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发展中国家设置研发机构是跨国公司研发全球化的重要表现。中国、韩国、印度、新加坡、中国台湾和巴西等国家或地区成为跨国公司从事战略性研发活动的良好区位。在跨国公司研发全球化的滚滚浪潮中，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的大国，政治稳定，经济持续高速发展，市场庞大，基础设施优良，劳动力资源丰富且成本不高，吸引了世界各国跨国公司的目光，逐渐成为跨国公司研发机构角逐的热土。那么，如何提升中国在跨国公司全球研发网络中的地位并扩大中国对跨国公司全球研发的影响力呢？这就需要在对跨国公司全球研发格局深入分析的基础上，结合中国的现状和位势进行探讨，从而为我国成为跨国公司全球研发的节点区域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
从1994年北方电信投资成立北京邮电大学北方电信研究开发中心起，跨国公司在华投资建立研发机构逐渐增多。IBM早在1995年就建立起中国研究中心，1999年年底，又在浦东建立了软件开发中心。微软1998年在北京设立的微软中国研究院，是在本土之外设立的第二家全球研发机构，之后又陆续设立了4家机构，其中三家属于研发性质。朗讯科技1998年成立中国贝尔实验室，1999年冬又在深圳设立宽带网络研发中心。2000年4月，英特尔公司宣布在北京设立第三座无线研发中心。爱立信公司在已有6个研发中心基础上，2002年5月，在北京成立了中国研发总院。同月，阿尔卡特正式宣布完成股份制改造，更名为“上海贝尔阿尔卡特股份有限公司”，其研发中心将成为阿尔卡特全球最大的研发中心之一。摩托罗拉公司在华已有18家研发中心，2002年9月又宣布，将在未来5年增加10亿美元研发资金，并在北京建立全球研发基地，整合中国研发……至今，信息产业、生物化学等领域的跨国公司巨头如IBM、微软、摩托罗拉、SUN、爱立信、诺和诺德、杜邦、联合利华、拜尔、罗克韦尔、罗纳普朗克公司等都在中国建立了自己的研发机构，并掀起在华设立全球研发中心的热潮。全球化背景中的中国内地正在从“中国制造”转向“中国研发”。
8.1.1 跨国公司在华研发投资的特征
20世纪90年代以来越来越多的跨国公司在中国设立研发中心，此后步伐不断加快。有关跨国公司在中国设立的研发机构的数量，目前还没有准确的统计数据。据中国科技统计网公布的数据，截至2002年8月，至少有65家跨国公司在华设立了82家研发机构。而2005年的一项调查表明，全球跨国公司在中国设立的研发机构已经超过700家，涉及电子、医药、化学等多个领域跨国公司在中国设立研发机构已经超过700家，中国经济信息网，2005年2月6日。仅2004年一年，就有近300家跨国公司的研发机构落户中国。
（1）投资方式多样
跨国公司在华研发投资方式多样，目前以非独立研发机构为主，但独立研发机构不断增多。独资研发中心是跨国公司在华投资的最成熟、最集中、最高级的形式，IBM、SUN、松下、诺基亚、宝洁、爱立信、微软等世界大型跨国公司都在华设立了独资研发机构；在具体业务部门或者合资企业内部设立研发部门是最常见的跨国公司研发投资形式，如摩托罗拉在手机部和蜂窝电话部门下分别设立研发部门，从事具体业务的研究开发工作；与中国的大学、科研机构合作成立研究中心、实验室也很普遍，例如，国外著名跨国公司已与清华大学合作成立了3个研究所、4个实验室和12个培训中心，美国惠普公司与北京大学共同成立了中国惠普数字信号处理技术研究中心，上海部分外资研发中心与国内科研机构和大学的合作简况；与中国企业建立技术联盟也是跨国公司对华研发投资的方式之一，例如，朗讯科技与康佳电子公司合作开发手机，莲花公司与TCL信息产业集团合作开拓Internet业务等。
（2）来源国别广泛
大陆的外资研发来源地十分广泛，但主要集中在欧、美、日三极区域。据李安方（2004）提供的141家跨国公司在华主要研发机构的基本情况分析，总部在北美的74家（其中美国72家），在欧洲国家的37.5家（索尼爱立信总部分别在日本和芬兰），在日本的19.5家，三者合计占93%。韩国作为新兴的工业国，近年来日益注重研发机构的建设，LG和三星都在中国设立了研发中心。新加坡跨国公司的在华研发机构也有两家。此外，中国香港和中国台湾投资设立的研发机构也是大陆外资研发机构的重要组成部分，综合科技统计信息网公布的82家外资研发机构的名单（2002年8月）和李安方（2004）提供的名单，台资研发机构共6家，分属金宝（3）、威盛（1）、宏基（1）、明基（1）、软星科技（1）、香港有1家（伟易达）。由此可见，欧、美、日三极区域的实力雄厚和科技发达的国家以及亚洲“四小龙”国家和地区，成为在华设立研发机构的主要来源地。
