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永玺
2001年7月1日是伟大的中国共产党诞生80周年纪念日。回忆中国革命所走的艰苦、悲壮和极其光辉的历程，更促使我们无限怀念老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以及无数为此而英勇奋斗、流血牺牲的英雄、志士和仁人。刘少奇既是我国久经考验的老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是极为卓越的勇于探索和捍卫真理并能百折不挠的伟大马克思主义者，又是千百万职工最为熟悉、热爱和敬仰的杰出工人运动领袖。为祝贺、纪念党八十华诞的到来和缅怀少奇同志，不断深入探索、研究他的工运理论，总结历史经验，对指导我国工人运动和工会建设在新的世纪和千年奋勇开拓、进取，将必然具有伟大作用和深远意义。
一、深刻阐明中国工人阶级在新民主主义革命中的地位与作用，突出了工人阶级的领导权
（一）旧民主主义时期中国工人阶级的形成和早期斗争。为全面考察刘少奇工运理论产生的背景，因此有必要对旧民主主义时期早期工人运动的概况、特点予以回顾。1840年的鸦片战争，改变了中国社会发展的进程，中国以此为起点逐渐由一个封建社会变成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在这个转变过程中，由于中国近代工业的出现和缓慢发展，中国工人阶级也随之产生并逐渐形成。更具体地说，中国工人阶级是在旧民主主义时期伴随着外国资本、中国早期官僚资本和中国民族资本所兴办的近代工业而产生和发展的。由于中国工人阶级诞生、发展并成长于半殖民地半封建这一特殊的社会之中，外国资本主义、帝国主义与中国封建主义和买办、官僚的紧密勾结和罪恶统治，使中国工人阶级政治、经济上所受的残酷压迫和剥削，思想上所受的限制与毒害，都是极其严重，为世界所罕见。正因为如此，这就决定了中国工人阶级除具备世界工人阶级共同的优点外，还独具自己的特点。这些特点中最突出的表现，即是其革命性的最坚决、彻底和“特别能战斗”。
纵观旧民主主义时期，中国工人阶级随着队伍不断壮大，政治觉悟日益提高，到了辛亥革命前后，尤其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和五四运动前夕，工人的经济罢工的次数、规模，以及所提的要求和组织形式、斗争技巧等，都大幅度的明显超过以往。例如，根据不完全统计，1914年至1919年5月，全国共发生罢工108次。短短6年之间罢工次数竟比1840年至1911年这70年间的罢工总数还稍多些。而且这期间还包括7次同盟罢工。每次较大工潮“参加者少则几千，多则数万”，“显示了工人团结战斗的巨大力量”。与此同时，在辛亥革命、“二次革命”以及后来反对日本提出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和反对袁世凯称帝复辟等一系列爱国斗争中，工人群众更是英勇投入，态度坚决、鲜明，并形成为社会上一股新兴的，特别能战斗的生力军。其革命的潜力和锋芒初露端倪。
中国工人阶级在旧民主主义时期由产生而壮大，并在革命斗争中开始显示力量，然而，这期间，其仅仅是处于自发斗争阶段，只是作为资产阶级革命派的“积极追随者”，它在当时还没成为一支独立的政治力量，更没有提出自己的政治主张和革命纲领。这一切，就决定了中国工人阶级在此时所从事改变命运的斗争，也必然同资产阶级革命派所绘制并为之奋斗的共和国蓝图一样，终归失败和破灭。
（二）共产党创立前后工人运动的崛起和革命统一战线建立后中共党内有关工人阶级领导权的争议。“五四”运动、共产党创立和国共合作初期，中国工运由自发转入自觉。此时工人所具有的人数与力量，据不完全统计，产业工人约有260余万，再加上中国工商业发展的城镇约有2000余万的职员、店员和手工业工人，人数已相当可观，更何况其又集中于沿海和交通方便的城镇及工业区。这期间，它已经在“五四”运动中以独立的姿态登上政治舞台，并为斗争的胜利起了决定性的作用。中国共产党诞生后，工人运动的面貌也如革命的面貌一样焕然一新，广大职工在全国第一次工人运动高潮中所展示的叱咤风云、排山倒海的力量，以及在“二·七”斗争受挫时那种不怕流血牺牲、气壮山河的英雄气概，无不震撼了当时社会各界，并使刚刚成立的中国共产党扬名海内外。