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白、杜甫被并称为两大诗人，始自唐代中期。白居易在元和年间写的《与元九书》有曰：“诗之豪者，世称李、杜。”说明李、杜在当时已被世人公认为两大诗豪。即在同时，白居易的好友元稹，却发表了扬杜抑李的言论。元和八年，元稹应杜甫后裔之请，写了一篇《唐故工部员外郎杜君墓系铭》。该文对杜甫的诗歌，称道备至，认为它们掩有古今诗家之长，接着就发表了一段扬杜抑李的言论，文曰：
时山东人李白，亦以奇文取称，时人谓之李、杜。予观其壮浪纵恣，摆去拘束，描写物象，及乐府歌诗，诚亦差肩于子美矣。至若铺陈终始，排比声韵，大或千言，次犹数百，词气豪迈而风调清深，属对律切而脱弃凡近，则李尚不能历其藩翰，况堂奥乎！
这段议论开了李杜优劣论的先河，后代继续扬杜抑李者有之，反过来扬李抑杜者亦有之。本文于此不拟详述，只就元稹从是否擅长写作长篇律诗角度扬杜抑李及其和唐代中后期创作风尚的关系作一些分析。
元稹认为，李白诗写得奔放恣肆，擅长乐府歌行，从这方面讲可与杜甫诗比肩。但在以“铺陈终始、排比声韵”为特色的五言长律方面，则其成就远逊于杜甫，所谓尚不能进入藩翰，何况登堂入室。大家知道，李白性格豪放，作诗不喜多受拘束，因此古诗、绝句写得多，律诗写得少。杜甫则喜欢推敲格律，律诗写得很多，成就也很突出。明初高栋的《唐诗品汇》，是一部很有影响的唐诗选本，书中设立五言排律一类，凡五言律诗超过四韵八句者即归入排律。排律中又设长篇一小类，凡五言排律到达三十韵及以上者属之。沈德潜《唐诗别裁集》则统称为五言长律，其所选均属三十韵以下的篇章。高、沈二氏对杜甫的排律、长律评价都很高。杜甫擅长写长篇五律，二十韵一首的颇多，还写了《夔府书怀四十韵》、《秋日夔府咏怀一百韵》、《寄刘伯华使君四十韵》等巨制，开了后来特长律体的先河。元稹所谓“大或千言、次犹数百”，千言指五言百韵律诗，数百则至少是指二十韵、三十韵的五言律。律诗讲求对仗工整、声韵和谐，长律于此更见工力。故元稹称杜诗具有“铺陈终始、排比声韵”等特色，要之，元稹是从是否擅长写长律这方面来扬杜抑李的。
排律、长律，实际上不是唐诗中的精品。八句的律诗，大抵中间两联对仗，首尾两联不对，工致与错综配合，因而显得较为灵活。排律句子多，对仗连续、重叠，就容易显得呆板。许多排律，往往倾向于辞藻、对仗、声韵的雕琢，而缺少真挚深刻的情意和自然生动的语言，因而缺少艺术感染力。杜甫的排律，特别是那几首长篇，也存在这种弊病。元好问《论诗绝句》曾讥评元稹云：“排比铺张特一途，藩篱如此亦区区。少陵自有连城璧，争奈微之识赋硖。”把排律说成是杜诗中的赋硖（外表像玉的石块），未免太过分，但批评元稹从长律方面肯定杜诗的不当，还是中肯的。后世选本选杜甫长律也不多，《唐诗品汇》选杜甫长律三首，三十韵的两首，五十韵的一首；《唐诗别裁集》则三十韵以上的杜律一首也不入选。一些小型的唐诗选本大抵不选长律。这说明长律对广大读者缺少艺术魅力。但在唐代中后期，在杜甫长律的影响下，不少文人喜爱、重视写作长律，却形成一种风气。
先说元稹、白居易的长篇五律。元、白两人都喜欢并擅长写长篇五律，而且以此自负。今存元稹集子中有长律四卷，百韵律诗有《代书诗》、《东南行》、《代曲江老人》三首，此外自二十韵至六十韵者尚有20多篇。白居易长律数量也不少，突出者除《代书诗》、《东南行》俱百韵外，尚有《和梦游春诗一百韵》、《谓村退居寄礼部崔侍郎翰林钱舍人诗一百韵》、《江州赴忠州至江陵已来舟中示舍弟五十韵》、《新昌新居书事四十韵》等。元稹对自己和白居易的长律十分重视，其《上令狐相公诗启》有曰：
某又与同门生白居易友善。居易雅能为诗，就中爱驱驾文字，穷极声韵，或为千言，或为五百言律诗以相投寄。小生自审不能有以过之，往往戏排旧韵，别创新词，名为次韵相酬，盖欲以难相挑耳。江、湘间为诗者复相仿效，力或不足，则至于颠倒语言，重复首尾，韵同意等，不异前篇，亦目为“元和诗体”。