（3）区域集聚明显
跨国公司在华设立的研发中心主要集中在北京、上海、广州、深圳、天津等科研力量比较集中的大城市，尤以北京和上海最为集中，两地研发机构数量占全国总数的90%以上。李安方（2004）列出的外商在华主要研发机构中，环渤海地区有60家，57家在北京，3家在天津、青岛和大连；长三角地区有59家，43家在上海，16家在苏州、无锡和杭州；珠三角地区有22家，16家在深圳，4家在广州，2家在东莞和江门。这主要是由于中国三个经济中心区拥有丰富的科技人才，雄厚的工业基础和良好的基础设施，不仅为跨国公司在华研发活动提供了大量高质量的人才，而且提供了良好的研发环境，因而成为跨国公司选择建立研发机构的首选地点。同时也有一些跨国公司把研发实验室设在西部，集中在西安、成都等科技资源比较丰富的城市，如美国IBM投资2000万美元与西安软件产业园合作搭建一个设计规模和技术水平为全球之最的软件开发平台；摩托罗拉投资1000万美元在成都建设网络系统研发中心；韩国三星、日本东芝、三洋等则将总部的基础实验室建在了西安。
（4）行业特色突出
在华的跨国公司研发机构涉及计算机、软件、通信、化工、汽车、医药等领域。其中IT行业的研发中心占总数的70%左右，不仅因为计算机、软件、通信等信息行业是对研究开发有最大需求的行业，还因为中国文字的特殊性带来许多崭新的课题。跨国公司在京、沪、粤三地的投资行业各有特色，如北京的跨国公司研发中心多是政府控制较多或涉及技术标准的行业，以IT业为主，集中在计算机、软件、通信等领域，其中尤以美国公司居多。上海宽松自由的研究环境、规范有序的政府服务使化工、汽车、医药行业成为上海跨国公司研发中心的主力，比重超过50%，IT行业较少，其中欧洲公司占50%，美国企业不足40%。广州、深圳以通信领域为主。跨国公司在中国投资的82家研发（2002年8月）机构中，从事IT行业研究的有58家，占总数的70.7%；其次为精细化工9家（11.0%）、生物医药7家（8.5%）。
（5）战略动机明确
多数跨国公司在华设立研发中心的初衷是支持当地投资的生产和销售配套，提高产品的市场竞争力，并进一步抢占中国市场。比如，别克汽车就是通用汽车公司在中国的合资公司推出的本土化产品，英特尔上海研发中心的设立使得英特尔奔3、奔4产品实现中国与全球同步推广的目标；可口可乐上海研究与开发中心的设立也是为了适应多变的市场需求，开发多样化的饮料配方，保持产品的市场占有率和竞争优势。另外，利用高质价廉的中国人才也是跨国公司在中国设立研发中心的动机之一。以软件业为例，美国软件人才的使用成本是中国同等人才的9倍，印度软件人才的使用成本是中国的2倍。目前一些外企研发中心正在转变自己在华投资的战略，出现了服务当地市场需求和为全球战略服务并重的趋向，基于全球战略在华的设立跨国公司研发中心逐渐增多，如联合利华中国研究所是联合利华在全球设立的第六个研发中心，该中心致力于新材料的基础研究，2008年将成为联合利华三个最重要的全球研发中心之一；汽巴精化考虑到亚太区域销售额的迅速增长和中国经济的持续稳定发展，2005年4月28日在上海成立了汽巴精化中国研发中心，这一研发中心将作为汽巴精化六大全球研发中心之一，立足中国，着眼全球，与其他全球研发中心各有侧重，并通过人员交流和项目合作实现全球协同。一些跨国公司出于靠近公司总部设置研发部门的考虑，在华设立了研发中心，也有一些跨国公司的研发活动是和本公司物流、采购（DELL，本田）以及Support Center（联想）相结合的。
8.1.2 跨国公司在华研发投资的区域效应
跨国公司在华的研发投资已有十多年历史，在某些外资研究机构集聚的城市已表现出一定的区域效应，如北京、上海、广州和深圳，这些城市在跨国公司研发全球化中获得了丰厚的收益，但是，在一片热潮中，我们也看到了一丝隐忧：在这些研发中心中，大多数还只是一些本地化的开发工作，而基础研究和核心技术的研究还不多；有的研发中心甚至主要承担技术支持的职能。同时，由于我国对跨国公司研发全球化的准备相对不足，有效利用全球科技资源的能力较差，在经济基础、科技基础以及制度环境等方面比较薄弱，因此，跨国公司的在华研发的区域效应有利有弊。
