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运动的爆发，源于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在1919年4月的巴黎和会上，国际列强悍然把德国在青岛的权益，转让给了日本，而无视享有主权的中国。这里面固然包藏了北洋军阀与日本军政府的私下交易，也涉及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中国介入战争的程度，以及巴黎和会上中国盟友的态度、种种国际力量间的纠葛平稳，这才扭曲出来那样古怪的一个结果。这中国现代大历史走过时所留下的颇为暗淡的一页，却催生了中国新型革命力量的萌芽。五四运动即成为中国新型革命力量兴起的一个重要的标志点。
当时，巴黎和会失败的消息传回北京后，北京高校中一些有影响的学生团体，诸如新潮社、国民杂志社、工学社、同言社、共学社等社团，纷纷召开会议，讨论应变事宜。北京社会上一些有影响的政治团体与社会团体，对于这一事态也倾注了极大的热情。
1919年5月3日晚上，北大学生罗家伦、傅斯年、段锡朋、康白情、高君宇、许德珩等人，召集北大和北京各高校代表在北大政法礼堂开会。新潮社与国民杂志社是本次学潮中的活跃学生社团，段锡朋是国民杂志社的负责人。邵飘萍在当晚的高校联合会议上，介绍了中国代表团在巴黎和会上失败的经过，会议推选罗家伦、江绍原、张廷济等人为各高校的总代表。当时，与会的学生代表均倾向于举行和平的游行示威，最后议定于5月4日至天安门广场集合游行。
次日上午10时左右，同学狄君武到北京大学新潮社找到罗家伦。狄君武告诉罗家伦：“今天的运动，不可没有宣言。”其时，距离预定的游行时间已近，罗家伦是八校公选的总代表之一，义不容辞。于是，罗家伦便站定在一个长桌旁边，略微思忖了一下，当即濡笔挥毫写下了180字的宣言：
“现在日本在万国和会上要求并吞青岛，管理山东一切权利，就要成功了！他们的外交大胜利了！我们的外交大失败了！山东大势一去，就是破坏中国的领土！中国的领土破坏，中国就亡了！所以我们学界今天排队，到各公使馆去，要求各国出来维持公理。务请全国工商各界一律起来设法开国民大会，外争主权，内除国贼。中国存亡，就在此一举了！”
“今与全国同胞立两条信条道：中国的土地，可以征服，而不可以断送；中国的人民，可以杀戮，而不可以低头。国亡了，同胞起来呀！”
末了数句，家国之感尤为流溢于笔端，极富感染力。
5月4日这天是星期天，各高校的学生均无课。大约下午1点左右，各高校学生3000余人，即汇聚在了天安门城楼下。这天，段祺瑞政府的教育部代表、步军统领李长泰，警察总监吴炳湘二人，不知从什么地方听到了风声，二人便眼巴巴跑到了广场，试图劝阻学生的集会游行。李长泰当日的行头是一身旧式天鹅绒织花马褂，俨然一副微服私访的装扮。吴炳湘这人更有意思，他看了一眼天安门广场上群情振奋的人潮，脱口而出的一句话是：一会儿天气就要见热了，大家不如早点回去睡午觉吧。罗家伦瞟了吴炳湘一眼，回答更俏皮：大人您一把年纪了，也要注意身体哦。吴炳湘立即颔首应答：客气客气。李长泰、吴湘均二人也不敢贸然以武力阻止学生们的集会，游行活动便如期进行了。
这样，当天的游行示威便出现了颇为幽默的一面。八高校学生在道路的中间，一边走，一边高喊口号，吴炳湘统辖的警察部队则规规矩矩地跟随在队伍的两侧。据著名红色作家王统照的回忆：“在大队左右，纵长约计隔开十来个人的距离，就有穿了黑灰军服的军警持枪随行。”预定的游行路线很快便走完了，罗家伦等人就领着大家，到东交民巷的美、英、法、意诸国公使馆递交请愿书。可是，这天是星期天，各公使馆的主事并不在馆中，这令罗家伦等人有点意犹未尽。
