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代有的赋家，滑稽诙谐，被人们视同倡优。其中突出的有枚皋、东方朔。
《汉书？枚皋传》有曰：
皋不通经术，诙笑类俳倡，为赋颂，好？戏，以故得？黩贵幸，比东方朔、郭舍人等，而不得比严助等得尊官。……皋赋辞中自言为赋不如相如，又言为赋乃俳，见视如倡，自悔类倡也。故其赋有诋？东方朔，又自诋？。
这是记载枚皋善于诙谐嬉笑，有类俳倡。颜师古注：“俳，杂戏也。倡，乐人也。”这是说枚皋仿佛扮演杂戏、唱乐歌的人。又《汉书？东方朔传》及赞有曰：
朔尝至太中大夫，后常为郎，与枚皋、郭舍人俱在左右，诙啁（同嘲）而已。
赞曰：刘向言少时数问长老贤人通于事及朔时者，皆曰：朔口谐倡辩，不能持论，喜为庸人诵说。……然朔名过实者，以其诙达多端，不名一行，应谐似优，不穷似智……其滑稽之雄乎！
口谐倡辩，应谐似优，是说东方朔言辞诙谐辩给，有类倡优，故与枚皋相比（当然，东方朔对汉武帝还有正言规谏的一面，不尽以诙谐见长）。
善于诙谐嘲戏，以此娱人（主要是君主），这确是汉代少数赋家和倡优的共同特点。本文拟补充说明的是，即汉赋家和倡优同以诙谐风趣的韵文（赋、诗歌）来娱乐人，即他们用以娱人的工具、方式颇相类似。
汉代自武帝立乐府采集各地歌谣以后，宫廷中的黄门倡乐十分发达。倡人的主要任务即是演唱通俗生动的乐歌以娱乐听者。黄门倡乐即黄门鼓吹乐，其演唱的歌辞，主要即是乐府中的相和歌辞。晋代挚虞《文章流别论》论诗体有曰：“五言者，‘谁谓雀无角，何以穿我屋’之属是也，于俳谐倡乐多用之。”（《艺文类聚》卷五六引）挚虞指出，五言诗句虽肇自《诗经》（“谁谓”二句见《诗经？召南？行露》），但在俳谐倡乐中则大量出现。俳谐倡乐，即汉代的黄门鼓吹乐。汉魏相和歌辞中多五言诗，所以挚虞这么说。我过去曾写过《说黄门鼓吹乐》一文（收入拙著《乐府诗论丛》）加以阐释，此处不赘。
汉魏的相和歌辞，包括相和曲、清商三调（清调、平调、瑟调）、大曲等，其歌辞有的采自民间，有的则为文人、乐工模仿民歌而作，内容往往生动活泼，配以管弦乐器，声音清越动听，故为人们所广泛喜爱。张衡《西京赋》：“嚼清商而却转；增婵娟以此豸。”仲长统《乐志诗序》：“发清商之妙曲。”均可为证明。曹魏诸帝也酷爱它们。《曹瞒传》载：“太祖好音乐，倡优在侧，常以日达夕。”（《三国志？魏书？武帝纪》注引）曹操自己还写了不少相和歌辞，配乐演唱。《宋书？乐志三》记载：“相和，本一部，魏明帝分为二，更递夜宿。”夜宿，就是晚上在宫廷内演唱，供人主观听娱乐。
汉乐府相和歌辞、杂曲歌辞中，有不少篇章以叙事为主，有的还重视铺张的描写，如《陌上桑》、《孤儿行》、《焦仲卿妻》等都是，在写法上与长于铺张叙事的赋体接近，大约受到赋体的影响。其句式有三言、四言、五言、七言等等，其中有少数以四言为主的，如《孤儿行》、《雁门太守行》便是，风格更与赋体相近。曹操喜欢写相和歌辞，其中也有不少是四言体。这说明汉魏倡优所唱的乐府歌辞，不但用以娱乐人，而且有一部分在体式上与赋也十分接近。
汉代的许多辞赋，特别是那些描写帝王生活及其生活环境的大赋，从其“劝百讽一”的意义上说，都可以说是取悦帝王的娱乐品。但那些著名的大赋，写得毕竟颇为庄严，文辞也渊雅富丽，不能与通俗浅露的乐府歌辞相提并论。只有那些诙谐而杂以嘲戏的赋，风格才与倡优所演唱的乐府歌辞相近，其娱乐性的品格和程度也相接近。
