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尚君、汪涌豪两同志的《司空图二十四诗品辨伪》一文，提出了中国文学批评史上的一个重要问题。全文长达数万字，我尚未寓目，只看到该文节要。陈、汪《辨伪》一文，提出许多《二十四诗品》非司空图所作的证据，相当翔实，其中有两条证据我感到特别有力。
一条是指出苏轼没有提及《二十四诗品》。苏轼《书黄子思诗集后》曾曰：“（司空图）盖自列其诗之有得于文字之表者二十四韵，恨当时不识其妙。”此处所谓“二十四韵”，过去人们往往误以为即指《二十四诗品札？辨伪》说，“唐宋人习称近体诗中一联为一韵，不以一首为一韵”，指出一韵是指一联，不是一首，并论证所谓“二十四韵”是指司空图《与李生论诗书》所摘举的自己诗作二十四联，这是很有说服力的。唐人习惯上把两句押一韵者称一韵，它不但广泛用于近体诗，也用于古体。以杜甫诗为例，如《上韦左相二十韵》是五言排律，共四十句，押二十韵；《白水崔少府十九翁高斋三十韵》则是五言古体，共六十句，押三十韵。这种例子在唐人诗集中很多，不烦枚举。苏轼所谓“二十四韵”，肯定是说司空图摘引了他自己的两句一韵的二十四个例子。《二十四诗品》每品十二句六韵，把一品称为一韵，是绝不可能的。所以我认为《辨伪》指出苏轼没有提及《二十四诗品》，证据是有力的。苏轼读书很广博，又特别欣赏司空图的诗论，苏轼没有提及《二十四诗品》，的确令人奇怪。
另一条证据是引用了明代许学夷《诗源辩体》卷三十五中议论《二十四诗品》的一则评论。《诗源辩体》该则有曰：“《诗家一指》，出于元人。中有十科、四则、二十四品。……二十四品，以典雅归揭曼硕，绮丽归赵松雪，洗练、清奇归范德机，其卑浅不足言矣。”许氏明确指出包含了《二十四诗品》的《诗家一指》出于元人之手，《一指》本《二十四诗品》的一部分品目下面，列举了某些诗人名字，意谓某诗人擅长某种诗品，其中有元代诗人揭曼硕、赵松雪等，许氏讥为“卑浅”。按许学夷对司空图的诗论很推崇，《诗源辩体》卷三十五有曰：“司空图论诗，有‘梅止于酸’二十四字，得唐人精髓。其论王摩诘、韩退之、元、白正变，各得其当，远胜皎然《诗式》，东坡、元瑞（胡应麟）皆称服之。”许学夷在诗歌创作和理论批评方面，阅读广博，研究深入，他不可能把司空图的著作误为出自元人；他对司空图十分推崇，他不可能把司空图的著作斥为“卑浅”。所以，我认为《诗源辩体》这一条证据也十分有力。
我在前数年和杨明同志合编了一部《隋唐五代文学批评史》（1994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其中司空图一节由我执笔。该节又分三小节，第三小节专论《诗品》。在分析《诗品》的体制时，我列举了不少材料，说明运用象征比喻手法来形容诗歌风貌，是唐人论诗文的一种风气。在唐代中期，我举了张说、李白、杜甫、任华、皎然、皇甫？等人的例子。到晚唐时代，又有杜牧《李贺集序》、李商隐《元结文集后序》、吴融《奠陆龟蒙文》等例。李商隐、吴融两文，还用了许多四言韵语。司空图自己的《诗赋》、《注愍征赋述》两文，也运用了许多比喻和四言韵语。我以上述例子作为文化学术背景，说明《诗品》的体制特色，是当时历史条件下的产物。现在看来，这种事例，毕竟不是很硬，只能说明《诗品》在当时产生的可能性，而不是必然性。比较起来，上述陈、汪《辨伪》一文中的两条证据，却相当过硬。因此，我现在也倾向于《二十四诗品》非司空图所作的说法。今后，如果其他同志提不出强有力的反证，我准备放弃《二十四诗品》为司空图所作的传统说法。至于《二十四诗品》究竟出于何人之手，目前很难下结论，尚需继续探讨。
有的同志说，如果《二十四诗品》非司空图所作，是否会严重影响司空图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上的重要地位？我认为固有影响，但不严重。我认为司空图诗论最重要的贡献，是提出了“韵外之致”、“味外之旨”、“象外之象、景外之景”、“思与境偕”等言论，它们在前人基础上进一步总结了诗歌的艺术规律，推动了意境说的发展。这些言论均见于他的单篇论文。《二十四诗品》经清代王士？大力赞扬和袁枚续作后，影响甚广。清代即产生了若干注释本和不少论诗、论词、论文的模仿之作（参考郭绍虞《诗品集解》）。现代又出现了若干注释本和研究著作。我认为，《诗品》的理论价值实际并不比《与李生论诗书》等单篇论文高，它的特受后人重视，一个重要原因是它运用韵语写作，运用大量比喻，本身是富有文学意趣的诗歌。它以其独特的艺术魅力吸引了许多文人。这种情况和杜甫的诗论有些相似。杜甫的《戏为六绝句》用七言绝句体论诗，这一形式吸引了后世许多文人，从此写论诗绝句者纷纷不绝。但我们不能因此说杜甫最重要的诗论作品就是《戏为六绝句》。即如他的《同元使君舂陵行》一篇，提出了“比兴体制”说，表述了他主张写作关心国计民生诗歌的主张，其重要性恐怕还在《戏为六绝句》之上。总之，一篇或一部作品影响很广泛深远，对其原因也要作具体分析，不能笼统地认为即是其内容特别深刻和卓越。
1995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