（1）有利方面
弥补资金缺口。中国研发资金投入不足是制约研发能力的“瓶颈”之一；发达国家研发投入占GDP比重一般已达2.3%，2000年中国研发投入占GDP比重虽上升为1%（2004年也仅为1.35%），达896亿元人民币，但总量上远低于发达国家，仅为日本的1/39，美国的1/52；中国科研人员人均经费不足7万元人民币，而美国为15万美元，日本为10万美元。跨国公司在华研发投资扩大了中国研发资金来源，弥补了国内研发资金不足。尽管跨国公司在华研发投资强度低于其在母国的程度，但相对于中国国内大部分企业，其投资规模和强度都较大。如与1998年微软28亿美元的总研发费用相比，虽然微软在中国8000万美元的4年科技投资计划非常微小，但国内除华为（其1999年销售额近120亿元人民币，研发投入13.9亿元人民币，占销售收入11.6%以上）等极少数企业外，很少有企业的研发投资能达到这样的规模。联合技术中国研究中心主任赵博士认为跨国公司研发中心对上海科技发展的贡献之一就是为国内大学和研究机构的研发活动提供了资金支持。
集聚培养人才。跨国公司研发机构由于具有比一般国有研究机构和企业更为优厚的生活待遇和更为舒适的工作环境，具有培养高级技术人才和管理人才的良好环境，所以不仅集聚了大量科研人员，而且是培养人才的“熔炉”。对上海外资研发机构的调研发现，目前在外资研发机构工作的研发人员有相当一部分是来自海外和国内其他城市。跨国公司的研究环境和工作过程给国内的研究人员提供了一个极好的学习和锻炼机会，国内招聘的人员，尤其是应届毕业生，经过跨国公司的专业培训和市场化培训，自身的科研素质和市场适应能力将得到较大提高。另外，大多数跨国公司研发机构认为外资机构的研发活动对本地的人才培养具有重要的作用，如，联合利华中国研究所所长蔡亚先生指出，跨国公司研发机构对人才的具体要求不但提高了雇佣人员的素质和科研水平，而且可以帮助中国教育系统建立合理的人才观，培养适合市场需求的人才；联合技术中国研究中心的赵博士提到联合技术在中国进行的前瞻性研究带动了中国的研究生培养，优化了高等教育学科设置；汽巴精化中国研究中心主任郝致民博士也谈到与中国大学和研究所合作培养人才是跨国公司的社会责任。
形成创新高地。知识的传递与地理临近性之间存在紧密关系，如同Gertler（1995，2001）所说，在新产品和工艺的开发过程中，生产者和使用者的互动是必须的。知识的未明性越大，传递机制越复杂、成本越高昂，创新也越需要厂商群集。因此，跨国研发机构的进入必然会引起其他在华跨国公司和国内企业采取防御性的跟进策略，带来国内外相关研发和其他活动在空间上的群聚。例如，大量国内企业设立驻京研发机构，北京市科委通过调查，初步了解到：有70家国内其他省市（含港、澳、台）的销售收入上亿元的大型工业企业在北京至少设立了85家研发机构，这些研发机构大多是在1998年之后设立的，仅2000～2002年间就有36家大型企业（占70家大型企业的51.4%）在北京设立了自己的研发机构。部分外地大型企业驻京研发机构名单，这些企业中25%以上来自港、澳、台，50%左右来自东部沿海地区，另外25%左右来自重庆、山西、贵州、湖北、湖南、河南、黑龙江、沈阳、宁夏、内蒙、新疆等中西部地区。
获得技术溢出。从长远的观点来看，跨国公司研发机构在华的活动将会使创新技术“外溢”，带动中国企业的技术创新活动。一方面跨国公司通过将先进技术中国化、与中国科研机构开展合作，直接将先进技术带进中国；另一方面跨国公司研发机构自主开发出的技术，会以各种形式迅速向外传播，作为技术创新的源地，中国企业处在近水楼台，当然会成为新技术的首先受益者。此外人才的流动，也必然会伴随着技术的外溢和扩散。例如，IBM（中国）研究中心开发的普通话中文语音识别系统，为世界中文语音系统开发领域中的佼佼者，集中了世界最先进的研发成果。中国惠普利用美国的技术和设备，建立了自己的研发中心，一年完成了数字示波器的整机开发与研制工作，产品已被美国海军订购2000台，接着又完成了电视视角器的研发，我国在该领域的研发水平由此显著提高。
