005年下降8.6个百分点；老年人口的比例则快速提高到23.8%，将比1980年上升16.4个百分点，比2005年提高12.8个百分点。从人口规模来看，2030年年轻人口是1980年的71.19%，劳动年龄人口规模是1980年的150.45%，老年人口是1980年的470.89%！1980年，中国劳动年龄人口与老年人口之比为7.72：1（联合国，2006），到2000年变为5.13：1（《中国统计年鉴（2007）》），到2030年，将进一步下降到2.47：1（联合国，2006）。
此外，在1980～2010年期间，我国城镇和乡村人口之比也发生了显著变化。1980年乡村人口占总人口的80.6%，1990年下降为74.6%，1995年为71%，2000年为63.8%，2005年为57%，2007年进一步下降为55%。这反映了我国经济增长过程中，工业化与城市化使农村人口快速地向城市转移。随着农村人口向城市转移，第一产业就业人口占总就业人口的比例快速下降，在第二、第三产业就业的人口比重不断上升。1980年三次产业就业人口的比例分别为68.7%、18.2%和3.1%，2000年为50%、22.5%和27.5%，2007年进一步演变为40.8%、26.8%和32.4%。我国人口年龄结构和城乡人口结构的快速变化，无疑将对我国宏观经济的各方面产生重大影响。
第2节 人口结构变化的宏观经济效应分析
一、人口年龄结构变化与人均收入的变化
人口总量及构成的变化无疑与一国的宏观经济表现密切相关（Hock and Weil，2006；An and Jeon，2006）。内生增长理论说明了人口规模的变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即人口总量的上升（人口增长率的提高）有助于提高经济增长水平。近期，大量的研究关注人口年龄性别结构的变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其中，一些研究试图说明发展中国家的高速经济增长是人口结构变化的结果。在一般情况下，当出生率持续下降，劳动年龄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快速上升并超过了总人口增长速度时，经济开始了高速增长，人均收入水平也快速提高。这里一个隐含的前提是，新增劳动人口都能够得到就业。或者说就业率保持稳定，或就业率下降速度低于劳动年龄人口比重上升的速度时，这个关系可以成立。人均收入水平与人口年龄结构变化的关系是直接的。
这里g代表下标变量的增长率。也即，人均收入的增长率等于按劳动年龄人口平均的收入增长率加劳动年龄人口增长率减去总人口增长率。我国经济活动人口占劳动年龄人口的比例，1990年为83.2%，1995年提高到88.4%，2000年进一步提高到89.6%，2005年略降为88%。这说明，尽管近10年来我国劳动年龄人口不断上升，但就业率基本上保持稳定。因此，当我国劳动年龄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快速上升并超过了总人口增长速度时，我国人均收入水平实现了快速提高。
这说明，如果劳动年龄人口比例上升导致人口总抚养率下降时，人均收入的增长率将可能提高。上述这些由于人口中劳动年龄人口比例上升，或者人口总抚养率下降而导致的人均收入的增长在现有文献中被定义为第一类人口红利。对亚洲新兴工业化国家（NIEs）的研究表明，人口红利在其经济增长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有一些研究估计了人口红利的大小，认为那些“经济增长奇迹”的国家中，人口红利贡献了经济增长的1/3（Bloom and Williamson，1998；Bloom，Canning，and Malaney，2000；Bloom，Canning，and Sevilla，2002）。然而，这一类人口红利并不持久，当劳动年龄人口的增长最终减缓下来并落后于总人口增长时，这类人口红利将消失，经济增长速度将可能下降。