然而，非常遗憾的是，经过“二·七”斗争的严重受挫，国共两党实现第一次合作并建立革命统一战线后，中共党内关于工人阶级在革命中之地位及领导权问题，却存在歧异和争论。作为党的总书记陈独秀对此一直动摇和右倾。他认为：中国工人阶级“不但在数量上很幼稚，而且在质量上也很幼稚”，“不能成为一个独立的革命势力”。而资产阶级的力量“比农民集中，比工人雄厚，因此，国民运动若轻视了资产阶级，是一个很大的错误观点”。陈氏这一思想的坚持和演变，使其走向否定工人阶级在革命中的领导权，并酿成他在以后力主把一切权力交给国民党，不断由右倾错误滑向投降主义的泥坑。
中国工人阶级在新民主主义革命中领导权的理论，应是这阶段共产党领袖研讨的核心问题。邓中夏早于1923年12月在《中国青年》第9、10两期上发表《论工人运动》和《中国工人状况及我们运动的方针》两篇文章，他在精辟分析中国工人阶级所处的悲惨状况及其特点时指出：“因为工人实际生活之压迫比任何阶级所受的要残酷，要深刻；工人决战的毫不逡巡踌躇的态度，亦比任何群众所做的要勇敢，要坚决些。”“工人群众不论在民主革命或社会革命都占在主力的地位”，“中国工人的群众有革命的趋向与可能，而且是革命军的先锋队”。1924年11月，他又在《中国工人》第2期上发表《我们的力量》一文，更明确、突出地指出：“中国将来的社会革命领袖固是无产阶级，就是目前的国民革命领袖亦是无产阶级。”“只有无产阶级有伟大集中的群众，有革命到底的精神，只有他配做国民革命的领袖。”从以上内容可知，邓中夏与陈独秀关于中国工人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地位、作用及领导权的争论，简直针锋相对、互为天壤。而在邓文发表不久，毛泽东于1925年12月在《革命》半月刊第4期上首次发表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该文全面、深刻和科学地论证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经济地位和政治态度，从而斩钉截铁地阐明了中国工人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地位。他说：“工业无产阶级是我们革命的领导力量。”
（三）刘少奇认为工人在民主革命中的领导权是“确凿不移的”，在人民政权中是领导者并起柱石作用。大革命期间，由于他亲自领导和经历了“五卅”运动、省港罢工，目睹了工人斗争的磅礴气势和威力。他认为“工人阶级在国民革命运动中，能领导一切民众向帝国主义与军阀进攻”。“工人阶级在‘五卅’反帝国主义运动中牺牲最大，主张最为急进，奋斗最能坚持，力量也表现得非常伟大。在各种奋斗事实中，足以证明工人阶级在国民革命运动中之领导地位，是确凿不移的。”刘少奇以上精采无比的论述，一方面明确了工人阶级是国民革命中反帝反封建的急先锋和主力；另一方面又坚定地强调中国工人阶级是国民革命中的领导阶级。这一结论以事实为依据，从而“确凿不移”。当大革命失败，中国革命开始由以工人阶级为领导、以城市为中心，转变为踏上以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并最后夺取城市的新征途。在此期间，刘少奇为进一步阐明和深化工人阶级在民主革命时期领导权的理论，又开始了新的探索。在苏区，中国工人阶级先锋队——共产党，在创建和巩固苏维埃政权过程中，他认为，一定要重视苏区的职工和雇农，把他们以工会的形式最广泛的组织起来，从而使其成为“苏维埃政权最重要的群众柱石，是党的路线在农村中最可靠的转达者和组织者”。与此同时，中国产业工人的绝大部分，都仍然集中生活在白区或后来抗战时期的敌占区。在这些共产党不能公开活动和组织工会的地方，这些地区的赤色工会或共产党能够支配和影响的职工团体，由于敌强我弱，将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处于严峻险恶的环境中。针对以上情况，刘少奇认为：当前的首要任务是“积蓄我们在工人中的雄厚力量”，“保存和巩固我党和工会在工厂企业中现有的组织和工作”。