《汉书？枚皋传》记枚皋赋特色说：
其文？？，曲随其事，皆得其意，颇恢笑，不甚闲靡，凡可读者百二十篇，其尤？戏不可读者尚数十篇。
可见枚皋赋中包含了不少“恢笑”、“？戏”的成分。可惜这些赋（包括他与东方朔互相诋？的赋）都没有传下来，无从窥见其面貌。《汉书？枚皋传》又载：
从行至甘泉、雍、河东，东巡狩，封泰山，塞决河宣房，游观三辅离宫馆，临山泽，弋猎射驭、狗马、蹴鞠、刻镂，上有所感，辄使赋之。为文疾，受诏辄成，故所赋者多。
可见枚皋的赋内容很庞杂，他跟从武帝游行各处，随时作赋。他不但要写巡狩、封禅等大事，还要写帝王狗马、蹴鞠等游戏活动。他已由文学侍从之臣降为文学弄臣，以辞赋供武帝日常生活中的消遣和娱乐，所以自悔如倡优一般了。
东方朔现存辞赋一类的作品，有《答客难》、《非有先生论》、《七谏》等，都比较严肃，但《汉书？东方朔传》所载他与郭舍人互相嘲戏一段情事，颇足注意：
时有幸倡郭舍人，滑稽不穷，常侍左右。曰：“朔狂，幸中耳，非至数也，臣愿令朔复射。朔中之，臣榜百；不能中，臣赐帛。”乃覆树上寄生，令朔射之。朔曰：“是窭薮也。”舍人曰：“果知朔不能中也。”朔曰：“生肉为脍，干肉为脯。著树为寄生，盆下为窭薮。”上令倡监榜舍人。舍人不胜痛，呼？。朔笑之曰：“咄！口无毛，声？？，尻益高。”舍人恚曰：“朔擅诋欺天子从官，当弃市。”上问朔：“何故诋之？”对曰：“臣非敢诋之，乃与为隐耳。”上曰：“隐云何？”朔曰：“夫口无毛者，狗窦也；声？？者，鸟哺□也；尻益高者，鹤俯啄也。”舍人不服，因曰：“臣愿复问朔隐语，不知，亦当榜。”即妄为谐语曰：“令壶龃，老柏涂。伊优亚，？？牙。何谓也？”朔曰：“令者，命也。壶者，所以盛也。龃者，齿不正也。老者，人所敬也。柏者，鬼之廷也。涂者，渐洳径也。伊优亚者，辞未定也。？？牙者，两犬争也。”舍人所问，朔应声辄对，变诈？出，莫能穷者。左右大惊。
这是一个极好的例子。郭舍人、东方朔，一个是倡，一个是文人，两人在武帝面前互相嘲戏，使用的都是比较整齐的韵语，这说明东方朔在某些场合的确和倡优非常接近。倡人平时唱乐歌，赋家作赋，习惯于韵文，所以日常的嘲戏语言，都运用韵语（古代隐语也经常使用韵文体）。
早在先秦时期，淳于髡与齐威王的一段对话，也很值得注意。《史记？滑稽列传》载：
威王大悦，置酒后宫，召髡赐之酒。问曰：“先生能饮几何而醉？”对曰：“臣饮一斗亦醉，一石亦醉。”……“若乃州闾之会，男女杂坐。行酒稽留，六博投壶。相引为曹，握手无罚，目眙不禁。前有堕珥，后有遗簪。髡窃乐此，饮可八斗，而醉二参。日暮酒阑，合尊促坐，男女同席。履舄交错，杯盘狼藉，堂上烛灭。主人留髡而送客，罗襦襟解，微闻芗泽。当此之时，髡心最欢，能饮一石。故曰酒极则乱，乐极则悲。万事尽然。言不可极，极之则衰。”以讽谏焉。
淳于髡这段讽谏之辞，使用赋体，句式整齐，又押韵脚，因此后人往往视同辞赋，姚鼐《古文辞类纂》的辞赋类，即以此章列于辞赋类之首。司马迁把淳于髡写入《滑稽列传》，《滑稽列传》中另外两人，是楚国乐人优孟和秦国倡侏儒优旃，都是倡优。两人都擅长以诙谐的韵语讽谏君王。这说明在先秦时代，诙谐的辞赋与倡优之辞，关系已经很亲密了。