1980～2010年期间我国劳动年龄人口的增长速度高于总人口的增长速度；同时，人口抚养率也在变化。1980年每个劳动年龄人口（15～59岁）负担0.62个年轻人（0～14岁）和0.13个老年人（60岁以上），总抚养率为0.75.2005年，年轻人抚养率大幅下降为0.32，老年人赡养率上升为0.16，总抚养率下降为0.48.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中国经济开始了持续的高速增长。2006年人均GDP（按可比价格计算）已经是1978年的10倍强。1985年按当期美元计算的人均GNI是293美元，2000年上升到930美元，2006年更攀升至2000美元。若按照购买力平价折算，人均国民收入在2000年是2304美元，2008年提高到了4660美元（世界银行）。可以认为，近30年来，在经济市场化改革和对外开放的带动下，我国的人口红利得到了快速释放。
蔡和王（Cai and Wang，2006）认为，1980～2003年期间中国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可能贡献了中国经济增长的15%～25%（以及储蓄增长的5%～21%）。蔡和王（2005）的研究认为，约1/4的中国人均GDP的增长来自于人口红利，但是，他们预测这种红利将在2015年左右消失，之后老龄人口抚养率将稳步上升。王和梅森（Wang and Mason，2006）、卢和兰（Lu and Ian，2006）指出，中国在接下来的20年还会继续出现劳动年龄人口比例的快速上升。因此，如果适当的经济增长战略以及经济政策被采用的话，中国在下一个20年还会因为劳动年龄人口比例的上升而维持高经济增长水平。王（Wang，2004）也指出，如果人口红利带来的收入增加能够有效地投资于实物或人力资本的话，中国可以延续人口红利的积极效应。
现有研究基本上是从供给角度考察了我国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对我国经济高增长的可能影响。然而，高增长的实现，不仅需要大量有效供给能力的提供，也需要相应的有效需求使这些新增供给能力得以实现。我国经济近年来出现的一个情况是：在高增长的同时，居民收入增长较为缓慢，最终消费占GDP的比例持续下滑；投资和净出口所占的份额大幅提高，国民经济高投资、高净出口、低消费也即“两高一低”的不平衡经济结构特征日趋明显。因此，一个需要回答的问题是，这种经济“两高一低”的不平衡结构特征是否也与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有关？亚洲一些开放型经济体如日本和韩国，在人口年龄结构变化的阶段，是否出现了与我国经济类似的特征？哪些原因导致了我国经济出现了与这些新兴经济体不一致的特征？今后的20年，我国人口年龄结构预计将发生不同于前30年的结构变化，即劳动年龄人口增长将逐步低于总人口增长，老年人口比例显著提高，总人口抚养率也大幅提高。这些人口结构的变化在影响经济增长的同时，又将如何影响经济的需求总量和需求结构？回答这些问题对我们评价当前的扩大内需政策有重要意义。由于目前“投资驱动、出口拉动”的经济增长方式在外部需求萎缩的情况下，已难以长期持续，如果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是形成“两高一低”的不平衡结构特征的一个长期因素，那么，宏观经济当局就需要根据人口年龄结构变化的阶段性特征，采用不同的经济增长战略和经济政策，才能确保我国经济的可持续增长。
以下将从人口年龄结构变化对投资、消费及储蓄行为的影响等几个方面分析人口年龄结构变化的宏观经济效应。
二、人口年龄结构变化对居民储蓄的影响