于是，有同学再提议：不如大家在使馆区游行一圈吧，长长咱中国人的志气！但是，学生们的要求，却令现场警戒的巡捕房警察们大为踌躇。因为，当年的东交民巷享有法外治权，普通的中国人除非经大总统徐世昌特批，一般是不得随意穿行使馆区的。学生们站在东交民巷西口焦灼地等待了近两个小时，巡捕房仍然得不到大总统徐世昌的具体指示，参与游行学生们心底里的一把无名之火便熊熊燃烧了。
于是，学生们议论的焦点便七嘴八舌地集中到了参与向日本大借款、亦是“二十一条”谈判的交涉者，时任交通总长曹汝霖、驻日公使章宗祥、币制局总裁陆宗舆三人身上。这三人的亲日在当时的北洋政府中是比较出名的。学生中不知谁大声地喊了一句：“大家往外交部去，大家往曹汝霖家去！”于是，游行队伍的注意力便转移到了曹汝霖居住的赵家楼。
赵家楼名字听上去似乎像巍峨峭壁的城堡建筑，实际上不过是分为东、西二组的平房结构。西院的格局为中式的，东院则为仿西式平房建筑。当年的曹汝霖在北京城有三个安乐窝，锡拉胡同与西观音寺的寓所住着后娶的两房小姨太，赵家楼公馆住着的是正房大太太以及曹汝霖的父亲曹老太爷。
实际上，5月4日这天，徐世昌在总统府有一个工作午宴，内阁总理钱能训以及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三个角儿均在场饮宴。警察总监吴炳湘见学生示威的矛头转向了曹汝霖的赵家楼住宅，内心有点不安，便打电话给总统府，说天安门外有学生手执白旗标语，为巴黎和会失败，攻击曹、章、陆诸位，请诸位暂留公府，不要回家。只是，曹、章二人当时对于学生的示威活动并未介意。下午3时许，曹、章二人同车回到赵家楼曹宅，吴炳湘闻讯后立即加派了三四十名警察守卫。不久，陆军部航空司长丁士源与一个叫中江丑吉的日本记者也到了赵家楼。
回到家中的曹汝霖很快就发现了自己的失策。曹汝霖后来在台湾回忆说：“（警察）队长向我请示，怎样保护法？我说这是你们的事，怎么反来问我？队长说，上头命令‘文明对待’，故连警棍都没有带，怎么好呢？我苦笑道，你们看怎么好，即怎么办得咧！警察即找木板石块之类去堵大门。我家向无警卫，墙不高，门又不坚。正在这时，丁问槎（士源）大踏步而进……他见警察在堵门，他说堵门有何用处？我说，他们奉的命令，是文明对待，故连警棍都没带。问槎听了大笑道，好个文明对待！”
现场警察没有警察总监吴炳湘的亲自指令，无人敢动手镇压学生。这样，到了下午4点半左右，情绪激动的学生们便冲进了曹宅，人人口中高喊着“卖国贼！卖国贼！”曹汝霖仓促间躲进了两间卧室夹层的箱子间之中。章宗祥、丁士源和日本记者中江丑吉三人则在仆人的引导下走避到地下的锅炉房。
混乱中，学生们没有找到曹、章二人。北京高师学生匡互生便取出了随身携带的火柴，决定放火。段锡朋被匡互生的举动吓了一跳，便阻止匡说：“我负不了责任！”这个时候，罗家伦、段锡朋等人显然已经控制不了局面了。匡互生坚决地回答：“谁要你负责！你也确实负不了责任。”结果，匡互生仍然在赵家楼放了一把火。
章宗祥等三人在下面锅炉房，听到上面有人纵火，就再也存不住身了。三人跑上来，朝向后门乱跑。章宗祥身穿一身礼服，在人群中十分显眼，有学生认定他便是曹汝霖，就一拥而上，将章宗祥群殴了一顿。打到一半，人群中有人讲了一句：“这不是曹汝霖，打错了。”大家哄然散去。中江丑吉与曹家佣人，趁机把章宗祥抬到外面的一间杂货店去躲避。但是，后面有学生汹汹然追上来说，“这也是一个卖国贼，刚才并没有打错！”结果，章宗祥又重新被学生们拖回到曹宅挨打。
