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武元年（公元25年），光武帝刘秀登基，建立气势恢弘的“东汉王朝”。很多人认为，正是从东汉开始，中国古代社会才真正被儒家思想主宰，而且被儒生们引入歧途。东汉本是个不光彩的朝代，但其开国皇帝——光武帝刘秀却是一个传奇式的人才，观察东汉帝国，就必须要提及光武帝刘秀。
建武二年（公元26年），光武帝刘秀做出了一项重大人事安排，在朝廷设置太傅，此职位由民间大儒卓茂担任。表面上，这是一次很普通的人事调动，而事实上，说明光武帝刘秀对东汉人才任用观念的确立。首先，它是光武帝刘秀整合天下人才的第一步。当时，稍有成就的大儒都拥护新莽政权，而刘秀是亲手推翻新莽政权的政治人物，因此，废除王莽时代的人才观至关重要。但是，儒家知识分子集团在宣帝、元帝两朝已经发展到相当成熟的地步，全国上下基本都是儒生们宣扬礼教的场所。就此情况而论，儒家势力虽然在新莽政权中失败，但其“国家栋梁”的地位丝毫未受损。儒家思想处于社会主导地位，光武帝刘秀看到这一点，所以才会在人事上大胆任用大儒卓茂。
卓茂是大儒，却不是王莽的支持者，据《后汉书·卓茂传》记载，“初，茂与同县孔休、陈留蔡勋、安众刘宜、楚国龚胜、上党鲍宣六人同志，不仕王莽时，并重名当时”。由此可见，光武帝刘秀不敢排斥儒家知识分子，但却刻意地任用“反王莽势力”一派的儒臣，很明显，是表示与王莽政权的决裂，同时，也表示对儒家思想的承认。刘秀深深明白，儒家知识分子掌握着“天命”，即所谓的“道统”解释权。而此时，自己只是获得了天下的“统治权”，至于是否合法，还要看儒生们的态度。所以，刘秀一边继承西汉末期对儒生的态度，也打击忠诚与王莽势力集团势力。卓茂反对王莽，也是儒家知识分子，因此，利用卓茂来否定王莽政权，并为东汉帝国树立合法性权威，是刘秀最英明的举动作之一。
按实力来说，卓茂并不是最有说服力的。当时，卓茂年仅七旬，一幅老态龙钟的样子。早在王莽时期，他只是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官吏；学术上，也无何等高深莫测的研究成果。因此，光武帝刘秀任命他为太傅，并以他为百官楷模，确实让人感到尴尬。对于刘秀来说，任用卓茂为太傅是有其苦衷的。那时，像扬雄、刘向那样的大才鸿儒都是王莽政权的拥护者，刘秀根本不敢任用他们。而要找一位既反王莽集团，又是旷世鸿儒的大才，几乎是不可能的。经过反复权衡，只有卓茂最有威望，而且反对王莽集团。在此情况之下，刘秀才重视起卓茂来。
为了打造全新的政治势力集团，充当东汉王朝的中流砥柱，刘秀可谓用心良苦。在中国历史，“严子陵”的故事广为流传，家喻户晓。众所周知，“严子陵”的金子招牌就是“隐居”。就光武帝来说，当时缺乏人才，更急需儒家知识分子的靠拢，而严子陵对王莽政权持反对态度，不愿过问世事。此时，光武帝利用这一名头，将严子陵打造成“反王莽政权的第一儒家知识分子”。严子陵之所以会如此配合光武帝，不以“隐士”自居，是因关闭光武帝与其当年是太学同学，其一生只愿“隐居”，过与世无争的逍遥生活。王莽朝时，他不出山；到光武帝时期，朝廷招用，依然裹足不出。就是因光武帝的招纳，使得严子陵的名声鹊起，成为全国上下人人皆知的著名“隐士”。光武帝认为，这是自己的政治影响力发挥作用的时候，因为严子陵的事迹被世人知晓，很大程度上会让人产生对王莽政权产生否定态度。
实践中，光武帝刘秀渐渐发现，彻底否定“亲莽政权”的儒家知识分子这条路走不通。因为，就当时情况分来看，中央朝廷和统治系统内的“亲莽政权”儒家知识分子基本上得到肃清，放眼民间，儒生几乎都支持过王莽政权。要想建立一个庞大而高效的东汉政治体系，就必须接近那些“亲莽政权”的儒生们。发现人才越来越匮乏，光武帝刘秀不得不采取折中方法，即大胆任用从前被王莽政权重用的儒臣，前提条件是，必须拥护现政权，没有反动思想。