再有，后汉鸿都门文人所作辞赋的内容，也与倡优所唱的乐歌相近。《后汉书？蔡邕传》载：
初，（灵）帝好学……侍中祭酒乐松、贾护，多引无行趋势之徒，并待制鸿都门下，喜陈方俗闾里小事。帝甚悦之，待以不次之位。……邕上封事曰：“……夫书画辞赋，才之小者。……（陛下）听政余日，观省篇章，聊以游意，当代博弈，非以教化取士之本。而诸生竞利，作者鼎沸。其高者颇引经训风喻之言，下则连偶俗语，有类俳优。或窃成文，虚冒名氏。”
鸿都门文人的辞赋作品，没有流传下来。从上引记载看，其内容喜欢陈述民间闾里小事，语言浅近，连偶俗语，其特色正与汉乐府《孤儿行》、《妇病行》、《白头吟》、《上山采蘼芜》、《焦仲卿妻》等篇章相似，无怪蔡邕要批评这些作者“有类俳优”了。
曹植的《鹞雀赋》是一篇富有风趣的小赋，它描写鹞欲捕雀充饥，雀求饶不得，乃隐避枣树刺丛，幸得脱身，归与家雀叙语。该赋语言通俗，有较生动的对话与故事情节，全文如下：
鹞欲取雀，雀自言：“微贱，身体，些小，肌肉瘠瘦，所得盖少。君欲相？，实不足饱。”鹞得雀言，初不敢语。“顷来？轲，资粮乏旅。三日不食，略思死鼠。今日相得，宁复置汝。”雀得鹞言，意甚怔营。“性命至重，雀鼠贪生。君得一食，我命陨倾。皇天降临，贤者是听。”鹞得雀言，意甚沮惋。“当死毙雀，头如果蒜。不早首服，捩颈大唤。”行人闻之，莫不往观。雀得鹞言，意甚不移。依一枣树，丛□多刺。目如擘椒，跳萧二翅。“我当死矣，略无可避。”鹞乃置雀，良久乃去。二雀相逢，似是公妪，相将入草，共上一树。仍叙本末，辛苦相语。“向者近出，为鹞所捕。赖我翻捷，体素便附。说我辨语，千条万句。欺恐舍长，令儿大怖，我之得免，复胜于兔。自今徙意，莫复相？。”
读这篇赋体的动物故事，不禁使人想起汉乐府诗中若干描写动物的篇章，如《乌生》、《艳歌何尝行》（“飞来双白鹄”篇）、《？蝶行》、《枯鱼过河泣》等，其风味与《鹞雀赋》颇为相像，只是后者篇幅较长，写得更加细致了。按《三国志？王粲传》注引鱼豢《魏略》载：
太祖（曹操）遣（邯郸）淳诣植。植初得淳，甚喜，延入坐，不先与谈。时天暑热，植因呼常从取水自澡讫，傅粉。遂科头拍袒，胡舞五椎锻，跳丸击剑，诵俳优小说数千言，讫，谓淳曰：“邯郸生何如耶？”
这里所谓俳优小说，当指诙谐而有故事性、如俳优日常所演唱的通俗文艺作品；曹植朗声诵读它们，又当是韵文。颇疑此处所云俳优小说，即指《鹞雀赋》一类作品而言（曹植尚有《髑髅说》、《诰咎文》、《释愁文》，虽不及《鹞雀赋》通俗生动，但按其体制，也属于这一类型）。曹植又是跳舞，又是诵读小说，正是模仿倡优的行为以作消遣。邯郸淳也是一位爱好通俗文艺的文人，撰有《笑林》（今佚），所以曹植以跳舞、朗诵小说等活动来招待他。从曹植《鹞雀赋》这一例子，也可以看出文人诙谐通俗的赋，同倡优演唱的作品是很接近的。枚皋的许多赋虽然没有流传下来，但从《鹞雀赋》也可以约略推想其面貌和风格。曹魏以后，此种诙谐通俗的赋，文人常有述作。《文心雕龙？谐□》云：“潘岳《丑妇》之属，束皙《卖饼》之类；尤而效之，盖以百数。”这里不再详述了。
综上论证，所以我认为，汉代赋家见视如倡，不仅因为二者同以滑稽见长，而且还在于同以诙谐通俗的韵文（赋、乐府歌诗）取悦人主。
1990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