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潜（渊明）是魏晋南北朝时期中最杰出的一位诗人，他的辞赋、散文数量不多，也写得好。但南朝时人们对他的评价普遍不高。钟嵘《诗品》把他列入中品，刘勰《文心雕龙》论述了大量作家，但全书只字不提渊明。此中原因，值得探究。
清代前期人所编的《古文观止》，选录了陶潜的三篇文章，为《归去来辞》、《桃花源记》、《五柳先生传》，三文确是佳作，为许多读者所熟悉。可是萧统《文选》仅选《归去来辞》一文。《文选》选录作品，强调文采，即指对偶、辞藻、音韵以至典故等骈体文学的语言美。《归去来辞》是辞赋，每二句句末押韵，音调动听。全篇运用许多骈偶句，而且辞藻较为优美，如“舟摇摇以轻？、风飘飘而吹衣”等许多文句，具有浓厚的诗意，故被入选。其他两篇均为语言较质朴的记事文，不具有这种语言美。《桃花源记》叙述故事曲折有趣，《五柳先生传》写作者自己，形象生动，均具有较高的艺术性。但南朝文人对由于记人记事的具体生动所产生的文学性却不重视。《文选》选录了《汉书》、《后汉书》等史书中传记前后的序、论、赞等多篇，却不选着重写人写事的传记。范晔在《狱中与诸甥侄书》中，自诩其《后汉书》中的不少序、论、赞写得好，却不提传记。《文心雕龙？史传》篇谈到《汉书》时，称道其赞、序“弘丽”，也不提传记。《桃花源记》、《五柳先生传》二文也是传记一类，不具有骈体文学所崇尚的语言美，故不受南朝文人的重视。唐宋以降，古文盛而骈文衰，传记一类写人写事之文遂受注意。
再说陶潜的诗。两晋至南朝初期诗歌（主要是五言诗），经历了一段曲折的发展过程。西晋初期，以陆机、潘岳、张协等为代表的一批作者，诗风偏于绮丽。西晋后期至东晋末叶约110年间，糅合道、儒的玄学盛行，许多文人注重以玄理入诗，不重视辞采，是为玄言诗风弥漫的时代。其特点是内容多宣说以老庄思想为主的人生观，语言朴素平淡。直至南朝刘宋初期谢灵运、颜延之出来，写作出许多辞藻富美的诗篇，方才改变了百年来玄言诗统治诗坛的局面。陶潜主要生活在东晋末期，其诗歌的语言朴素平淡，还是玄言诗的风貌。不过陶诗内容着重表现田园优美风光和自己在日常生活中的真切感受，这就使其诗的成就与价值远远超过玄言诗。陶潜与谢灵运、颜延之相识，并有来往，但谢颜二人比陶潜约小20岁，是陶的后辈，其辞藻富丽的诗风影响诗坛，已是陶渊明身后之事了。
南朝文人大抵重视作品的文采，并贬低玄言诗。钟嵘《诗品序》批评玄言诗“理过其辞，淡乎寡味”，即缺少耐人寻味的语言艺术美。陶潜诗在语言风貌方面仍与玄言诗接近，故南朝文人一般评价不高。从《诗品》对陶诗的评语，可知当时人认为其诗“质直”，为“田家语”，是质朴径直的村野语言。钟嵘也指出陶潜有华美的诗句，但只是少数。钟嵘评曹植为诗圣，一个主要条件是“辞采华茂”，陶诗正是缺少此一条件。萧统很爱好陶诗，《文选》选其诗八首，算是多了，但比起曹植、陆机、谢灵运各选数十首，仍是瞠乎其后。可见《诗品》列陶潜于中品，反映了当时文人的共识。
唐代古文运动开展，一部分文人对陶诗的评价有所提高。北宋古文运动取得彻底胜利，人们普遍重视朴素自然的文风，对陶潜评价更高，凌驾于曹植之上。以后元明清时代，研究、推崇陶诗者不绝。在中国诗史上，不取作家全名、只取其姓氏称诗者，只有陶诗、杜（甫）诗、苏（轼）诗诸家，可见陶诗在宋以来受人重视的程度。陶潜诗文评价的历史变化，反映了魏晋南北朝骈文昌盛与唐宋以来古文占优势两个不同时期文人在创作与批评方面审美标准的转移。
1998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