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子展先生逝世已有八年了，但他的音容笑貌，仍宛然如在我的眼前。
我于1947年夏季从复旦大学中文系毕业，被留任为助教，当时陈先生是中文系主任，我做他的助手，时常去办公室坐坐，协助处理一些行政事务。那时，学生的学习、生活方面的事，大抵都由学校教务处、总务处等行政部门管理，系里管得很少，也很清闲。我在办公室也常是自己看书。当时陈先生和其他教授一样，每人都兼任一门“大一国文”课（全校各系均设此课）。他让我帮他批改一些学生的作文。对于学生的作文，我修改得不多，主要是理顺一些不通畅的语句，改正错别字，不多添加自己的话；必要时加些批语，指出其优缺点和改进的意见。陈先生对我这种修改表示满意，并说对学生的作文不宜删改太多；太多了会使学生丧失信心或不服气。陈先生早年曾在东南高等师范教育系肄业，学过心理学等课程，对学生的学习心理是很重视的。
除坐办公室外，我常去陈先生家请益。陈先生很健谈，并希望年轻人好学成才。在他家时，他总是讲话滔滔不绝，上下古今，显示出渊博的学问和通达的见识。陈先生兼通新旧文学，他讲话内容，上起先秦汉魏，下逮现代的一些学者和作家。他是湖南长沙人，因而喜欢谈及近现代湖南的一些学者，如王先谦、王？运、杨树达等。在这类海阔天空的自由漫谈中，对于怎样做学问方面，我得到许多启发和知识。
陈先生期望我在学术研究方面有所作为。记得初到他家的一段时间内，他不止一次地对我说，不要满足于做一个教书匠。上面说过，陈先生曾肄业于东南高等师范教育系，对教书育人很重视。他劝我不要做一个教书匠，意思是不要照本宣科地讲课，而应在学术研究方面有所发展和创造。1947、1948年间，物价飞涨，我曾在私立？进补习夜校兼教一点语文课。陈先生知道后，竭力阻止我去兼课，让我有较充裕的时间认真读书。这些都是对我的忠告和鞭策。有一次，陈先生对我说：研究文学的人，应当有良好的语言修养，或是古文好，或是外文好。他的意思是：研究古代文学，理应有较深厚的古文根底；研究文学理论、外国文学等，应有良好的外文修养，以便能直接接受国外的许多重要资料，这样研究方能深入。
在学术研究上应有雄心壮志，要在此前基础上有所发展创造；钻研业务应有充分的时间和精力，不宜分散精力；研究文学应有良好的语言基础；这些都是陈先生对我的十分有益和及时的教导。
当助教后不久，我打算在汉魏六朝文学范围内进行研究，并把这一打算告诉陈先生。他颇为赞成，指点我要认真读这段时期的史书，介绍我读王？运的《八代诗选》，并认为可以先对八代的杂体诗（一些游戏性的诗歌）进行研究。还把他的《八代的游戏文学》、《孝经在汉魏六朝的影响》两文的油印本赠给我阅读。我按他的话去做，除翻读丁福保所编《全汉魏两晋南北朝诗》外，还仔细地读《八代诗选》（内有专卷选录各种杂体诗）。同时认真读《汉书》、《后汉书》、《晋书》、《南史》等史书，收获不小。40年代末叶，我先就杂体诗中的离合诗写成《离合诗考》一文，陈先生看后表示赞许，即为介绍到《国文月刊》发表，之后我研究杂体诗中的风人诗（内含谐音双关语），着重探讨乐府《吴声歌曲》、《西曲歌》（二者含谐音双关语最多），结合读《晋书》、《南史》等史书所得，旁稽群籍，写出了一组论文，后来结集成《六朝乐府与民歌》一书，这是我的第一本著作。把文学作品与历史著作结合起来进行研究，是陈先生引导我走上了这一康庄大道。
陈先生在20至40年代，曾参与新文学活动，写有不少杂文。他学术上更主要的业绩则表现在古代文学研究方面。他早期写了《最近三十年中国文学史》（署名陈炳？）、《中国近代文学的变迁》两书，着重介绍分析清末至民国前期的文学，是关于近代文学的开创性著作，迄今仍为学术界所重视。后来在高校讲授中国古代文学，著有《中国文学史讲话》、《唐宋文学史》，显示出渊博的学识。陈先生很谦逊，建国前夕和我谈到这些著作时，常说这是为了讲课需要，编编讲义，混口饭吃，对其质量不甚满意，这实际也反映出他对学术著作水平的高标准和高要求。50年代末，他被错划为右派，之后不久即获平反。他不因遭此挫折而灰心丧气，继续坚持他的学术工作。从此杜门不出，潜心研究《诗经》、《楚辞》两书，积二三十年的心力，撰成《诗经直解》、《楚辞直解》两部功力深厚、饶有创见的著作，他研究《诗经》，吸取了前代学者大量的注释成果，兼采现代学者新见，融会贯通，功力极深，是建国后《诗经》注释方面一部公认的力作。《楚辞直解》也是一部取材宏富、新意迭出的著作。他曾经和我谈起，他研究《诗经》、《楚辞》，喜欢和别人“抬杠子”，即发表不同的看法。他说，《诗经直解》着重和前代学者抬杠子，《楚辞直解》则着重和现代学者（指一些怀疑屈原著作权的人）抬杠子。对这两部著作，陈先生自己也比较满意，因为它们是经过长期积累、反复琢磨写成的。三四十年代，特别是抗日战争时期，他随复旦大学内迁，辗转至重庆，生活很不安定。陈师母在抗日战争期间逝世，遗下五个子女，他的生活负担很重，没法安心治学。50至60年代，虽在反右、“文革”期间遭受打击，但为时不长，大部分时间内生活还较安定，得以长期在家潜心治学，因而能够写出《诗经直解》、《楚辞直解》这两部力作。我相信，陈先生的学术著作具有长久的生命力，是经得起时间的考验的。
1998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