这里表明元稹对他和白居易互相酬答的长律（指《代书诗》、《东南行》等篇章）非常重视和欣赏，同时还说明这类长律在当时江、湘地区引起不少士人的摹仿。在《上令狐相公诗启》中，元稹还说到自己写作律体诗的目标是：“思深语近，韵律调新，属对无差，而风情自远。”拿《上令狐相公诗启》和上引《杜工部墓系铭》相比照，不难发现在谈论长律方面，遣词用意互相类似或沟通。此处的“韵律调新、属对无差”二句和《杜墓铭》中“风调清深、属对律切”二句相近，此处的“风情自远”句意和《杜墓铭》中“脱案凡近”句意相通。而此处的“驱驾文学、穷极声韵”二句则与《杜墓铭》中的“铺陈终始、排比声韵”二句意思也很相近。由此可见，元稹对于杜甫长律的颂扬赞美，即是自己写作律体诗的追求目标，无怪乎他在这方面给予杜甫以高度的评价了。白居易在理论上对长律虽没有发表过直接的评论，但他的《与元九书》评杜诗有曰：“至于贯穿今古，？缕格律，尽工尽善，又过于李。”这里也间接反映了白氏对长律的重视。白居易认为杜甫的律诗成就超过李白，所谓“又过于李”，下语比较有分寸，不像元稹那样肆意扬杜抑李。
和元、白同时代的一些文人，也喜欢写作长律。举其著者，如权德舆有《奉和许阁老酬淮南崔十七端公见寄》三十韵，刘禹锡有《武陵书怀五十韵》、《历阳书事七十韵》，前者是受到杜甫《夔府书怀四十韵》的影响。柳宗元有《同刘二十八院长寄澧州张使君八十韵》、《献弘农公五十韵》、《游南亭夜怀叙志七十韵》，韩愈有《咏雪赠张籍》三十韵和《侯协律咏笋》二十六韵，张籍有《赠殷山人三十韵》，李绅有《趋翰苑遭诬构四十六韵》、《到宣武三十韵》，杨巨源有《上刘侍郎》四十韵，李贺有《恼公五十韵》等。凡此可见当时文人爱写长律的风气，在刘禹锡集子中，有《奉和中书崔舍人八月十五日夜玩月二十韵》、《浙西李大夫示述梦四十韵并浙东元相公酬和斐然继声》（元相公即元稹）两诗，再上文提到柳宗元有《同刘十八院长寄澧州张使君八十韵》诗，可见当时除元稹、白居易外，其他文人间也流行着以长律互相唱酬的风气。
中唐时代，为什么文人写作长律，蔚然成风呢？推究起来，其原因约有数端。一、唐代诗人，承南朝诗人崇尚骈偶、声韵的遗风，本来重视律体诗，故律体诗在初唐趋于定型。加上唐朝考试进士规定用五言六韵律诗，士人们为进身需要，平时养成了写作排律的习尚。《唐诗品汇》选初盛唐五言排律，初唐、盛唐各有三卷（其中杜甫占一卷），可见作者、作品已不少。只是其时排律，篇幅大抵较短，一般不超过二十韵。二、唐代中期，格律诗进一步发展，作家作品繁多。至元和时期，诗人们在盛唐诗歌获得巨大成就之后，更思另辟蹊径，有所变化创新。排律（特别是其中的长篇）运用大量律句，能较充分地表现出用词琢句、运用对偶典故、排比声韵的功力，显示出作者的才学，因此不少文人倾心于此。翁方纲《石洲诗话》曰：“诗家之难，转不难于妙悟，而实难于铺陈终始，排比声韵。”翁氏提倡肌理说，作诗重学问功夫，故有此论。三、整个唐代，处于从魏晋南北朝骈体文学昌盛向以后散体文学转换的变化过渡阶段。唐代虽有一部分文人提倡写古调诗、古文，但骈体诗文在创作界、社会上一直占据优势。唐代不但骈文、律诗发展，作品繁富，还产生了许多律赋（唐代试进士也用律赋）。长篇排律铺陈终始，排比声韵，其文学性质近似律赋。或许可以说，律赋和长篇五律，是骈体文学昌盛时期唐代韵文界的一对双胞胎。上文提到，唐代的古文名家刘禹锡、柳宗元、韩愈都写有二十韵以上的排律，刘、柳二家更写了长篇排律。如果认识到唐代文学的大形势，对于这种现象，也就不难理解了。
重视长律之风，至晚唐五代未变。在理论批评方面，《旧唐书》的评述颇为明显。《旧唐书？元稹传》在述及元、白两人当分别为通州司马、江州司马互相酬答的长律时说：“凡所为诗，有自三十、五十韵乃至百韵者。江南人士，传道讽诵，流闻阙下，里巷相传，为之纸贵。观其流离放逐之意，靡不凄惋。”于叙述中备见赞美之情。《旧唐书》对元、白两人的文学评价极高，认为两人是元和时期文坛的盟主，可以上比建安时代的曹植、刘桢，永明时代的沈约、谢？（见《元稹白居易传论》）。评价如此崇高，一个重要原因即是因为元、白擅长律体诗（包括长律）。《旧唐书》在《文苑？杜甫传》后部，引录了元稹《杜工部墓系铭》评价杜诗的大段文字，包括扬杜抑李的那段话，接着加按语说，“自后属文者以稹论为是”，肯定了元稹从是否擅长写作长律角度来扬杜抑李的看法。可以说，《旧唐书》史臣对长律的重视、赞美，和元稹的见解是一致的。此外，后蜀韦谷编选《才调集》，也颇重视排律，特别重视元、白的长律。他选了白居易的《代书诗一百韵》、《东南行一百韵》、《江南喜逢萧九彻因话长安旧游戏赠五十韵》，元稹的《梦游春七十韵》、《会真诗三十韵》，还把白居易的两篇百韵长律冠于全书之首。这种编选、排列也反映了五代文人对长律的重视情况。
综上所述，我认为，元稹从长律角度扬杜抑李的见解，是片面的、不公平的。然而元稹这一见解的产生，除掉出于他个人的偏好外，还有它特定的文学历史原因，此点我们也应当有所了解。
1993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