乐府清商曲辞中的吴声歌曲和西曲歌，渊源于民间，后被上层阶级采撷、加工、仿制，成为六朝时代最为流行的乐府歌曲。
产生于吴地的民歌，在孙吴时代即已得到上层统治者的爱好，并且被采撷入乐。《神弦歌》据说曾被“孙，氏以为宗庙登歌”（《宋书？乐志》）；七言的《白？歌》，据《古今乐隶》，“起于吴孙皓时作”（《初学记》十五引）。五言四句的《尔汝歌》，不但为南人所喜作，而且流播于北方，故孙皓降晋之后，晋武帝曾要他作《尔汝歌》（见《世说？排调篇》）。吴地的声乐，在这时也已得到北方人士的重视。傅玄曾说过以下的话：“张奏鼓琴，郝素弹筝，虽伯牙之妙手，吴姬之奇声，何以加哉？”（《北堂书钞》一一○引《傅子》）嗜好声乐的石崇，曾为他的爱妾绿珠制作了一首吴声歌曲――《懊侬歌》“丝布涩难缝”篇。
东晋初叶，有吴兴人车骑将军沈充，制作了著名的《前溪》舞曲。南渡名士，对吴声亦颇垂爱。《世说？任诞篇》引邓粲《晋纪》说：“王导与周□及朝士诣尚书纪瞻观伎。瞻有爱妾，能为新声。”纪瞻是吴地土著，其爱妾所唱的新声，应当即是吴声歌曲。稍后有镇西将军谢尚，作了一首《大道曲》，辞云：“青阳二三月，柳青桃复红，车马不相识，音落黄埃中。”《乐府诗集》把它编入杂曲歌辞，但审其体制，与吴声歌曲相类，当是吴声影响下的创作。
东晋后期，吴声歌曲更普遍地得到上层阶级的喜爱。《世说？言语篇》的一段话可为证明：“桓玄问羊孚，何以共重吴声？羊曰：以其妖而浮。”这时候，起源于民间谣曲的《阿子歌》、《欢闻歌》、《子夜歌》、《懊侬歌》逐渐由兴起而流行，并被上层阶级演为乐曲。《宋书？乐志》说：“晋孝武太元中，琅？王轲之家，有鬼歌《子夜》。殷允为豫章时，豫章侨人庾僧虔家，亦有鬼歌《子夜》。殷允为豫章，亦是太元中，则《子夜》是此时以前人也。”鬼歌《子夜》，虽然荒诞不可信，但这种传说说明了著名的民间歌曲《子夜歌》，在孝武帝时已经广泛地流行于上层社会。孝武时的权臣谢石，曾在庄严的场合歌唱吴地民歌。《晋书？王恭传》有这样的记载：“会稽王道子尝朝士，置酒于东府。尚书令谢石因醉为委巷之歌。恭正色曰：居端右之重，集藩王之第，而肆淫声，欲令群下何所取则？石深衔之。”所谓“委巷之歌”，即吴歌。《北堂书钞》五九引《晋中兴书？太原王录》也记载此事，“委巷之歌”正作“吴歌”。刘宋汤惠休、鲍照喜欢依民谣作歌，故“颜延之每薄汤惠休诗，谓人曰：惠休制作，委巷中歌谣耳，方当误后生”（《南史？颜延年传》）；并立“休鲍之论”（见钟嵘《诗品》）。
除掉采撷民歌入乐外，东晋后期的贵族文士，自己创制新歌，也较以前踊跃。他们的作品，现在可以考知的，有孙绰的《碧玉歌》、王献之的《桃叶歌》、王？的《长史变歌》。
到了刘宋，贵族阶级又新制《丁督护歌》、《读曲歌》等吴声歌曲，吴地民歌《华山畿》也被采入乐。在吴声歌曲的影响之下，一些出镇西方的贵族，根据或仿效西部地区的民歌，又制作了不少新乐曲――西曲，例如臧质的《石城乐》，刘义庆的《乌夜啼》，刘铄的《寿阳乐》等等。据《宋书？乐志》，《寿阳乐》等西曲歌跟《子夜》、《读曲》等《吴声歌曲》在宋世都列于乐官。
刘宋是吴声西曲的黄金时代，产生于南方的新乐曲――吴声西曲，至此在统治阶层中完全确立了地位。在这方面，宋孝武帝刘骏曾起了不小的作用。孝武生活奢侈，喜欢淫宴。他自己更爱作吴歌。据《玉台新咏》卷十，他在这方面的作品有《自君之出矣》一首，《丁督护歌》二首。《宋书？乐志》载他曾将出于民间的“？拂杂舞，合之钟石，施于殿廷”，提高了它们的地位。《杂舞曲》跟吴声、西曲同属清商乐，我们可以推想通过他的手，吴声、西曲在宫廷中的地位也更为提高了。《南齐书？萧惠基传》说：“自宋大明（孝武年号）以来，声伎所尚，多郑卫淫俗，雅乐正声，鲜有好者。惠基解音律，尤好魏三祖曲及《相和歌》，每奏辄赏悦，不能已也。”所谓“郑卫淫俗”之声，主要即指吴声、西曲。这段文字说明，被好古者目为“雅乐正声”的《三调相和歌辞》，在贵族文娱生活中的地位，已经为新起的吴声、西曲所代替了。
谢石在会稽王府酒后唱吴歌，被王恭斥为有失体统，这说明吴声歌曲在东晋时代尚未在上层社会中取得正统地位。刘宋以后，便不同了，吟唱吴声、西曲，已成为上层阶级日常生活的一部分。下面是两个很好的例子。
齐高帝幸华林宴集，使群臣各效伎艺：褚彦回弹琵琶，王僧虔、柳世隆弹琴，沈文季歌《子夜来》（《南齐书？王俭传》作“歌《子夜》”），张敬儿舞。（《南史？王俭传》）
齐明帝辅政，出敬则为会稽太守。及即位，为大司马。帝既多杀害，敬则自以高武旧臣，心怀忧惧。帝虽外厚其礼，而内相疑备。敬则世子仲雄，善弹琴。江左有蔡邕焦尾琴，在主衣库，上敕五日一给仲雄。仲雄在御前鼓琴作《懊□曲》歌曰：常叹负情人，郎今果成许（“许”，《乐府》作“诈”）。又曰：君行不净心，那得恶人题。帝愈猜愧。（《南史？王敬则传》）
看后一则，令人想起东周时代列国卿士大夫断章取义地吟诵《诗经》的情况。
1950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