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永青
刘少奇的党建理论主要是在抗战时期形成的。这个理论内容很丰富，作用很重要，并且有鲜明的个性，如独创性、理论性等。本文拟换一个角度，试分析其党建理论中所蕴含的理解的特性。这个理解性，概括地说，就是对于感性的人的理解。这里所说的感性，是相对于神化的、机械的、抽象的、简单的含义而言。笔者试从以下4个方面作一阐释。
一、指导思想理论：对毛泽东的理解
刘少奇关于党的指导思想的理论集中体现在1945年5月他在党的七大上所作的修改党章的报告（即《论党》）中。这个报告是集体智慧的结晶，但刘少奇在其中起了决定性的作用。报告的突出贡献在于系统论述和科学阐明了毛泽东思想的内涵，并把它作为党的指导思想鲜明地写在党的旗帜上。笔者认为，刘少奇关于党的指导思想的理论所蕴含的理解的特性主要体现在对毛泽东的理解上，即对毛泽东在党的历次路线斗争中的正确性、毛泽东在党内的地位及毛泽东对中国革命的贡献的理解。当然，这种理解也还包含着另外一层含义，即毛泽东同样对刘少奇很理解。简析如下。
刘少奇对毛泽东的理解首先体现在对毛泽东在党内历史上历次路线斗争中正确性的理解。也就是说，刘少奇认为毛泽东是我们党内在同教条主义、经验主义、陈独秀机会主义、李立三路线以及王明“左”倾路线和投降主义的斗争中正确路线的代表者。1943年7月，刘少奇在《解放日报》上撰写《清算党内的孟什维主义思想》一文，第一次从党内两条路线斗争的角度，明确指出毛泽东是正确路线的代表者。这时是刘少奇奉毛泽东之命从华中赶回延安，并在整风运动中作为毛泽东的主要助手之一进入中央领导核心后不久，所以，由于他在党内的地位以及随后他的大量的工作，就使得他能够更加自觉地把他的这种个人理解融合到全党的理解中，并在其中发挥独特而重要的作用。
在随后的第2次“9月会议”及中央政治局整风会议中，毛泽东提出要讨论抗战时期党的路线问题，刘少奇受命向干部会议作报告。为此，他认真回顾了党的历程，重新阅读了王明的《为党的更加布尔什维克化而斗争》的小册子，写下了长篇阅后感，在西北局高干会上作了关于党史问题的系统报告，强调“抗战后党内存在有两条路线，一条是以王明为代表的对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投降主义路线，另一条是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正确路线”。我们要“在政治上反对投降路线，在组织上要打散这两个宗派（指教条宗派和经验宗派——笔者注），在思想上要反对教条主义与经验主义，毛主席的正确路线与方针，我们应当扶起来贯彻全党”。这个报告对帮助广大干部理解毛泽东是党内路线斗争中正确路线的代表者起了很大的作用。中央政治局整风运动使“中央领导层对第三次‘左’倾路线错误的认识基本统一”，在随后党的七大上，刘少奇在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中再次表达了全党在这个问题上的共识。
刘少奇对毛泽东的理解其次体现在对毛泽东在党内地位的理解，也就是说刘少奇认为毛泽东是中国共产党的领袖。他对毛泽东领袖地位的认识有一个过程。1937年初，他认为当时中国党还没有类似斯大林这样的领袖人物；1941年夏，他认为全党的领袖还没有实际形成，但这时他认为当时的中央比党的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都要正确而坚强；1942年5月，他在山东指导工作时明确提出了毛泽东是全党的领袖，并且指出这种领袖地位是在长期斗争中经受考验而形成的，不是委任的和法律上的。
通过延安整风，全党对毛泽东在党内领袖地位的认识达成共识。在党的七大上，刘少奇在修改党章的报告中对毛泽东的领袖地位作了规范化的界定。这个界定的意义非常重大，因为党章体现的是全党的意志，是全体党员的行为指针。它不仅影响到当时，还将长久地影响到未来。由于刘少奇在这个文件的形成中起了决定性的作用，所以说，这个报告中贯彻着他对毛泽东领袖地位的深刻理解。当然，刘少奇对毛泽东作为领袖的认识，也难免带有个别时代痕迹的不妥之处。如他指出毛泽东的道路就是我们党的奋斗历史的道路，这一点容易在处理个人和集体的关系时出现偏差，不过，这种不完善之处也许恰恰反映了刘少奇在当时历史环境中对毛泽东作为党的领袖的认识程度。
