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李白《蜀道难》的创作年代和主旨，向来有好几种不同的意见，迄今尚无定论，这些分歧意见大致可分为四种。
唐孟？《本事诗？高逸》和王定保《唐摭言》卷七都认为《蜀道难》的产生年代较早。两书记载太白入京，谒见贺知章。知章看到《蜀道难》，大加称赏。按李白于玄宗天宝元年入京，贺知章于天宝三载正月退休回乡（参考王琦《李太白年谱》），如《本事诗》、《唐摭言》之说可信，则《蜀道难》应是天宝以前的作品。
相信这一创作年代的，在谈到诗的主旨方面又分为两说。北宋沈括《梦溪笔谈》卷四、洪刍《洪驹父诗话》、南宋洪迈《容斋续笔》卷六认为是讽剑南节度使章仇兼琼而作。其根据是李白集中称刺章仇兼琼（《梦溪笔谈》），“尝见李集一本于《蜀道难》题下注，讽章仇兼琼也”（《洪驹父诗话》）。这是第一说。明胡震亨《李诗通》卷四说：“愚谓《蜀道难》自是古相和歌曲，梁、陈间拟作者不乏，讵必尽有为始作。白蜀人，自为蜀咏耳。”这是第二说。
唐范摅《云溪友议》卷二、《新唐书？严武传》都主张《蜀道难》是李白为房？、杜甫感到危险而作。严武镇蜀，房？、杜甫为其下属，严武很暴虐，李白害怕房、杜遇祸，故作此诗。按严武首次镇蜀（为成都尹、剑南节度使），在肃宗上元二年，次年李白卒（参考闻一多《少陵先生年谱会笺》）。如此说可信，则《蜀道难》是李白暮年之作。这是第三说。元萧士？《分类补注李太白诗》卷三说：“尝以全篇诗意与唐史参考之，盖太白初闻禄山乱华天子幸蜀时（时为天宝十五载）作也。……太白此时盖亦深知幸蜀之非计，欲言则不在其位，不言则爱君忧国之情不能自已，故作是诗以达意也。”这是第四说。
以上四说中第四说章分句解，说得尤为动听。故沈德潜《唐诗别裁集》卷六许之“为得其解”，陈沆《诗比兴笺》卷三誉为“迥出诸家之上”。最近苏仲翔先生编选的《李杜诗选》也采用此说。其实三、四两说，均不足信。考《蜀道难》一诗被收入唐殷？所编的《河岳英灵集》。殷？在评李白诗时且说：“至如《蜀道难》等篇，可谓奇之又奇。”又考明刊本《河岳英灵集》所载殷？自序云：“诗二百三十四首，分为上、下卷，起甲寅，终癸巳。”按序文称玄宗为今上，是其集必编集于玄宗时代，癸巳当为天宝十二载。闻一多《少陵先生年谱会笺》系此集之编成于天宝十二载，这是对的。北宋曾彦和跋《国秀集》云：“殷？所撰《河岳英灵集》，作于天宝十一载。”十一载当是十二载之误。《文苑英华》卷七一二、《全唐文》卷四三六载殷？序文作“起甲寅，终乙酉”，乙酉为天宝四载。按日人遍照金刚（生当我国唐代后期）的《文镜秘府论》南卷引殷序作“终癸巳”，加上曾跋作十一载，当以作“终癸巳”为是。要之，《蜀道难》的创作必在天宝十二载以前，是完全可以肯定的。第三说认为在肃宗时，第四说认为在天宝末，当然都不足信。
剩下一、二两说哪一说更可信呢？我以为是第二说。第一说何以不可信呢？首先，洪刍、沈括等说李白集中称讽章仇兼琼，这只是“一本”的注解，而且恐是后出的注解，否则范摅也当注意到。其次，考章仇兼琼在蜀的史实，没有根据得出李白作《蜀道难》讽他的结论。《旧唐书？吐蕃传》、《新唐书？吐蕃传》、《资治通鉴》均有章仇兼琼事迹的记载，《旧唐书》较明确，节录如下：