“彻底肃清实际工作中的关门主义与冒险主义”，极力防止过早的暴露力量，坚决“避免单独地和敌人作战，被敌人各个击破”。中国共产党正是吸收和运用刘少奇这一思想，才能在以后有效地领导革命工会或工人团体在敌占区、国统区求得生存和发展，并有力地配合、支援了其先锋队转入农村从事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革命战争。当解放战争进入战略决战的节节胜利阶段，大中城市和工业区开始纷纷解放，随着中共全党工作重心由农村转入城市和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这一总方针的确立，工人运动和工会建设的重要和紧迫，就特别的突出起来。为此，刘少奇于1948年4月至1949年建国前，先后在《关于召开第六次全国劳动大会问题的谈话》、《关于北平工作问题》以及同年春在天津的一系列讲话中，都特别强调了在此伟大转折时期依靠工人阶级的重要。首先，他号召全国工人要紧密地团结起来，“解放区工人和蒋管区工人”都要坚决奋起反对国民党官办工会“分裂职工运动”。
为了更好地团结和组织全国的职工群众，他坚决支持和拥护中共中央决定于1948年8月在哈尔滨召开第六次全国劳动大会，并在这次会议上恢复和重建中华全国总工会。为此，他还特意亲至石家庄接见路过的赴会代表，进行宣传、部署和谋划。第二，他强调解放后的城市和工业区，各级党委、政府或军管会都应该重视工人和工会工作。他认为，“北平工作千头万绪，我们必须抓住中心工作。二中全会指出，城市工作必须要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北平的工作要想做好，没有“千万的工人和群众与我们团结一致”，则“工作不易办的”。因此，他最后结论是：“目前北平的群众工作，首先应是工人工作，工会工作。”第三，他明确指出：要把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的总方针落到实处，就必须以工会的形式把职工群众组织起来；各级党委、政府和厂矿企业，都应关心职工生活，维护其合法权益；对于职工的教育更是特别重要，其中，关于共产党和工人的关系，工人和职员的团结，以及怎样正确对待民族资本家等，都是很重要的内容。总之，刘少奇认为，只有把以上工作做好，才能使广大职工以领导阶级和主人翁的姿态，奋勇投入这一时期国民经济的恢复、发展和新中国各级政权的创建与巩固之中，使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这一总方针真正开花结果。
二、反复论证了中国共产党领导工人运动和组建工会的宗旨和原则，积极探索、研究其克敌致胜的方针与策略
早在中国共产党正式宣布成立之前，在北京、上海的共产主义小组出版的刊物就鲜明地指出：马克思主义者如果“不向无产阶级作实际的运动，结果这只是空谈”。为与工人运动结合，他们提出了四个目标：（1）组织工会，专办和工人有利的事；（2）提高工资，缩短工时；（3）增加工人的组织；（4）举行示威，使工人掌握斗争的策略和方法等。他们规定了组建工会的原则：“第一不要变为资本（家）利用的工会；第二不要变为同乡观念的工会；第三不要变为政客和流氓把弄的工会；第四不要变为不纯粹的工会，第五不要变为只挂招牌的工会。”中国共产党诞生后，在《党的第一个决议》中，就把发动和领导工人运动作为党的中心工作，把创办和组建工会当成党的基本任务。并一再强调共产党对工会和职工群众要灌输无产阶级革命和“阶级斗争的精神”，并特别要求“勿使工会执行其他政治路线，也就是说共产党领导和组建的革命工会，一定要保证执行本阶级先锋队所制定的政治路线，其长远和根本目标应该、也必然是为实现党的纲领而奋斗”。
在整个新民主主义时期，刘少奇都在不断为实现共产党发动和领导工运的根本宗旨与原则，艰难开拓，奋斗不息，在工运理论和实践方面取得了光辉业绩。