人口年龄结构改变会影响家庭的储蓄和消费决策，从而影响一国的总储蓄。D。E。布卢姆、坎宁、曼斯菲尔德和穆尔（Bloom，D。E。，Canning，Mansfield，and Moore，2006），伯南克（Bernanke，2005），洛艾萨、施密特-黑贝尔和赛尔旺（Loayza，Schmidt-Hebbel，and Servén，2000）等的研究表明，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与一国总储蓄、经常项目余额之间存在密切关系。在经济发展的初期阶段，人口中年轻人口所占比例一般较高，劳动年龄人口的大部分收入需要用于年轻人口的消费支出，一国的储蓄水平将较低；随着劳动年龄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逐渐提高，人口抚养率的下降，人口的预期寿命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而逐步提高，劳动年龄人口的储蓄会增加，一国的储蓄水平也就因之提高。当进入人口老龄化阶段后，老年人口的比重增加使老年人口的负储蓄在决定一国储蓄率时产生了较大影响，它会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一国的储蓄率。在开放经济中，不同国家所处的人口结构阶段不同，就可能使一些国家在资本市场上出现资本净流出，经常项目维持顺差，而另一些国家经常项目则随着资本的流入转为逆差。
1995～2005年期间，我国人口中劳动年龄人口比重从1995年的64.2%提高到了2005年的67.4%，同时，年轻人的抚养率从0.42下降到0.32，老年人的赡养率从0.14上升到0.16，总抚养率从0.56下降到0.48.这一年龄结构的变化可能从三个方面影响我国居民的储蓄行为：一是，劳动年龄人口规模和比重的上升提高了总收入水平从而导致了储蓄增加；二是，年轻人口抚养率下降的同时，由于家庭对孩子的投资从“数量型”转向“质量型”从而增加了教育资本储蓄需要；三是，在中国传统文化的背景下家庭中的老年人的赡养在一定程度上需要劳动年龄人口的资金支持，在家庭结构转向劳动年龄人口需要负担更多的老年人口之后，劳动年龄人口的部分收入需要储蓄起来以供自己以及家庭成员中老年人口的未来消费之需（Cai，Giles，and Meng，2006；Xie and Zhu，2006；Lee and Xiao，1998）。在农村，由于社会保障水平较低，从理论上说，家庭中劳动年龄人口向老年人口的资金转移幅度可能更大。1995～2005年间我国城镇家庭平均储蓄率上升了7个百分点，达到可支配收入的25%，即1/4的收入被储蓄起来。按照城镇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减去人均全年消费性支出后占人均可支配收入的比例计算城镇家庭的储蓄率。这一期间，城镇家庭中人均可支配收入在不断上升，但收入中用于消费的比例却不断下降。2006年平均100元的可支配收入中有26%用于储蓄，74%用于消费；2007年储蓄率提高到27.5%，消费率下降到72.5%。
但是，我国农村家庭储蓄率变化趋势却与城镇家庭有所不同。由农村居民家庭年均纯收入减去农村家庭平均每人年消费性支出后占农村居民家庭年均纯收入的比率计算获得农村居民储蓄率。2000年农村家庭的储蓄率为25.9%，比1980年提高了10.7个百分点；之后的2005年、2006年，储蓄率却分别下降到21.5%和21.1%，2007年又提高至22.1%，虽然比1980年提高了近7个百分点，但却比2000年下降了3.8个百分点。农村家庭储蓄率变化趋势显然受到了人口年龄结构之外的更多因素的影响，需要进一步深入研究。
我国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对储蓄率会产生多大程度的影响，在现有研究中还存在争议。莫迪利亚尼和卡奥（Modigliani and Cao，2004）指出，我国家庭储蓄率的上升，符合我国人口年龄结构变化的趋势。但另外一些研究表明，我国居民的高储蓄率还与转型期的经济特征有关，如高房价、教育与医疗的高成本、社会保障体制的不完善等因素都可能导致高储蓄、低消费（Chamon and Prasad，2008；Horioka and Wan，2007；Kray，2000）。对大部分亚洲国家和地区居民高储蓄行为的研究表明，虽然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不是决定高储蓄的唯一因素，但却是一个不可忽略的因素（Chamon and Prasad，2008）。一般认为，人口因素决定储蓄率变化的长期趋势，其他因素决定其沿着趋势线的波动或偏离。