（开元）二十七年，……王昱既败之后，诏以华州刺史张宥为益州长史、剑南防御史，主客员外郎章仇兼琼为益州司马、防御副史。宥既文吏，素无攻战之策，兼琼遂专其戎事。俄而兼琼入奏，盛陈攻取安戎之策。上甚悦，徙张宥为光禄卿，拔兼琼令知益州长史事，代张宥节度，仍为之亲画取城之计。二十八年春，兼琼密与安戎城中吐蕃翟都局及维州别驾董承宴等通谋。都局等遂翻城归款，因引官军入城，尽杀吐蕃将士，使监察御史许远率兵镇守。上闻之甚悦。……其年十月，吐蕃又引众寇安戎城及维州。章仇兼琼遣裨将率众御之，仍发关中强骑以救援焉。时属凝寒，贼久之自引退。诏改安戎城为平戎城。
以上是章仇兼琼镇蜀时在军事方面的主要事迹。章仇兼琼在蜀地有没有劣迹呢？有的。《通鉴》卷二一五天宝四载七月有这样的记载：
杨钊（后改名国忠），贵妃之从祖兄也。不学无行，为宗党所鄙。从军于蜀，得新都尉。考满，家贫不能自归，新政富民鲜于仲通常资给之。……剑南节度使章仇兼琼引为采访支使，委以心腹。尝从容谓仲通曰：“今吾独为上所厚，苟无内援，必为李林甫所危。闻杨妃新得幸，人未敢附之。子能为我至长安与其家相结，吾无患矣。”仲通曰：“仲通蜀人，未尝游上国，恐败公事。今为公更求得一人。”因言钊本末。……兼琼大喜，即辟为推宫，往来浸亲密。乃使之献春绨于京师，将别，谓曰：“有少物在郫，以具一日之粮，子过，可取之。”钊至郫，兼琼使亲信大赍蜀货精美者遗之，可直万缗。钊大喜过望，昼夜兼行，至长安，历抵诸妹，以蜀货遗之，曰：“此章仇公所赠也。”……于是诸杨日夜誉兼琼。
《通鉴》同卷于天宝五载又记载说：“五月乙亥，以剑南节度使章仇兼琼为户部尚书，诸杨引之也。”又唐诗人顾况有《露青竹杖（一作鞭）歌》一首，讽刺兼琼逼迫蜀地人民采马鞭进贡京师以邀宠的行动。诗颇长，录其首段：
鲜于仲通正当年，章仇兼琼在蜀川。约束蜀儿采马鞭，蜀儿采鞭不敢眠。横截斜度飞鸟边，绳桥夜上层崖颠。头插白云跨飞泉，采得马鞭长且坚。浮沤丁子珠联联，灰煮蜡楷光烂然。章仇兼琼持上天，上天雨露何其偏。（双峰书屋版《全唐诗》第四函第九册）
诗篇最后以“圣人不贵难得货，金玉珊瑚谁买恩”结束，讽意很明显。这样看来，似乎李白的《蜀道难》为讽刺章仇兼琼而作的可能性很大了。然而，兼琼在蜀的劣迹，主要是驱迫人民、冀邀主宠，而不是有恃险不臣的阴谋，跟《蜀道难》的内容并不符合。胡震亨说：“兼琼在蜀，御吐蕃著绩，无据险跋扈迹可当此诗。”（《李诗通》）这见解还是中肯的。何况《本事诗》、《唐摭言》说《蜀道难》曾在天宝初年为贺知章激赏，这记载还值得重视。李白写《蜀道难》时很可能在天宝以前，那时章仇兼琼是否已镇蜀，镇蜀而是否已见劣迹，都成问题。《蜀道难》讽兼琼的说法，大约即是后人看到兼琼在蜀时有劣迹加上顾况有诗讽刺，因而所作的一种推测，而没有注意到诗篇内容是否与兼琼事迹真正符合。
因此，我们认为以上四说中，还是胡震亨的见解最为客观可信。胡氏在《唐音癸？》卷二十一中对《蜀道难》更有一段比较精辟的议论，他说：“《蜀道难》自是古曲，梁、陈作者，止言其险，而不及其他。白则兼采张载《剑阁铭》‘一人荷戟，万夫趑趄，形胜之地，匪亲弗居’等语用之，为恃险割据与羁留佐逆者著戒。惟其海说事理，故苞括大，而有合乐府讽世立教本旨。若第取一时一人事实之，反失之细而不足味矣。诸解者恶足语此？”这是最通达可取的议论。
一篇古典诗歌是否有美刺比兴；如有美刺比兴，是否有一定的具体对象，其具体对象又是什么？关于这些方面的解释，都应该实事求是地建立在可靠的或比较可靠的根据上面，否则很容易成为主观的臆测。我们现在研究、注释古典诗歌，对前人在这些方面的言论，必须审慎地加以抉择。
1957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