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东润先生是现代中国古代文史研究领域的一位著名学者。他为人正直，做学问认真勤奋，著作成果丰硕。从50年代起，我和他同在复旦大学中文系古典文学教研组工作，前后近40年，接触颇多。我感到他在做学问方面，值得学习的地方很多，这里只谈两点：
一是勇于开拓的精神。朱先生研究中国古代文史，方面很广，上自《诗经》、《楚辞》、《史记》，下至宋话本、元杂剧、明末爱国诗人，都有著作或论文问世。他在中国文学史、中国文学批评史两方面都有很深的造诣。他早期的《读诗四论》（后增订改名为《诗三百篇探故》）、《中国文学批评史大纲》等即蜚声于学术界。他早年留学英国，读到不少英法等国的传记文学作品，深受启发，看到国内致力于传记文学者不多，拟在这方面有所作为。回国以后就写了一部很有分量的《张居正大传》；还有一部《王阳明大传》，原稿未及问世，不幸在抗战期间丢失了。50年代他来复旦中文系后，权衡情况，觉得传记文学的研究力量比较薄弱，更需要人去耕耘，遂决心把自己的主要精力放在传记文学的写作方面。此后30多年来，他陆续写成了《杜甫叙论》、《梅尧臣传》、《陆游传》、《陈子龙及其时代》等几部著作，还有《元好问传》是他逝世前不久写成的，尚不及公开出版。他还写了一部自传和一部其夫人的传记《李方舟传》。朱先生一生关心政事，关怀国家民族的兴衰命运，他最倾慕历史上的爱国志士和为国家作出重大贡献的人物。他写的张居正，是明代后期回旋国运的宰辅大臣；他写的杜甫、梅尧臣、陆游、元好问、陈子龙等著名文学家，都具有强烈的民族意识和爱国精神。朱先生为这些人物作传，体现了他自己的人生旨趣和价值取向。为中国历史人物（特别是文学家）写作传记专书，以一个人的精力写出这么多部有分量的著作，那是非常难能可贵的。在这方面，朱先生开拓了一个新的研究领域，取得了丰硕成果，值得我们钦佩和学习。（朱先生晚年还特意为传记文学专业招收博士研究生，注意培养接班人）
二是坚持不懈的精神。朱先生平时生活，简朴而有规律。他不抽烟，不饮酒，不广事交游，很少参加各种社会活动。他日常活动，除掉备课、上课，和学生、研究生、同事、友人等谈话外，绝大部分时间用于读书作文，数十年如一日。他的生活很有规律，每天早上和傍晚工作之后，常用一定时间散步。每次我到他家看望时，总是看到他从书桌旁边站起来。他曾经告诉我，他长期来一天坚持写两张稿纸（1000字），写完了就休息或看点轻松的书刊，几乎天天如此。抗战前他在武汉大学中文系教书时，有一位同事常在夜间来谈天，谈得很晚才回去。如果写作任务尚未完成，在那位同事走后，朱先生便挑灯夜战，写满两张纸，才上床睡觉。朱先生一生著作丰富，成果累累，由此可以得到说明。一个人的天资固然有高下，但从大多数人来说，天赋相距不会太大，学术事业上成就的大小，主要取决于后天的努力。复旦中文系其他一些卓有建树的老教师，就我所知，情况亦是如此。郭绍虞先生50年代住在复旦宿舍，夏天夜间写作时为防止蚊子叮咬，穿上长统套鞋。他在中国文学批评史研究和古文论校释方面取得丰硕成果，也是由于长期的勤奋。陈子展先生从50年代到60年代十多年间，闭门罕出，潜心著述，阅读了数百种有关《诗经》的著作，写成扎实深厚的《诗经直解》一书。赵景深先生深入研究戏曲小说等古代通俗文学。他注意搜集各种稀见的资料，并加以整理、比较、探究，数十年来为此付出了宝贵的心血，因而在这方面取得了引人注目的成就。我想，作为朱先生的晚辈或学生，今天纪念朱先生，要注意下苦工夫读书、研究、写作，长期坚持不懈，以期在学术研究方面获得好成绩，这也是对朱先生的一种最好纪念。
1996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