在开放经济中，总储蓄率等于当年资本形成率加净出口占GDP的比率。1980年我国的总储蓄率为34.5%，1995年上升至41.9%之后开始下降，2000年降至37.7%；之后不断上升，2005年升至48.2%，2007年进一步提高到51.2%。这说明目前我国有超过一半的国民收入被储蓄起来。有研究表明，政府储蓄和企业储蓄占总储蓄的比重快速提高，前者是政府主导型经济导致参与收入分配的结果；后者体现企业利润的留存增加，特别是资源型、垄断型国有企业利润留存的提高。这些巨额的储蓄为投资需求提供了必要的资金供给，但是也造成了国内消费严重不足，大量产出不得不依靠出口获得实现。
三、人口年龄结构变化与消费投资率的变化
人口中劳动年龄人口比重上升，必然扩大对生产性资本的需求，导致经济增长“投资驱动”的特征。这里以日本、韩国为例，比较分析亚洲出口导向型经济体的人口年龄结构变化与消费、储蓄、投资的关系（Kuijs，2005；Lu and Ian，2006；Dekle，2002，2005）。具体数据在附表给出，人口数据来自http：//esa。un。org/unpp，宏观经济指标数据来自Penn World Table 6.2，数据均为按可比价计算。
（一）日本的情形
先看日本的情形。日本人口中劳动年龄人口比例从1960年开始超过60%，1970年达到65.3%，之后直至1995年都稳定在64%的水平，2000年开始降为62.1%，2005年降低至59.7%。在人口年龄结构变化的这40年期间，其消费投资率的变化可以分为四个阶段：
注：数据来自Penn World Table 6.2.按支出法分解GDP，即YC+I+G+NEX。下同。
一是，1960～1970年，人口中劳动年龄人口比例和规模快速上升，人均实际GDP增长率维持在较高水平，1970年的人均实际GDP是1960年3.2倍。投资占GDP比例持续上升，消费占GDP比例持续下降。1960年投资率为26.47%，1970年达到最高点，为38.2%；同期居民消费率从1960年的59.5%下降到1970年的49.8%。同时，经济增长在相当程度上是外向型、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出口增长拉动的。
二是，1970～1990年，人口中劳动年龄人口比例稳定在64%左右的水平上，经济增长速度开始放缓，人均GDP则持续增长，1980年的人均实际GDP是1970年的2.7倍，1990年的人均实际GDP是1980年的2.1倍。投资率虽有所波动但维持在30%～40%的区间，消费率虽有所回升，但仅保持在52%上下。在此期间，日本国内产业结构开始升级调整，同时累计的外汇储备也开始向外输出。通过FDI，一部分生产能力开始向韩国等亚洲国家转移。对人力资本投入的重视使日本在人口规模和构成变化的同时，开始扩大人力投资存量，为产业结构的升级储备人力资本。
三是，1990～1998年，日本“泡沫经济”破灭之后至亚洲金融危机发生，人均实际GDP增长率快速下滑，尽管日本政府连续使用扩张性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刺激经济，但是，投资率仍然从1990年36.4%持续下降至1997年的32.3%。与此同时，消费的增长却相当有限，同期消费率仅轻微上升，1997年的消费率是这9年中最高的，不过53%。在此期间里，日本的外汇储备依然不断增加，促进了对外投资幅度不断加大。制造业生产能力向中国等国家转移，产业升级是其国内投资率不断下降的原因之一，但是，在国内投资率下降的同时，却没有产生消费率的提高。
四是，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后，日本人均GDP增长率接近零增长，投资率继续下滑，消费率基本稳定在54%的水平上。在1960～2004年的期间里，日本人均GDP增长了26.5倍，但GDP构成中，投资率随日本国内产业结构的调整、生产力在全球的布局变化呈现出“倒U”的变化；消费率随着人均收入的快速提高后，先下跌后平稳，之后基本稳定在54%的水平。