刘少奇对毛泽东的理解再次体现在他对毛泽东对中国革命贡献的理解。也就是说，他认为毛泽东在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事业中作出了巨大的理论贡献，形成了毛泽东思想。刘少奇从不同角度对毛泽东思想作了多种表述，揭示了其丰富内涵和本质特征；从9个方面论述了毛泽东思想科学体系的主要内容，强调了其鲜明的特征。由于中国社会、历史、文化、经济、政治等方面极其特殊，所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任务的困难程度难以用言语表达，而毛泽东却完成了这一宏伟的事业，形成了毛泽东思想，所以，刘少奇在《论党》中表示“这是特别值得感谢的”。“感谢”二字很形象地表达了刘少奇对毛泽东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所作贡献的理解。
最后，刘少奇对毛泽东有如此深的理解，同样，毛泽东对刘少奇也很理解：一，毛泽东对刘少奇有很高的评价，他写的批判第3次“左”倾路线的“9篇文章”中，多处援引刘少奇的观点，赞赏刘少奇领导白区工作的正确主张，指出刘少奇是唯物的辩证的革命观的代表，等等。这么高的评价，是毛泽东在延安时期的讲话和文章中很少见的，足见毛泽东对刘少奇的器重。二，刘少奇在党内地位的变化。1943年之前，刘少奇担任过中央驻北方局代表、北方局书记、中原局书记、华中局书记等，在中央的职务仍是1934年1月六届五中全会时确定的政治局候补委员（当时整个中央领导层的人事都未作变动）。1943年3月，在毛泽东主持下，中央领导机构进行调整，刘少奇作为毛泽东的主要助手之一，进入中央领导核心。在党的七届一中全会上，刘少奇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名字排在毛、朱之后。这样，刘少奇就成为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刘少奇党内地位的这种变化自然与毛泽东对他的理解是分不开的。
二、群众路线和党员修养理论：对人的意识能动性的理解
刘少奇在抗日游击战争和抗日根据地建设的实践中对党的群众路线作了进一步的丰富和发展。在《论党》中，他概括了无产阶级政党对待群众的观点，即一切为了人民群众；一切向人民群众负责；相信群众自己解放自己；向人民群众学习。他并把它提到根本路线的高度来认识，指出“党的群众路线，是我们党的根本的政治路线，也是我们党的根本的组织路线”。为加强党员的党性锻炼，刘少奇创立了党员修养理论。也就是说，党员要不断加强自己的共产主义道德修养，以更有效地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修养理论是刘少奇对党的建设理论做出的创造性贡献。笔者认为，群众路线和党员修养这两个理论所蕴含的对于人的理解，是指对于人的意识能动性的理解，即对他人意识能动性的理解（在群众路线理论中）和对自我意识能动性的理解（在党员修养理论中）。简析如下。
对他人意识能动性的理解，就是说在组织民众工作中，要认识到民众是有思想意识的人群，他们“不是木头或机器。因此，组织民众必须采用和组织木头与机器不同的方法，即是不能把民众当作纯被动的东西任意去组织，而必须根据民众的自动性使民众自动的组织起来”。民众的自动性就是说民众有自己的要求，经济的、政治的、文化的要求。理解这种要求首先要尊重他们，如果“不尊重民众的意志，就不能使民众真正组织起来，不能使这个团体活跃，也不能有真正的民众运动”。其次要按照他们不同的要求给予组织和引导，“当民众起来为一个简单的要求而行动的时候，我们应该从这个简单要求的行动所牵涉的一切方面，引导民众去了解其他一系列的问题，并且引导这个行动走到更高的阶段上去”。
