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九二派：“新士大夫”企业家的商道与理想》有感
沈红波
有些书就是这样，拿起来，让你废寝忘食，合上后，让你心潮澎湃。读完《九二派：“新士大夫”企业家的商道与理想》一书后，我脑海中闪过许多念头，时代便像一幅跌宕的画面，倒影式地流过我的眼前，那是一个知识分子大迁徙的年代，那是一个轰轰烈烈追逐财富的年代，那是一个充满了时代色彩的年代……
“九二派”，一个充满了时代的诱惑与魅力的词语。特指在邓小平1992年南方谈话精神激励下，大批戴着政府机构、事业单位、科研院所“红帽”主动下海创业的企业家。这一年，全国至少有10万名党政干部“下海”经商。他们的名字耳熟能详：陈东升、田源、毛振华、郭凡生、王中军、冯仑、潘石屹、黄怒波、胡葆森……
很多人认为“九二派”企业家比一般人创业有更多的优势，是时代造就了他们，这是其他年代无法复制的。确实，回顾1992年，发生了两件大事：一是邓小平南方谈话，确定了中国市场经济改革的方向；二是国家体改委颁发了《有限公司暂行条例》和《股份公司暂行条例》——后来《公司法》和《合同法》的雏形。前者为这批企业家的诞生奠定了政治基础；后者直接提供了诞生的温床。当时的中国经济，犹如一座岩浆涌动的火山，随时等待喷发，只等待触发者。
这时，有这么一群人：他们少年时期历经“文革”，改革开放同时期进入高等学府，青年时期正值激荡的80年代，有着浓厚的经世济民情怀，渴望改造社会，变革体制。他们有着强烈的集体主义和国家意识，而同时又通明世事，人情练达。初为学者，后来入仕，再离开体制从商。虽为商人，但底色不改，将书生意气转化为了“实业报国”。他们点燃了这座火山，掀起了一股浪潮，他们缔造了那个时代。所以把这批人放在改革开放整个宏观大背景下去观照，1992年并不是起因，而更多是一个结果。
这是一拨白手起家的官员群体，1992年前后他们还相对弱小，但其成长速度在之后的20年被证明是最快的。与第一代以制造业起家的企业家相比，集中在金融、地产等政策性机会最多的领域的“九二派”企业家精准选择行业并带动了整个行业在中国的发展。同时，与上下两代企业家相比，这代企业家身上有一个共同的特征：集体主义和国家意识。这也是该书一直在探讨的这群企业家所独具的“商道与理想”的主要思想根基。这是一种企业家精神，它可以具备那个时代的特色，但其精神应该被传承下来。
一个社会所倡导的旋律和价值观，很大程度上决定了那个时代的发展走向。1992年前后，有很多官员投身商海，尤其是具有企业家才能的官员下海经商，这不仅是时代特色，我认为更是一种很好的现象。体制内精英向体制外流出一定程度上意味着中国社会主流价值观的悄然变化。官员的下海，说明当时社会主流价值观对经商的判断已逐步趋向认同。如果社会大众普遍认同“只有顶级人才去从事商业”，这不仅标志着中国商业文明和企业文明的进步，也标志着中国市场经济正逐步走向成熟。所以作者通过“九二派”企业家的群像，发出呼吁：“一些国家之所以不发达，不是因为他们缺乏企业家禀赋，而是因为他们的企业家人才被不当配置于政府或非生产性部门中。”“重振企业家精神就是要求政府退出经济主战场，让市场发挥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让企业和民众回到舞台的中心；重振企业家精神，就是要求政府放松和解除管制，强化市场功能，弱化官员造租和寻租的能力；重振企业家精神，就是要求民众理解企业家在市场经济中的作用。”这在当前处于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关键时期的中国，显得尤为重要。
思想改变世界，有思想的企业家才能走得更远。“九二派”充满思想、激扬文字，他们经过了时代大潮的冲击，来到冷酷无情的商业世界，变得成熟务实，似乎完成了深入世俗的蜕变。商海沉浮，世事变迁，能够穿越几十年的风雨屹立潮头者，内心一定保留着某种理想和信念。精神的力量是巨大的，信仰是可以延续的，在未来的历史变迁中，当新的制度文明降临时，人们或许还能看到一批似曾相识的人聚集在新的舞台上，他们的名字还叫“九二派”。
（作者系余姚农村合作银行董事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