几点观察结论：（1）当人口中劳动年龄人口比例快速提高时，实行外向型战略的发展中经济往往根据比较优势原理，利用本国丰富而廉价的劳动力资源禀赋发展外向型劳动密集型产业。在这一期间，经济高速发展，经济结构急剧变化，往往出现了消费率持续下降、投资率不断提高的现象。（2）经济高速增长和产业结构升级，必然促进对外投资的扩张，它降低了日本国内的投资率，与此同时，顺应着产业升级对更高层次人力资本的需求增加，人力资本投资开始上升，人力资本储备状况的改善是日本完成产业升级的一个重要因素；（3）“泡沫经济”破灭后，日本实施的扩张国内总需求的政策并没有改变国内投资率下降的趋势，人均收入水平的提高也没有显著提高消费占GDP的比例。这里，人口的因素非常明显。自1990年开始，虽然日本人口中劳动年龄人口还占较大比例，但同时老年人口（60岁以上）的比例却已开始快速提高，人口规模也开始下降。人口规模的下降导致经济总需求的下降、对产品需求的下降、国内生产成本高昂，使在本土进行出口生产无利可图，国内投资率自然下降；对国内资产需求的下降导致国内资产价格低迷，泡沫经济波灭、金融危机的冲击等，都使家庭财富的预期收益下降且不确定性提高，这些都抑制了劳动年龄人口的消费需求。因此，尽管可支配收入快速增长，凯恩斯意义上的货币与财政政策也没有显著提高消费占GDP的比例。
（二）韩国的情形
自20世纪60年代中期开始到1980年，作为亚洲“四小龙”之一的韩国出口导向的经济增长方式使其人均实际GDP开始快速增长。期间，投资率迅速攀升。1966年投资率仅20.9%，1975年上升为25.9%，1980年进一步提高到34.8%；同时消费占GDP的比例也开始下滑，1966年为72.4%，1975年下降为65.9%，1980年仅为57.9%。1980年之后韩国人口中年轻人口比例快速下降，劳动年龄人口比例快速提高并超过60%，2005年到达67.6%，预计2010年将达到最高点，68.1%。在1981年至亚洲金融危机之前的1996年期间，韩国人均实际GDP增长率平均高达7%，1980年的人均实际GDP是1970年的3.7倍，1990年的人均实际GDP是1980年的3.4倍。期间投资呈现不断上升的态势。1990年和1995年分别达到40.1%和41.4%，平均维持在35.7%的水平；消费占GDP的比例在延续一段下降趋势后基本平稳维持在50%上下的水平。亚洲金融危机之后，韩国人均实际GDP转为下滑态势，同时，投资率大幅下跌，1998年投资率仅为28.4%，比1996年减少了14个百分点，自2000年起，投资率基本维持在34%的水平。消费率虽然有所回升，但也只保持在51%左右的水平，最高的2002年只达到53.7%。2004年的韩国人均收入已是1970年的28倍，是1980年的7.6倍，但是，GDP中消费所占的比例也没有显著提高。
几点观察结论：（1）人均GDP快速增长的同时，投资率不断上升，消费率不断下降并逐渐趋稳；（2）快速的人均收入提高并没有显著提高消费占GDP的比例，经济增长的外向型特征依然明显；（3）外向型经济受到外部需求萎缩的冲击，国内投资率大幅下降的同时，消费需求也没有大幅提高。在这期间，韩国通过FDI，将过剩的国内生产能力向中国等国家的转移可以揭示其国内投资率始终在低位徘徊的部分原因。
（三）中国的情形
与日本、韩国相比，中国人口中劳动年龄人口比重超过60%发生在1985年前后，2005年达到67.4%，预计将在2010年达到最高点，为67.9%。从人口年龄结构变化看，除了中国人口规模更为巨大以外，中国与韩国的情形非常接近。在1985～2004期间，中国人均实际GDP也实现了快速增长，1980年的人均实际GDP是1970年的3.3倍，1990年的人均实际GDP是1980年的3.1倍，2000年的人均实际GDP是1990年的2.8倍。同时，投资率也长期维持在30%左右的水平。与日本、韩国不同的是，在这一期间，我国居民消费率不仅水平低，而且还呈现持续下降的态势，1985年居民消费率为46.5%，1995年降为40.8%，2005年进一步降为39.3%，2004年仅为37.5%。而政府支出占GDP的比例，就平均而言，高出日本14.4个百分点，高出韩国17个百分点。1985年为27.4%，2000年和2005年分别提高到29.9%和30.2%的水平，之后有所下降，2004年仍达到26.8%。
