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时期，“主义与学潮”对于年轻的罗家伦来说，仍然是一件绝妙时物。可是，这却不妨碍罗家伦那一颗年轻而强壮的心，为一份猝不及防的爱情所奇异地击中。
扣响罗家伦爱情长跑发令枪者，是一位秀气到令人生怜的南方女孩，叫张维桢。她的父亲张钧丞先生，在当年的上海滩也算得上是一位海上闻人。她自己也是高学历的知性女人，后来修业于沪江大学政治系，为美国密歇根大学的硕士毕业生。以张维桢当年的身世背景，即便是把她跟民国时风靡于一时的林徽因等才女放在一处，相信也是毫不逊色的。只是张维桢这女子的本事，太令人惊奇了。她居然令五四运动的风头健将罗家伦先生，一见之下，大为倾心。此后，罗家伦竟沿着张维桢所划定的爱情轨迹，无怨无悔地长跑了整整八年的黄金岁月。这就令后人在惊异于他们的一份晓风白莲的爱情之时，反而忽略了张维桢的“庭深春草绿，高门晓露寒”的才能。
后来，罗家伦在回忆起与张维桢的初次相见时，就说：
五四运动原本是告了一个段落的。可是，到了1919年年底之时，因为北京各高校的学生，要逼迫当年的北洋政府取消一个屈辱的军事协议，学生与政府间便又掀起了轩然大波。“当时，政府有命令通缉我和方豪等几个人，我当时住在嵩祝寺八号。到吃饭的时候，忽而来了八个马队，把我前门围住了。我从后门走到黄振玉的家里，由他家里带了一副黑眼镜和一顶风帽，逃到北大一院。因为他们正派我做代表，叫我和张国焘一同去（上海）。”于是，罗家伦与张国焘两个人便直接沿着火车轨道往前走，一直走到了天津的丰台。然后，他们便在那里登车，南下去了上海参加“全国学生联合会”。罗家伦在上海盘桓了月余，一直到北京的风声过去，这才又重新返回北京。
正是在这一段时间，罗家伦意外结识了从浙江湖州女校，来到上海声援学生运动的张维桢。
罗家伦人很丑，可是，这时他的名气很大。罗家伦自北京来到上海之后，便被上海的男女学生们簇拥着，作为一个英雄看待。罗家伦每天都要参加好几场情绪激昂的报告会。来自湖州的女教员张维桢，便是众多罗家伦钦佩者中的一员。
当时，张维桢手拿着一本黑皮软抄的笔记本，总是坐在第一排，她低头把罗家伦报告的要点，认真地记在笔记本上。张维桢写得一手娟秀的楷体蝇头小字，这引起了罗家伦的注意。他格外地多看了张维桢几眼。当时的张维桢，穿着一件锈红的灯芯绒长袖夹袍；一头瀑布般的乌黑头发，仅用了一根乌绒发带松松地挽住；脸色白净，施了一层淡淡的脂粉；额前飘逸的几绺刘海，流动了当年民国女子的一种特别韵味。
罗家伦一时发怔，侃侃而谈的语气，竟因此噎住了。
紧接着，罗家伦所做出的反应，却跟自己信誓旦旦的“罗氏爱情定律”撞了车。不久前，罗家伦曾经在自己主办的《新潮》杂志上，发表了《妇女解放》一文，当时，他潇洒写道：“婚姻是一种男女共同的生活，所以必先有双方人格上的了解。中国旧式的婚姻牵两个素不相识的男女结合，不必说了，就是现在根据‘一面爱’或者‘照片爱’的所谓的‘自由结婚’，难道有人格上的了解吗？”
这一次，罗家伦跟张维桢相见恨晚。他们之间只有一个短暂的接触，1920年初，罗家伦返回北京后，即忙不迭地给张维桢寄了两张风景明信片。接着是两张小型风景照片。意犹未尽的罗家伦，后来干脆又给张维桢寄出了一封长长的个人简历。
罗家伦的意思，张维桢懂得。张维桢莞尔一笑，就回赠了罗家伦一张小小的玉女单人照。这样的浪漫相当古典。后来，张维桢取笑罗家伦的表白，其实已经类似于旧时的才子佳人们，互赠扇子手绢式的鱼素传情了。