事情闹大了。有关这件事情的结局，《北洋军阀史话》一书介绍说：“由于曹宅起火，曹宅外面的军警便一面向天空发枪，一面扑救火焰。这时步军统领李长泰率领大批军队赶到，警察总监吴炳湘也召来大批警察，驱散了学生，同时逮捕了易克嶷、曹允、许德珩等32位学生。”
赵家楼被点燃后，曹汝霖宅邸相邻的11间房被烧毁，东院也基本上被焚毁。
章宗祥被送往同仁医院急救，此后两天没有大小便，医生说他命在旦夕。学生们开始担心章宗祥会因此死去，倘使北洋政府一意要学生们以命抵命，这事该如何了局呢？
这时，恰巧有一位叫郭钦光的北大学生死去了，这人原本患有严重的肺病，游行那天，又喊口号，又乱蹦乱跳，回到宿舍的当晚即旧病发作，很快即吐血身亡了。因此，罗家伦说：“当时大家怕章宗祥和我们打官司，所以定下一个策略，硬说郭钦光是在‘五四’那一天被曹家佣人打死的。于是，郭钦光遂成为‘五四’运动中唯一牺牲的烈士，受到各处追悼会之无数鲜花美酒吊祭和挽章哀辞的追悼。”当然，这不过是一个小插曲而已，它丝毫不能动摇五四运动在历史上的定位。
“五四”天安门学生游行结束之后，这一群原本在历史中名气不大的学生，便有了在历史上崛起的机会。本文的主角罗家伦因此荣膺了一个“五四干将”的光荣称号，这是名垂青史的一种荣誉。另一个大龄青年29岁的许德珩，后来则成了有名的民主人士，为九三学社的发起人之一。17岁的刘仁静年纪最小，最容易冲动，集会时此君一度激动得欲挥刀自尽，后来他一度列席于“中共一大”的代表。担任过代理北大校长、台湾大学校长的傅斯年，在“五四”中的表现有点可惜。我们知道，5月3日夜晚，傅斯年还是一个热心的策划者。可是，到了“五四”这天的上午，八校学生的代表已经推选傅斯年为游行的副主席了，但是，当时傅胖子莫名其妙地挨了一个同学一拳，一怒之下便不干了。这一年傅斯年23岁，比罗家伦大1岁，后来，每次在朋友间提起五四运动，傅斯年便没有罗家伦的风头。
1919年5月26日，罗家伦以“毅”为笔名，在《每周评论》第23期发表了一篇短文，题为《五四运动的精神》，第一次提出了“五四运动”这一概念。罗家伦当时热情洋溢地说：“学生是运动的先驱，是最先觉悟，最早奋起的力量。他们无所倚傍，赤手空拳，为国家、为民族的命运奋斗。这显然是极可贵的牺牲精神。”由是，“五四事件”被现代的史家正式确定为“五四运动”。
美国哲学大师杜威先生是1919年4月30日踏上中国国土的。他有幸见证了五四运动从发生到发展的整个过程。当时，杜威在写给美国友人的信中，谈到了自己对于这场“科学”与“民主”启蒙运动的感想：“这是一个奇怪的国家。所谓‘民国’，只是一个笑话。可是，在某些地方，又比我们更民主些。这里有完全的社会平等，但妇女除外。议会，十足地是个虚幌的滑稽剧，但自动自发的舆论，现在这样，却有异常的影响力。”又说：“顺便说一下，我发现我上次把这里学生们的第一次示威活动比作大学生们的起哄闹事，这是有欠公允的；整个事情看来是计划得很周密的，并且比预计的还要提早结束，因为有一个政党不久也要举行游行示威，学生们怕他们的运动（在同一时间内进行）会被误认为被政党利用，他们希望作为学生团体独立行动。要使我们国家14岁多的孩子领导人们展开一场大清扫的政治改革运动，并使商人和各行各业的人感到羞愧而加入他们的队伍，那可是难以想象的。这真是一个了不起的国家。”
为此，杜威仍在1919年12月的《亚洲》杂志上，撰文盛赞五四运动为“中国国家感情存在与力量的突出证明，如果还有什么地方的人对中国人爱国主义的力量和普及程度抱怀疑态度，那么这种证明就是深切而且令人信服的教训”。一年之后，杜威在《中国的新文化》一文中，再次肯定“五四新文化运动为中国未来的希望，打下了最为坚实的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