第一，按照联合国2006年修订的《世界人口预测》，各国基本上有40年左右的时间可以维持人口中劳动年龄人口（15～59岁）比例在60%以上。在这40年中，日本和韩国等亚洲开放型经济体在人口年龄结构中劳动年龄人口比例开始快速提高的第一阶段，即大约10年左右的时间内，通过发展外向型经济，促进经济增长，带来了人均实际GDP的快速增长；这些经济体在高增长的同时，都经历了投资率的快速上升、消费率下降的过程。当人口中劳动年龄人口比例逐步趋于稳定后的10～20年的时间里，人均收入水平持续提高，人力资本质的提高与量的扩大成为这些经济体产业结构升级的必要保证；同时，这些国家开始通过FDI逐步把低端的产业向海外转移。在此期间，劳动年龄人口依然为经济提供较高的储蓄，投资率基本上稳定地维持在高位水平，消费率也停止下滑并保持稳定。亚洲金融危机之后，外部需求萎缩，这些经济体的投资率都明显下降，但是消费率却只有小幅上升。特别是日本，泡沫经济破灭后的10年里，即使实行了以零利率为特征的货币政策、持续扩张的财政政策也没有大幅提升消费占GDP的比例。
为什么亚洲开放型经济体在人均收入快速提高的同时，消费率不能快速提升？这是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与美国68.6%的居民消费率相比，同是发达国家的日本、韩国51%～54%的居民消费率并不高。这一定程度上有可能说明，在人口中劳动年龄人口比例和规模扩大时，实现开放型战略的后发经济体，经济增长或多或少都有依赖投资驱动的特征。因此，当外部需求萎缩后，日本和韩国的经济在长达10年以上的时间里没能实现向国内消费需求驱动型增长方式的转变。
第二，虽然中国与日本、韩国和美国的人均收入水平的差距在不断缩小，但是，考虑到人口的规模基数，中国人均实际GDP的绝对水平依然很低。一个大致的计算结果是，在1980～2000期间，中国的人口规模平均是韩国人口的25～27倍，但韩国的人均GDP却平均是中国的4～6倍。这一定程度上说明，我国经济增长获取的人口红利有限。具体原因可能涉及我国劳动年龄人口中过高的农业人口比例，以及人力资本总量水平低抑制了产业结构的升级，从而人均GDP增长乏力。此外，经济体制方面的原因也不能忽视。
第三，我国消费率不断下降、政府支出占GDP较高份额的现象值得关注。这一现象无疑是政府主导型经济的重要结果，政府参与生产性投资，国有垄断型企业依靠其垄断地位，获取了高额利润，使国民收入分配结构存在着向政府及大型国有企业倾斜的趋势（龚敏、李文溥，2009）等，都是导致GDP中政府支出（政府投资与政府消费）占较高比例，居民消费比例不断下降的原因。
综上所述，从我国人口年龄结构变化的现有阶段，以及比较日本、韩国等亚洲开放型经济体的经济发展过程，可以认为，我国经济“投资驱动”的特征有一定的历史合理性。按照联合国的人口预测，进入2025年之后，我国人口中劳动年龄人口比例才会下降，这一定程度上预示着“高投资”还将持续一段时间。亚洲金融危机后日本和韩国的GDP中消费所占的份额没有大幅提高的事实说明：一种经济运行方式形成之后，往往具有很强的惯性，当外向型经济体遭遇外部市场需求萎缩之后，尽管在理智上知道需要扭转既有的经济运行方式，将目光转向国内市场，也即扩大国内消费，但是，在短期内扭转经济增长方式的困难比较大。2007年下半年开始的金融危机使我国外部需求市场急剧萎缩，经济面临扩大内需的迫切压力，扩张性的宏观政策能否在短期内扭转消费率下降的趋势？从上述比较的结果来看，似乎结果并不乐观。
第3节 政策分析