五四运动过后，著名实业家穆藕初捐出了五万银元，给北京大学奖励优秀的学子，资助北大把最好的学生选送到西方发达国家去学习。周炳林、段锡朋、罗家伦、汪敬熙、康白情五人，有幸成为享受这奖学金的第一批人。这件事情，在当年的北京教育界一度引起过很大的轰动。学界戏称罗家伦等人的留洋，为北京大学的“五大臣出使西洋”。
于是，到了1920年8月，罗家伦等一行人便来到了上海，准备从这里搭乘海轮，远渡美国留学。
起先，有关这一趟的沪上停留，罗家伦原本有一个跟张维桢再见的设想。可是，一场突发的疾病，却打破了罗家伦的如意算盘。后来，罗家伦向张维桢写信抱怨，“来沪七日，大烧凡四十二小时”。张维桢最初并不知晓罗家伦的苦痛。这个时期，正是国内各中小学的暑假期。张维桢按照信中的约定，特意从附近的城市赶到上海。她见罗家伦爽约，便离开上海做自己的事情去了。这令事后的罗家伦大呼郁闷。
不久，罗家伦的病好了，罗家伦自己远涉重洋的时间也到了。汽笛鸣响，罗家伦眼望着邮轮在无限的苍茫中，驶离了波浪起伏的上海码头。罗家伦心底的思绪，怎一个愁字了得！如此，大病初逾的罗家伦仍哆嗦着握笔的手，给张维桢写道：“来沪未能一见，心中很难过。玉影已收到，谢谢。不及多书，将离国，此心何堪，余容途中续书。”罗家伦在写这段话的时候，不慎将一滴淡墨掉在了洁净的纸上。他望着在信纸上静静洇散的墨痕，尽量克制心中的落寞。
这时，张维桢仍在浙江湖州的湖郡女校教学。八月的湖州，秋风送爽，黛山在云层间隐约。张维桢最要好的两个闺中女伴是毛彦文与余雅琴。前者沾惹上中国比较文学鼻祖吴宓的毫光，后来名噪于整个民国时代。但是，毛彦文最终下嫁的，却是民国的老人熊希龄。余雅琴则与现代儿童教育家陈鹤琴先生结成了连理。当时的毛彦文与余雅琴，对于发生于张维桢与罗家伦之间的书信传情，了然于胸。毛彦文、余雅琴对罗家伦这个“五四健将”的声名也是如雷贯耳。毛彦文、余雅琴听到罗家伦即将到来上海，出于一种好奇的心理，仍竭力撺唆张维桢上海一见，两人表示愿意陪同张维桢上海一行，只可惜与罗家伦失之交臂。
邮轮驶入公海之后，心情恶劣的罗家伦，翻出了傅斯年不久前写给自己的信件来消遣。当时，傅斯年也是从上海吴淞码头，乘邮轮到英美留学的。当年，素有“民国第一牛人”称号的傅斯年，仅仅不过从上海的四马路一带匆匆一过，可他却在写给罗家伦的信件中，对于上海的市容市貌大加讨伐：
“在上海住的时间很短暂，没得什么益处。但见四马路一带的‘野鸡’，不止可以骇然，简直可以痛哭一场。社会组织不良，才有这样的怪现状；‘如得其情，则哀矜而勿喜！’”
“我觉得上海有一股绝大的臭气，便是‘好摹仿’。请看上海话里，一切名词多是摹仿的。不直陈其事，而曲为形容，拿甲来替代乙，拿丙来比喻丁，其结果无非令人肉麻罢了。至于行动的摹仿，更不要说。从摹仿‘仓圣’，以至于模仿‘洋崽子’，虽等差不同，要都是摹仿。良家妇女摹仿妓女的衣服，良家子弟再摹仿良家妇女的衣服，或竟直接摹仿妓女的衣服。”
最初，罗家伦读罢傅胖子的妙论，曾经对于傅斯年的幼稚嗤之以鼻。可是，此时心境不佳的罗家伦，却对傅斯年的妙论心有灵犀。于是，邮轮刚刚抵达彼岸，罗家伦即急不可耐地拉起了傅斯年的手，跟傅胖子声讨起了上海的世俗！
傅斯年大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