（一）关于组建工会的宗旨和原则，刘少奇在安源组建工人俱乐部时就认为：共产党组建工会其根本目标是为了实现“社会的改造”，而本阶段只是其中的一个步骤。社会的整个改造过程，我们所主张的是使（一）无产阶级团结起来，养成无产阶级支配社会的潜伏势力；（二）实行夺取政权，用政治力量消除社会一切阶级的压迫，人的压迫；（三）在产业公有制制度底下以极大的速力发展实业，减少人类所受自然的压迫。从中可知，刘少奇所主张的工运终极目的，正好与中共的一大决议和二大所制定的最高与最低革命纲领的精神完全一致。而当初筹组工人团体，也只能是为了“争得工人直接要求普遍增加工资”、“减少工作时间”和反抗“工头职员无理的压迫与剥削”，并要随时“以过去奋斗的经验切实教育工人”，使其“明了自己阶级的现在和将来社会上的地位，工团终极的目的与达到这个目的的方法”，以便促成“无产阶级有方法的支配社会的潜伏势力的大组合”。关于工会的筹组和建设的原则，刘少奇在其民主革命时期的文章、讲话和批示中，主要阐述有三方面的内容。其一，在组建工会时，他力主以产业组合为基本原则。例如，他在1923年关于《对俱乐部工作的回顾》一文中，指出要“使各地同产业的工人形成产业的大联合”；1938年2月18日，他在华北工作时，为开展职工运动写的《工会工作大纲》一文中，指明：“要做到产业工人中以产业为界限来组织工会”；1949年春，他在对北平工作指示和天津的讲话中，号召职工要以工会的六种形式组织起来，而产业组合就是第一类。针对中国职工阶层众多、各地经济发展不平衡，他在坚持工人应以产业联合为基本原则外，也支持苦力、店员和手工业工人的多种职业联合形式。其二，在工会的组织原则方面，刘少奇坚决主张实行民主集中制，特别重视工会代表会。1926年12月，他在武汉所写的《工会代表会》一文中特别精辟地论证了民主和集中的辩证关系。该文指出：“工会的权力，应该十分集中，才能容纳大多数人的意见不致为少数所包办，变成专制。”“所谓民主集权制，就是工会的权力集中在大多数人的会议上，不是集中在个人身上，即凡事须经过大多数人的会议决定。”为此，他建议，“每一个工会要有一个代表会”。只有如此，“才可把工会的权力集中起来，同时又是民主的集中，不是少数人专制”。倘若所有的工会组织都能如此，他在文章最后预言，“这样，于工人的团结、工会的前途，均有莫大之效益”。“没有工人代表会，工会就危险；有了代表会，工会就坚固。”少奇同志以上关于民主集中制的思考和原则，不仅是他领导安源路矿俱乐部和大革命期间工运经验精华之所在，而且也是其以后能够指导工会组织和职工群众建立密切关系并特别坚强的原因。其三，工会组织要上下联系紧密并要面向和植根于基层会员的原则。刘少奇认为：工会这个群众的奋斗机关，在革命中所负的责任，极为长久和重大。因此，工会必须有严密的组织，才能克尽所担负的使命。为此，他指出，各级工会执行委员会之上必须有工人代表会，以保证真正的民主集中制的实现；工会执行委员会之下，更需要工会的基层支部以及在其中的职工群众。只有如此，工会的基础才坚固，工会的行动就非常敏捷便利，并有利于对职工的训练和教育。
（二）关于工人运动、工会组织和工人团体的斗争方针。刘少奇在民主革命时，长期从事工人运动，1943年至建国前后，他进入中共中央领导核心又负责党的工运工作，因此，这期间，中共有关工运的大政方针的制定或贯彻，都与他有着不同程度的联系。早在大革命时，各地中共的工运领袖，为贯彻和落实党中央从一大至四大会议有关工运的决定，制定出与党的纲领和要求一致，但又符合工运实际的具体方针，进行了各自的探索。刘少奇经过深入工运实际，认真探索研究，认为，要保证工人阶级领导权的实现，必须与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尤其农民结成不同程度的联盟。在“五卅”后不久，他指出：“中国资产阶级本来受帝国主义与军阀压迫，他们有参加国民革命的可能，但资产阶级参加国民革命终究是妥协的，不能彻底的。”为此，中国工人阶级应明白，当“资产阶级与帝国主义冲突最厉害的时候，应与资产阶级合作，共同反对帝国主义”；而“当资产阶级一有妥协之倾向，或压迫工人运动时，工人阶级应极力反对，以防备资产阶级骗卖自己”。对于小资产阶级，工人阶级应该“切实与之联合”，并不断“促进其左倾，以补救其游移保守之特性，而不为大资产阶级所利用”。农民是革命中的重要势力，是工人阶级最可靠的天然同盟军，因此，少奇强调工人阶级应对农民“切实提携”，支援他们斗争和组建农民协会。在发动、组织工人开展经济斗争时，一定要教育和引导他们转入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的政治斗争。但是作为关心和热爱工人群众的共产党的工运干部，时时刻刻都不要忘记中国工人的悲惨处境。