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我国人口构成中劳动年龄人口所占的份额开始稳步提高，从要素投入的角度看，劳动年龄人口规模和占总人口比例的扩大为我国经济提供了丰富的劳动力资源，经济高速增长带动了劳动年龄人口收入的快速增加。随着年轻人抚养率的快速下降和老年人赡养率的缓慢上升，一方面家庭内部对孩子的支出从“数量”到“质量”的转移，导致劳动年龄人口需要为教育投资而储蓄，另一方面家庭内部对老年人的资金转移也需要劳动年龄人口为赡养老年人而储蓄，加上人均寿命的延长劳动年龄人口也需要为自己老年后的生活而储蓄。更重要的，在当前中国经济的转型时期，劳动年龄人口还有预防性储蓄的动机。因此，我们可以观察到随着人均收入水平上升，城乡居民的储蓄倾向有逐渐提高的趋势。
我国劳动年龄人口规模的扩大形成了对投资的巨大需求。较高的居民储蓄、政府储蓄、企业储蓄，以及FDI的大量流入，为投资需求提供了必要的资金支持。正如日本、韩国等亚洲开放型经济，在对外开放的带动下，劳动年龄人口的增加、高投资共同导致了高速的经济增长。但是，与日韩经济不同的是，我国GDP中消费率水平不仅起点就比较低而且在经济高速增长的过程还持续下降。
此外，中国与日本、韩国不同的一个特征是：中国在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改革开放时，体制起点是计划经济，政府支出占GDP很高——这是可以理解的。在计划经济条件下，政府必须集中绝大部分的国民经济剩余，用于计划经济体制基础——国有企业——的简单再生产与扩大再生产和社会公共支出。按理，随着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轨，政府逐渐退出对直接生产领域的投资，其支出占GDP的比重应当逐步降低。但是，令人难以理解的是，它不仅没有随着经济的市场化转轨、高速增长，比重逐渐降低，相反却逐步上升了。数据比较中可以看出，居民消费、投资及政府支出三项所占比例中，中国不仅居民消费占GDP的平均比例比日本、韩国的低了25%左右，投资占GDP的比例也只相当日本、韩国的94.96%和82.91%，相反，政府支出占GDP的比重却是日本、韩国的202.86%和249.12%！
政府支出，无非用于两个方面，一是政府投资。在中国，政府投资除用于非竞争性的社会基础设施投资外，还有相当部分用于对国计民生有重要作用的大型或特大型尤其是自然垄断领域国有企业的投资（包括国有企业利润的再投资）。尽管日韩的政府支出中也有部分将用于投资，但是，考虑到中国政府支出占GDP的比例是日韩比例的2～2.5倍，中国政府投资支出中除满足社会公共基础设施投资需要之外，还有满足其国有企业投资的需要。因此，可以断言，中国的政府支出有相当比重将转为投资。加上政府支出中用于投资的部分，中国的GDP用于投资的比重是相当高的。
政府支出的另一方面用途，是公共开支，其中政府向居民转移支付的部分，可以直接形成居民收入；用于民生保障部分的支出，也可以直接或间接地转化为居民收入。但是，从中国居民急剧增加的储蓄倾向可以看出，政府用于社会保障支出、教育、医疗方面的支出是严重不足的。政府的其他公共开支，固然形成了消费，但是未必都是居民消费。其中，用于维持公务人员部分，固然转化为居民收入，但是，如果政府开支维持了超过正常需要的公务员队伍，或使公务员的收入高于社会正常标准，那么，其对经济增长的效应是负的：原本可以从事生产性活动的人力资源却从事非生产性活动，不仅造成了GDP的损失，而且因其过度的管理阻碍了生产领域更好地创造GDP，降低了应有的经济增长。其次，缺乏社会监督和制衡的公共开支，往往会将可以用于居民正常消费的资源，用于公共部门的炫耀性、奢侈性消费，造成消费的不经济。
因此，在现阶段，中国在面临着与日本、韩国类似的劳动人口年龄阶段的共同问题——高储蓄、高投资、低消费的同时，叠加进了中国因素，使消费不足问题无论在总量还是结构上都更加严重起来。参照其他国家人口结构变化的阶段性以及联合国对我国人口变化的预测，我国劳动年龄人口比例超过60%的时间大致维持在40年左右。这意味着一直到2025年，我国人口中劳动年龄人口都将保持在60%以上的水平，之后才会出现劳动年龄人口比例的逐渐下降，老年人口比例的上升。预计2025年劳动年龄人口将占62%。这预示着今后较长一段时期内我国居民的高储蓄倾向和经济的高投资极有可能还将持续下去。