对他人意识能动性的理解蕴含着民主与平等的精神。就是说，人们虽然在自然秉赋、社会地位、职权职位上有所不同，但人们的精神是平等的。刘少奇说：“人的自然本质是不相同的……这是先天造成的不相同。而且因为人们社会地位、社会环境不相同，于是社会上有分工、有职务事业的不相同，职权的不相同。”但民主与平等的精神要求“一个人没有权利压迫或剥削另一个人，没有权利去侮辱另一个人的人格”。“尽管有先天的不同，有工作上、职务上、职权上的不同，大家在基本上是平等的。人权上没有什么不平等。”在组织民众时，真正有民主与平等精神的领导者“不以领导者自居，不板着面孔去教训民众，不站在民众的头上去命令民众，而是以兄弟的、同志的态度去对待民众、说服民众；他不把民众属于他所有，而把他自己认为是属于民众所有；他不要求民众服从他，而认为他自己经常要服从民众的多数；他认为他没有任意支配民众的权力，认为他这样做就是在民众面前犯罪，相反，他认为他经常要受民众的支配”。
对自我意识能动性的理解，就是说一个人应该能够认识到自我道德修养上的不足。对于党员来说，他应该能够意识到自己和共产主义道德标准之间的差距。如刘少奇在《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中所列举的：1.入党目的和动机不纯；2.自私自利的个人主义；3.自高自大，个人英雄主义；4.抬高自己，打落别人，看到别人失败时，幸灾乐祸，甚至“落井下石”，缺乏友爱、同情心；5.计较小事，不识大体；6.对缺点、错误，要么麻木不仁、盲目乐观，要么悲观失望、大惊小怪，或者得过且过，自由主义严重，等等。
认识到自我道德修养上的不足，就是要求通过有意识的锻炼去完善这种不足，达到一种理想境界。这个过程，如刘少奇所阐述：首先要有决心，看到这种不足是必然的现象，既是人类社会进化中的规律，又是现存社会中客观环境造成的。其次，要树立一个高标准，即以“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本人一生的言行、事业和品质，来作为我们的模范，作为我们修养的准绳。我们的修养，就是要在各方面去提高自己的品质如像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那样”。再次，要遵循言行一致的原则。即马列主义的原理、方法和精神以及马、恩、列、斯的为人一经了解之后，就要“立即运用到自己的实践中去，运用到自己的生活和言论、行动与工作中去，并且以此自持，‘拳拳服膺’的去改正、洗清自己思想意识中的一切与此相反的东西”。而不是如旧意识中说一套做一套。“我们说到的，就必须作到。我们忠诚纯洁，不能欺骗自己，也不能欺骗古人。”
最后，要设定修养的目标，即：1.对同志忠诚热爱，无条件地帮助他们，平等地看待他们，在患难时挺身而出；2.以无所畏惧的勇气拥护真理，为真理战斗，不惜受到打击、责难、孤立，甚至牺牲生命；3.最诚恳、坦白与愉快，除开党与革命的利益外，没有个人的得失与忧愁，能够“慎独”；4.自尊、自爱，同时为了党和革命的利益能宽大、容忍、委屈求全，忍受各种屈辱与虐待而无“怨恨之心”；5.以理智、冷静、辩证、坚韧的态度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等等。
刘少奇在党员修养理论中体现出的对自我意识能动性的理解，也是对我国优秀传统中修养文化的理解与借鉴。在论证党员的党性锻炼时，他引用了古人的许多名训。如，在讲到一个人所必须经历的自我锻炼和修养的过程时，他引用了孟子的名言，即“故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在讲到要以马、恩、列、斯为榜样时，引用了孟子的“人皆可以尧舜”。在讲到共产主义道德时，引用了“忠恕”、“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慎独”等等。
总之，对人的意识能动性的理解体现在群众路线中，就是要发扬民主与平等的精神；体现在党员修养理论中，就是要加强自我道德修养。刘少奇本人就是一个既具有民主与平等精神的人，又很注重自我道德修养的人。可见，他党建理论中所蕴含的理解的特性是联系实际的，是以实践为第一位的。
三、民主集中制理论：对党内关系的多角度理解
刘少奇对党的民主集中制有大量的论述，在关于民主集中制是无产阶级政党的基本组织规律、民主集中制与群众路线的关系、民主集中制与党的政治路线的关系、民主集中制内部集体领导与个人分工的关系、民主集中制与党的团结与统一的关系等方面，他的一系列论述使他在民主集中制理论方面的建树独具特色。笔者认为，刘少奇这个理论所蕴含的理解的特性体现在对党内关系的多角度理解上，即一方面作为普通党员、下级、少数、地方应当多理解领导者、上级、多数、中央；而另一方面作为领导者、上级、多数、中央则应当多理解普通党员、下级、少数、地方。试析如下。