为此，刘少奇多次论证指出：中国工人劳动条件之恶劣，是世界各国所没有。因此，“今后职工运动之方针，应加强各种经济斗争”。“经济问题，工人在所必争。经济斗争之发展，即为中国职工运动之发展。”大革命失败后，当革命中心由城市转入农村以及抗日战争时期，在制定工运方针时，刘少奇一方面在政治上总是把工人支持革命武装开创、巩固农村政权作为斗争方针的首要任务，另一方面，对于改善生活和福利等有关职工切身利益的内容，无论在苏区、根据地或白区、敌占区他都从不忽视。例如，他在1933年《苏区工人》第四期发表文章指出：“工会是在工人群众共同经济利益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工会应经常为保护工人日常的经济利益而斗争。只有在这个基础上，才能组织所有的工人劳动者进入工会，教育工人，并提高工人的觉悟与积极性，为苏维埃政权而斗争。”1937年10月16日，抗日战争爆发后不久，刘少奇在他写的《抗日游击战争中各种基本问题》一文中指出：“工会、农会及一切群众团体的中心任务，是在广泛发展群众的改善生活待遇斗争的基础上，引导广大的群众参加抗日战争和抗日武装。”当解放战争即将进入战略决战的前夕，他在《关于召开第六次全国劳动大会问题的谈话》中，仍特别强调在解放区的方针是发展生产、繁荣经济、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并告诫各厂矿企业领导和经营者，只顾工人不顾资本家，或只顾资本家不顾工人；只顾公家不顾私人，或只顾私人不顾公家，都是不行的。总之，少奇同志在为中共制定或指导制定或提出建议时，都是把职工的政治斗争与经济斗争紧密结合起来，把关心职工日常和切身利益作为维护职工物质权益的根本原则，从而更能调动和鼓励千百万职工群众勇跃参加各级工会组织和工人团体，并能以此为引桥，把职工自然而然地导入政治斗争。
（三）关于工人运动的战略策略思想。在新民主主义时期，为实现中共民主革命的纲领，工运的战略、策略是根据不同阶段，国内外形势的变化，敌我力量对比，决定其内容和特点的。1922年至1923年，刘少奇、李立三初到安源，由于认清了当时环境，充分利用了路矿当局的内部矛盾，甚至在关键时刻巧妙争取商会和洪帮，从而使这次罢工斗争取得胜利。当“二·七”惨案发生、全国工运转入低潮时期，刘少奇又及时教育安源路矿工人认清形势的变化和路矿当局蠢蠢欲动的表现，迅速调整斗争策略，劝诫工人坚决“采取守势”，潜心整顿和巩固内部，把战略进攻转为防御。正因为如此，才使南方的这颗红星居然在工运的严峻时期坚立不摇，创造了“硕果仅存”的奇迹。在中国工人运动空前高涨的大革命期间，刘少奇作为全国著名的工人领袖和中华全国总工会的重要领导人之一，坚决执行和贯彻中国共产党关于工运的方针、政策和策略，并为其丰富、发展作出突出贡献。例如，在“五卅”运动后期，为执行中共中央战略转变的决议，面对帝国主义与奉系军阀加紧勾结后的高压，为说服并带领上海数十万工人实行战略转变和撤退，刘少奇果断地决定：充分利用英、日矛盾和外国资本与中国民族资本的区别，去动员、组织工人分批复工；复工的条件，既坚持一定的要求，又不能过高，一切从实际出发。正是由于身处斗争第一线的刘少奇之谋略，再加上当时上海各级工会之坚强和令行禁止的纪律，才使这次战略转变和撤退进行得井然有序，取得极大的成功。再如，1927年1月，北伐战争期间，武汉和九江的工人和其他爱国群众，发动了反对英国水兵暴行和收回租界的激烈斗争。在此关键时刻，刘少奇、李立三等以全国总工会、湖北省总工会主要负责人的身份，不仅加强了武汉、九江地区工人群众、工人纠察队的组织领导和教育，以保证其先锋和主力军的地位，而且更重要的，刘少奇还为此次斗争，制定了集中火力对英，以及充分与国民政府和国民党左派紧密合作的策略方针，从而保证了这次以工人为主力的反帝爱国群众收回汉口、九江两处英国租界斗争的辉煌胜利。土地战争和抗日战争时期，由于他与接连出现的三次“左”倾机会主义反复斗争，再加上勤于调查、思考和艰苦求索，使其关于工运的战略、策略思想不仅更系统、精彩，而且，迅速走向成熟。归纳这期间他关于工运战略、策略要点，主要有以下内容：其一，鉴于大革命失败后，蒋介石国民党占据了中心城市和工业区，而共产党领导的工农运动惨遭镇压，大批革命领袖和革命群众被杀害或拘捕，革命力量因此受到极大的削弱，敌我力量对比强弱之悬殊已成不争的事实。刘少奇一反“左”倾机会主义的一再误判形势、冒险决策和行动，对环境与敌我进行清醒、科学分析，并为党领导工运提出一系列正确策略思想。在土地革命战争后期，他为总结1927年之后白区工运的经验和教训，写了《关于白区职工运动的提纲》一文，指出由于“中心城市与大的产业中心，是反革命的支撑点，是反革命力量最强大的地方。反革命在这些地方对于革命的防护最为严密，同时，我党在这些地方的工作基础与组织基础，是十分薄弱的”。