引进管理经验。跨国公司通过独资或合资设立研发机构，不仅将世界先进技术带进中国，同时带来了先进的科研管理经验。另外，跨国公司的研发活动以市场为核心，注重产品质量、注重研发工作效率等原则和具体执行方式，其项目选择的科学性和研究管理的规范性，对促进中国企业提升研发管理水平，进行面向市场的科研体制改革提供了有益的借鉴。相反，我国科研管理水平，尤其是企业研发管理水平较低，外商研发机构的进入，无疑会在组织和制度上起到示范作用。国外跨国公司研发机构的运作模式和管理方式将对正在改革中的中国科研机构产生重要影响。正如联合技术中国研究中心主任赵博士提到的，跨国公司多年积累的选题、运作、市场支持等一系列研发管理规范和经验，将会逐渐改变国内研发无效率的窘境。
带动相关产业。跨国公司在中国的研发投资，会对研究设备和基础设施产生需求，必然带动本地高技术高附加值产品及房地产、物业管理等行业的发展，从而拉动需求、刺激经济增长。跨国公司科技开发和创新的成果会带动上下游产品的开发，为产品和工艺的创新提供动力和条件，对中国整体产业技术水平的提高和产业结构的调整产生间接的影响。例如，联合利华中国研究所所长蔡亚认为跨国公司研发成果的商品化可以促进相关行业的发展，对产业链的每个环节均有拉动作用。另外，跨国公司的在华研发活动也会刺激和带动国内同类企业的技术开发，提升本地企业的技术水平，联合技术和汽巴精化的中国研究中心负责人都提到了这一点。同时通过行业协会的联系以及统一产品标准的制定使中国同行企业直接面向全球，在技术上少走弯路。
（2）不利方面
研发资源失衡。跨国公司在华技术创新活动的扩大，使其与我国企业和科研机构争夺科技发展资源的竞争越来越激烈，我国越来越多的科技资源被纳入跨国公司全球技术战略之中，转而又成为与我国企业在市场竞争中的基础。从人力资源流动的流向上看，大部分拥有相对技术优势的人员，在调动工作时均会选择三资企业，极少选择国有企业。中国的企业和研发机构将在人才市场、技术市场上直接面对跨国公司的挑战。
技术依赖增强。在跨国公司全球技术战略中，各国或地区的研究与开发通常局限于不同的技术领域。因此，外国跨国公司研究与开发国际化的不断发展，很可能会进一步加深包括我国在内的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对发达国家跨国公司的技术依赖。我国目前还没有形成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技术体系，多数行业的关键核心技术与装备基本依赖国外，信息产业、核心部件、系统软件大量依赖进口。许多在国民经济中发挥重要作用的产业及主导产品的生产，往往不是建立在自主知识产权的基础上，而是依靠外国技术和装备进行生产。作为装备制造业核心的数控机床就一直是我国产业界的心病，目前国产数控机床的国内市场占有率仅为30%，而且主要集中在经济型和普及型数控机床方面，高级数控机床根本无法与发达国家竞争。
本土技术边缘化。跨国公司通过产业内分工体系、加强控股化或独资化运作、实施详细具体的“研发分工”战略从多方面开展对华的技术控制，封堵外资企业在华技术扩散的渠道，实现对核心技术的垄断和控制，减少先进技术的溢出。另外，通过专利和技术标准以及技术的逆向扩散实现技术控制。这样，中国不仅不能从跨国公司在华研发中获益，而且造成了本土技术进一步边缘化，“以市场换技术”的初衷并未能实现。比如在汽车行业，尽管与跨国品牌的合作引进了大量先进技术，但并没有换回汽车研发的技术，自己本土技术的开发也受到抑制，上海大众也只是以技术引进为主，以小部分“自主研发”为辅。
威胁民族工业安全。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我国产业结构提升就会与发达国家产生冲突。在这种冲突中，技术处于劣势的一方必然受制于掌握产业核心技术和增值链的一方。在跨国公司与所在国企业合资合作过程中，输出技术与管理很慷慨，但关于品牌和知识产权却是分毫不让，这就导致了民族工业自主品牌与跨国品牌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巨大，例如，根据中国汽车工业协会2004年《中国汽车工业产销快讯》全国轿车、轻客分品牌销量信息统计，2004年销售轿车、轻客共计2490611辆，其中自主品牌仅占25%，而自主品牌中自主开发的产品所占比例仅为5%。在机械、电子和一些高新产业领域内，也逐步形成了外国企业垄断中国市场的局面。我国民族工业的发展受到前所未有的冲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