处在普通党员、下级、少数、地方的角度要理解领导者、上级、多数、中央，这主要体现在服从上。刘少奇在1941年11月华中局党校做关于党员在组织上和纪律上的修养的讲演时，就服从问题指出，“所有一切附有条件的服从都是不对的，应该是无条件的、绝对的服从”。“我们要反对不服从多数，不服从组织，不服从上级，不服从中央的自由主义。”但是，在实际生活中，由于种种原因，存在大量不服从的现象。因此，刘少奇对这种现象，首先分析了其认识上的原因，其次有说服力地给予了批评：1.以多数、上级、中央的正确与不正确为服从的条件。刘少奇对此指出，首先谁错谁对还未定；其次，即使错了也要服从，以便在实践中修正错误，否则党就会分裂。2.以工作能力强弱为服从的条件，即能力强、有本领、会讲话、文化程度高就服从，否则就不服从。刘少奇对此指出，要从组织和集体领导的角度考虑问题，发扬互助精神，反对个人英雄主义。3.以负责人的资格深浅，地位高低为服从的条件。刘少奇从工作发展、党的事业、反对特权等方面给予阐释。4.以领导人的态度好坏、与他的恩怨为服从的条件。刘少奇从追求真理、党的立场、对事不对人的角度给予阐释。总之，他强调，“绝对的无条件的服从不是不民主，相反，这恰恰是民主。只有极端自由主义思想才是不民主，因为这是要使全党去服从部分，要多数去服从少数”。
刘少奇对“服从”有如此深的理解，与他的一些难忘的经历有关。1928年春至1929年春，刘少奇在顺直省委工作了1年左右。这时由于大革命失败，中国革命走向低潮，党的组织遭受到严重破坏，因此，这里的党内思想混乱、组织极端涣散，特别突出问题是极端民主化倾向严重泛滥。在这种环境中，刘少奇度过了一段心力交瘁的痛苦经历。另外，刘少奇关于党员在组织上和纪律上的修养的演讲正是在“皖南事变”后不久，个别领导人对中央和上级的指示“不服从”酿成的血的教训犹历历在目。刘少奇在总结皖南事变的经验教训时就指出“在部队工作的同志特别要注意，在任何情况下都必须执行中共中央的指示，服从党的利益，努力完成党交给的任务”。总之，刘少奇在阐述“服从”问题时不是无的放矢，而是基于自身经历的切肤之痛。
另一方面，处在领导者、上级、多数、中央的角度要理解普通党员、下级、少数、地方，这主要是体现在发扬民主上。刘少奇指出这种发扬民主的具体含义是：1.发扬民主精神，反对特权思想和特殊地位。党的负责人与领导机关首先应当尊重和执行自己的决定，成为服从决议、服从多数的模范；2.允许下级或任何党员正面地、负责地、依合法手续地讨论领导机关的决议，批评领导机关，任何压制行为都是不对的；3.尊重下级，提高下级的威信，在具体工作中不过分干涉下级；4.领袖不是自封的，而是在实践中形成的；5.注意待人接物的方式与态度，等等。这种发扬民主其实体现的还是一种团结干部的精神。刘少奇说，“应当对干部宽大，帮助他们，不去妨害他们，对他们的态度要好……领导者能团结干部就能在党内建立威信，就能完成工作任务”。
在实际情况中，一个人可能不是处于一种角色状态，而是处于一种综合角色的状态，即有时是普通党员、下级、少数、地方，有时又是领导者、上级、多数、中央。因此，这就更加需要站在对方的角度理解两者之间的关系，如刘少奇所说，“党的领导人和上级机关应多注意民主，党的被领导者和下级机关应当多服从”。“每个党员应当知道，在对下级、对其他同志时，要注意自己的态度、方式；在上级或其他同志对自己时，就不应当注意他们的态度、方式等，而应当注意他们的原则是否正确。”刘少奇本人把这种既服从又民主的角色理解在实际中掌握得还是很恰当的。他举过自己的一个实例。建党初期，在一次罢工决策中，由于他既服从了大多数人的意见，又明确地声明了自己的主张，所以“大多数同志在失败后，想起了我早先的估计，因此对我更信任了。同时我也在这次罢工中做了一个服从组织的榜样，使同志们知道，一个党员应如何服从组织”。
四、党内斗争理论：对人的智慧能力的理解
刘少奇关于党内斗争的理论集中体现在他的《论党内斗争》的演讲中。他总结了我们党的历史上“左”倾机会主义进行过火的党内斗争，混淆党内斗争性质的严重教训，实事求是地分析了党内矛盾产生的原因、性质，提出了处理党内矛盾和开展党内斗争的正确原则。特别是他关于党内斗争性质的精辟论述，揭示了党内斗争的内容和实质，为正确开展党内斗争指明了方向。笔者认为，他的党内斗争理论所蕴含的理解的特性主要体现在对人的智慧能力的理解上，也就是说一切要以讲道理为中心，即“在党内一切要讲道理，一切要讲清楚道理，一切要有道理可讲……道理讲清楚了，一切都好办，都容易办。我们要在党内养成讲道理的作风”。