人口规模和年龄结构的变化对宏观经济政策效应的影响是不可忽视的。（1）日本经济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的人口规模的下降导致经济总需求的下降，其中对产品需求的下降导致价格水平难以提高，对资产需求的下降也导致资产价格低迷以及家庭的财富的预期收益下降。在泡沫经济破灭的10年中，日本货币政策已接近零利率，凯恩斯意义上的财政政策对刺激总需求的效应非常有限。这说明当人口总量开始影响宏观经济总量与构成时，货币、财政政策存在很大的局限性。（2）人口结构的变化影响总需求的构成。如老龄人口比例提高时，面向老年人的产品以及服务就应该成为投资和生产的主要对象之一。人口结构老化之后，国民收入中用于非生产性消费如养老、老人的护理、医疗等不得不大幅度上升，政府必须减少生产性的公共支出，而扩大非生产性的公共支出。（3）在人口结构变化的特定阶段，扩张人力资本存量可以强化并延续“人口红利”。这一方面通过改善和提高劳动资源的质量来实现，另一方面为产业结构的升级储备人力资本。
目前我国国民的低消费既有来自于高房价、教育以及医疗保障等原因导致的高储蓄行为，也有来自人口年龄结构改变的原因。在出生率下降、人口寿命延长的情况下，劳动年龄人口具有较强的储蓄意愿。在金融市场不完善的情况下，家庭的财富的投资收益低且风险高，尽管可支配收入快速增长，但消费依然很低。可以认为，扩张性宏观政策难以改变凯恩斯“节俭的悖论”。到2030年，中国的人口年龄结构与韩国十分接近，但由于我国人口基数太大，中国面临的问题必然与韩国有所不同。从人口规模来看，在1980-2004年间，中国人口规模平均是日本的9.3倍，韩国的26.5倍，美国的4.4倍。
首先，虽然目前我国劳动年龄人口比例较高，但劳动年龄人口中农村人口所占的比例也较高，这部分劳动力的生产率较低，其在部门间的转移过程中，如果人力资本得不到提升，就将抑制我国产业结构的调整。人口红利的释放，从短期看，依赖于就业的扩张；从长期看，则依赖于劳动力素质的提高，人力资本的积累。因此，必须加大对教育的投入，以充分利用和延续人口红利。此外，要提高我国储蓄转换投资的效率，使高储蓄通过资本深化转换为资本积累；通过提高资本密集度提高劳动生产率，继而提高人均收入水平。另一方面，从供给面的角度改善经济增长的潜力，也需要扩张人力资本的储备（Finlay，2006）。
其次，目前政府高储蓄、低社会福利支出的现状需要得到调整。目前庞大的人口基数已经使我国的老年人口具有相当的规模。应通过政府支出从生产性投资向社会支出的转移，完善社会保障体系的建设，才有可能降低家庭的高储蓄率，扩大私人消费，扭转经济增长方式，并为今后我国人口老龄化奠定必要的社会保障基础。
最后，可以预计，在今后的30年，我国人口结构变化将趋向于老龄化。但是，与日本韩国以及其他大部分发达国家的老龄化不同的是，我国人口老龄化可能将在人均收入尚没有足够提高之前就开始了。因此，从现在开始就需要做好以下几方面的考虑：
（1）要充分利用好当前巨大规模的外汇储备资产。日本在其经常项目顺差的时期通过FDI投资不仅使其国内产业结构完成升级，而且还建立起了净对外投资国的地位，这些对外投资的收益可为其现在已经开始的老龄化社会的消费进行融资。
（2）随着劳动年龄人口规模下降以及经济结构的调整，必然将导致工资水平的上升，中国经济低成本时代将结束；与此同时，东亚其他国家的人口年龄结构正处于劳动年龄人口比例上升的时期，其出口的扩大将恶化我国出口产品市场的竞争。因此，中国目前就需要顺应产业升级对更高层次人力资本的需求增加，扩大人力资本投资，为完成产业升级提供人力资本储备。
（3）人口规模与年龄结构的变化预示将来总需求的下降，以及总需求构成的改变。人口结构老化之后，国民收入中用于非生产性消费如养老、老人的护理、医疗等不得不大幅度上升，减少了用于生产性投资的公共投资比例，私人储蓄和公共投资减少，导致总产出和人均国民收入增长速度随之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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