根据对形势的正确分析，为工运制定了“积蓄力量”，“长期埋伏”的策略。当抗日战争进入我党和根据地的困难阶段，中共中央就是在以上策略思想的基础上，为敌占区的群众运动，制定了16字的斗争方针，即“荫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其二，建议采取多种组织职工的形式，以及充分利用国民党颁布的工厂法、工会法等进行合法斗争。刘少奇在白区工作的六年中，曾多次与犯“左”倾错误的人们争论有关“黄色工会”的问题。他力主凡是有职工群众的地方，共产党人都应该去。不仅应参加到“黄色工会”中去争取职工群众，还应该充分利用各种公开的灰色的群众组织形式，来公开地广泛地组织工人群众。如同乡会、互助会、劝诫烟酒会（在理会）以及其他的旧式的新式的团体，我们都要利用。关于职工开展斗争，提的口号以及目的要求，都要以“工人群众经济的政治的日常斗争”为主要内容。“要使用一切方法”“争取斗争的胜利”；“没有胜利把握的斗争，应该停止”。关于国民党制定的工厂法、工会法中有利于职工的条文，以及国民党开展的“卫生运动、文化娱乐运动、民族扫墓运动、纪念节”、“植树节”和“新生活运动等”，都可以为我们工人开展斗争所利用。其三，关于苏区、根据地和解放区工会的创建和方针任务的制定，刘少奇都曾呕心沥血，并不断为纠正“左”倾错误斗争。早在1932年4月和10月，他还没到苏区而在上海负责领导工运时，就在《红旗周刊》先后发表文章，批评苏区在组建工会时的“左倾”关门主义。他指出：凡是以出卖自己劳动力为生活全部或主要来源的劳动者，都应该使其加入工会。在苏区、根据地和解放区有关工会的文章中，都首先强调要维护职工合法权益，改善生活、福利待遇，还极其重视对职工进行政治、文化、技术和有关工厂管理的教育，从而培养职工以革命领导者的觉悟与责任，用新的态度对待新的劳动，自觉遵守劳动纪律，积极投入劳动竞赛和参与、改进工厂管理，并不断向各种错误倾向作坚决斗争。
三、刘少奇新民主主义工运理论的特色及其对当代工运的启示
（一）他以马克思主义的坚定立场、深厚的理论素养以及无比丰富的工运实践经验为基础，对新民主主义时期的工人运动和工会产生、发展的过程及规律，进行了最为全面、系统和深刻地探索、研究，从而阐明了这一时期工人阶级和工人运动在革命中的地位、作用，突出了共产党和工人阶级的领导权；同时，也为毛泽东思想重要组成部分的工人运动和工会理论的创立和丰富，而做出独特、卓越的贡献。目前，对少奇同志这一理论的重视和研究，必然对社会主义新时期工人运动和工会工作开拓、求索，将提供特别重要的理论依据和思维启示。
（二）他在探索、创新新民主主义工人运动理论时，从来就坚信中国共产党和工人阶级是中国革命“确凿不移”的领导者；坚信共产党和工人阶级是先进生产力的代表，当其取得社会的支配权之后，一定能“以极大的速力发展实业”，实现中国强盛之梦；坚信中国共产党最能代表工人阶级利益，而受共产党教育由自发转向自觉阶段的工人阶级又最能代表全国各族人民的利益，并为此，敢于奋斗、受苦和牺牲。因此，中国共产党在社会主义新时期一定要坚决响应和认真贯彻江泽民总书记关于重申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的号召，并依靠各级工会组织，提高认识，采取措施，把这一号召落到实处。
（三）他在创建工运理论时，一贯重视调查研究、实事求是，并勇于对一切错误倾向尤其是“左倾”机会主义进行了长期斗争。这种勇于追求、探索和捍卫真理的勇气和品格，将永远鼓舞和激励共产党人和广大工会工作者，在社会主义新时期，更坚定、勇敢和谨慎地领导并推动工人运动和工会工作，使之步入更辉煌、成熟的新阶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