之所以要讲道理，首先是因为人是有思想有智慧的，即“人与其他动物最基本的区别，就在于人是有思想的。人的脑筋及其全部神经系统特别发达（这是长期劳动长期斗争的结果），所以人能理解自然界各种事物发展的规律性，能认识客观事物的本质之发展过程，能认识各种现象之间相互的内部联系；因而人就有可能按照客观事物发展的规律去改造客观事物，去进行劳动生产，去制造工具，去改造世界。这是一切其他动物所没有的，这只有人才特具的”。
而不讲道理，就是不尊重和不理解人的思想，只是一味地搞简单的机械的打击斗争。刘少奇把它们归纳为两种，第一种是机械的过火的斗争；第二种是无原则无是非的纠纷。关于前者，其表现形式有以下几点：1.在党内、政府机关甚至群众团体中经常举行所谓“斗争会”，以打击某某人为目的；2.采用压迫手段、打击政策、惩办制度，认为斗争的形式愈严厉、愈凶就愈好；3.混淆党内和党外两种斗争方法；4.在作会议结论时“强不知以为知”，蛮横解决问题，等等。关于后者，其表现形式有：1.因个人或派别的利益同党内其他同志进行斗争；2.因个人风头、地位、面子甚至私愤而闹纠纷；3.凭感情与喜怒同人斗争，或在零碎的细节上进行决不妥协的斗争；4.作风不正派，不择手段，等等。
这些打击的斗争形式，由于不尊重人的智慧能力，所以就意识不到“党内斗争基本上是党内不同思想不同原则的斗争，不同思想不同原则上的对立”。意识不到“对党的组织、对同志、对工作的批评要适当，要有分寸”。意识不到“应该首先把事实弄清楚，把问题弄明白，把错误与缺点的性质、严重程度、产生的原因弄清楚，然后再指出对这些缺点错误的负责人，主要的、次要的由谁负责，而不要首先去追究错误的负责人”。意识不到“必须给被批评被处罚的同志以一切可能的申诉的机会”。意识不到“不要将党内斗争的方式拿到党外去使用，也不要将党外斗争的方式拿到党内来使用，更不要利用党外的力量和条件来向党进行斗争与恐吓”。相反，如果能尊重人的智慧能力，很好地讲道理，那么，在党内斗争时，就能平心静气地互相商讨，在必要时作出妥协。
在党内斗争中要讲道理，必然会引申出要保护和尊重少数人的权利。毛泽东在延安整风运动期间印发刘少奇的《论党内斗争》前后，就引申刘少奇的观点说，我们党的历史多次证明，真理往往首先由少数人掌握，而这些人又往往受压。保护和尊重少数人的权利，就是说，“在给同志做鉴定和组织结论的时候，通常均应通知本人，当面做结论。如果他不服，在经过辩论之后，应向上级申诉（一切在处罚后表示不服者，即使他本人不愿上诉，党的组织亦应代他上诉）。任何党的组织，不能禁止任何同志在被处罚后向上级申诉。党员的上诉权不能剥夺。一切的上诉书，任何党的组织不能扣压，关于思想原则问题，党员并可越级直接向高级党委或中央上诉”。
刘少奇提出在党内斗争中要讲道理，这也与他本人的一些经历有关。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到1932年这一段，他在国民党统治区的工作很不顺利，不仅有敌人的白色恐怖，而且还有党内的高压。他被那些在党内居领导地位、脱离实际又自以为是的“左”倾教条主义者攻击为右倾机会主义者，受过批判、打击、排斥、处分。他的“右倾机会主义”在赤色职工国际都挂了号。这些党内斗争中很不被人理解的经历，可能对形成刘少奇党建理论中所蕴含的理解的特性有一定的作用。
总之，刘少奇一直很注意身体力行他在党内斗争理论中所体现出的要尊重人的智慧能力的特性。当他进入中央领导核心后，从党央央领导者的角度，更是比较重视这个问题。尽管在特定的历史环境中，他不可避免地有一些过激之词，但本质上，他是一个实践自己理念的很诚实、很认真的人。
烽火硝烟的抗战时期距离今天已过去了半个世纪，重温刘少奇的党建理论，其中蕴含的理解的特性，仍能深深地打动人心。不论环境怎样的变化，科学地理解领袖人物，加强自我的道德修养，发扬民主与平等的精神，在社会生活和思想领域多一份理解的气氛，仍应是我们始终不渝地遵循的原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