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莽的政治路线有条不紊地推进着，一开始，举国上下一直要求王莽继承“当代周公”的称号。此时，全国范围内的官员以及百姓纷纷表示拥戴王莽的“周礼”政治。在一切还未开始时，王莽的精神领袖地位一再被确立。走上政治神坛之后，王莽开始了他酝酿多年的西周式政治发展路程。所谓“礼教”，就是在精神层面让百姓产生幸福感，并形成国内稳定的局面。在此情况之下，百姓充分享受精神文化成果，也就是说，新莽政权一味重视精神层面的享受、安定，而忽视了物质层面的基础性和稳定性。因此，就今天的社会学家来看，这场革命势必以失败告终。事实上，新莽政权出于巩固，或宣传帝位时，全民拥戴，而真正实施到政策层面，一系列的社会与现实问题全然出现在新莽政权面前。
严格按照《周礼》建设的新莽王朝实在缺乏创造力和生命力，更像一场纸上谈兵。一系列政治动作之后，王莽惊恐地发现，西周盛世模仿不得，因为它不但未将西汉王朝多年的衰败问题解决，反而使整个国家陷入更深层次的危机中。首先，是国内豪强贵族与新莽政权的决裂，剩下的只有儒家知识分子对其鼎力相助。但是，在那个强权势力与豪强势力称霸的时代，儒生的政治思想以及精神支持，是完全不起作用的。新莽政权建立之后，王莽首先渴望解决的是西汉王朝内多年存在的流民问题。曾几何时，是流民为西汉王朝带来了诸多不稳定因素。现在，王莽打算用“井田制”将这是社会问题彻底解决。但是，要将长年掌控在豪强贵族手中的土地彻底收归国有，并分配给农民耕种，是件天大的难事。当时，豪强贵族支持王莽，主要是因其给神化的身份，并未认识其政治政策。此时，新莽政权竟然要分配他们的土地，这是万万不可能的。此时，当新莽政权提及收回土地事宜时，豪门贵族们便与之对立起来。所谓的“天人感应”理论，也只是在不触及他们切身利益的前提下才可以提出，并得到他们的认可，一旦提及土地，豪门贵族们便会翻脸。
随着新莽政权政策的不断实施，越来越多的豪门贵族站出来反抗，地方上的流民处于更痛苦的地位。很快，四方豪强纷纷揭竿而起，表示要推翻新莽政权。地皇四年（公元前23年）秋，四方叛军攻至洛阳附近。此时，王莽顿感绝望，认真思考之后，依照《周礼》上所述：“国有大灾，则哭以厌之”。很快，王莽便率元老大臣到南郊，集体向上天哭诉苦衷。这位白发苍苍，年近七旬的老人，颓然跪在祭坛前，口中不停地陈述着自己登临前后之情况，涕泪涟涟。最后，他捶胸顿足，声嘶力竭地喊道：“皇天依命授臣莽，何不殄灭众贼？即令臣莽非是，愿下雷霆诛臣莽！”王莽已绝望到极点，喊完之后，一口接一口地喘气，差点儿晕厥过去。
地皇四年十月，王莽的首级被叛军取下，叛军血洗洛阳城，王莽的身体被剁成肉酱，其首级被带到宛城，供当地百姓练习脚法。还有人偷偷割下了他的舌头。据史书记载，王莽留给后人的最后一句话就是：“天生德于予，汉兵其如予何！”推翻新莽政权，并将王莽身体剁成肉酱的，当然是大量的流民叛军，更重要的是，他们的主体是以南阳的刘秀为首的豪族。
在这场斗争中，儒家知识分子与新莽政权始终在一条阵线上，但却未护佑新莽政权“顺应天命”。就深层次社会现象分析，新莽政权覆亡是一个历史必然。当时，西汉王朝留给新莽政权的最大政治难题就是生产力不够生殖力的问题。在西汉末年，人口比“文景之治”时增长了六倍，而土地和生产能力却丝毫未提高。无节制和不科学地开拓荒地将自然生态打破，年年爆发蝗灾，新田地生产力再次下降。因此，西汉王朝的经济处于一种恶性循环之中，单单凭借王莽实施的“井田制”是无法解决的，所谓的“礼制”，更只能停留在“精神文明”建设层面上，无法解决百姓的温饱问题。
新莽政权的建立，本身就说明中国古代政治文明的发展，更确切地说，就是儒家知识分子追求的一种最道统的“理想政治”，结果是惨遭失败。正是这次刻骨铭心的经历，让中国儒家政治走向一个平庸，或说是“被动适应社会”的发展命运中，即犬儒化命运。也就是从王莽开始，中国儒家政治开始适应社会，而再尖锐地提出改良。
第十七章 穷途末路的汉王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