在唯才是用的背景之下，光武帝刘秀开始大量任用王莽朝大才鸿儒。譬如，儒生宋弘在王莽朝担任过“共工”一职，建武二年（公元26年），刘秀令其“代王梁为大司空，封枸邑侯”；后来，宋弘推荐了一批大儒，光武帝刘秀都予以了重用；宋弘提出大量合理政策主张和建议，光武帝也虚心接纳。再例如，侯霸是王莽朝的“淮平大尹”，因世人皆称其是奇才，于是光武帝一道召旨，任命侯霸为尚书令。
此时，大量儒家知识分子被推举到东汉朝廷。本来，光武帝认为自己可以建立一个有序的、能成系统的国家统治机器，却万万未曾考虑到，儒家知识分子之间存在着严重的思想分歧，使国家政治受到严重影响。也就是说，光武帝刘秀要想建立一个空前强大且自成一体的东汉王朝，就必须不断调整儒家知识分子之间形成了流派斗争，让他们和谐相处，才能为国家统治秩序带来无尽的好处。
在汉代，儒家知识分子之间分成两个截然不同的流派，即以儒家经典理论著作为研究对象的古，文经派和以后世对儒家经典著作的权威解释为研究对象的今文经派。就传统眼光看来，古文经派更有学术价值，更正统，主张回归儒家思想本源；今文经派则是咋说异谈，是众人对儒家经典思想的解释，用古文经派学者的话说，这些人始终走在“离经叛道”的道路上。在汉朝的政治思想背景下观察，今文经派更重视谶纬政治，比古文经派更灵活、更实用。
就刘秀本人来说，他更欣赏今文经派，殊不知，刘秀一生服膺于《尚书》的研究，关于谶纬政治，有着深刻的认识。但到东汉建立之初，古文经派与今文经派之间发生了一场激烈的论争，中心议题是是否应在中央朝廷为《左氏春秋》设立博士官。关于这场论争，双方辩入了死胡同。最终，刘秀对古文经派作出了妥协，即同意在中央朝廷为《左氏春秋》设博士官。表面上，这是光武帝刘秀对古文经派的妥协，是自身立场的倒退。事实上，这背后有着更深层次的政治考量。当时，在野的儒家知识分子大部分是古文经派人物，从前全力支持王莽政权——因为，王莽政权是彻头彻脑的古文经派的实践者，在朝野上下的影响力极大。因此，为了拉拢这部分人，并使之减少对政治和舆论的影响，刘秀不得不作出暂时的让步。
所谓“暂时的让步”，即是随时改变自己的主张，将古文经派逼下神坛。刘秀是中国古代开国皇帝中学历最高、学养最深的，能看透古文经派伸张势力的最终结果——必然会将“天命”和“道统”理论推向绝对的权威，对当权者来说，必然是一种灭亡。
因此，光武帝刘秀喜欢今文经派，与西汉时期的许多皇帝一样。事实上，自汉武帝开始，除王莽之外，每位皇帝都是今文经派的拥趸。西汉时期，朝廷设立十四经博士，都是今文经派的学问。当时，今文经派被谶纬思想所污染，其政治影响力以及社会批判力严重下降。西汉的皇帝们通过研究今文经派，为我所用，让其结束出汉帝国的合法性理由，而且能避免很多儒臣趁机作乱胡言。
刘秀始终认为，自己是西汉王朝的继承人。在制度和思想两方面，他都坚持西汉时期的传统，一切传承西汉旧制。而西汉皇帝们个个对今文经派顶礼膜拜，刘秀自然会坚持今文经派，以显示其自身的学术立场，更能显示出其传承祖制的理想。
就在官方为《左氏春秋》设立博士官之事，光武帝只是暂时利用，一旦利用价值消失，古文经派自然要推出历史舞台。到汉明帝时期，古文经派学者贾逵曾遗憾地指出：“至光武皇帝，奋独见之明，兴立左氏，谷梁，会二家先师不晓图谶，故令中道而废。”可见，光武帝还是变相地将《左氏春秋》的博士官位废除了，理由是其不懂谶纬，即不相信迷信。此后，古文经派的学者们地位丧尽，几乎不能在朝廷立足。就整个东汉王朝来说，儒家古文经派一直只能存在于民间，寂然苟存。
由此可见，王莽当年实施的“儒家原教旨”思想，即古文经派势力很盛，以至于刘秀通过一再地妥协换来削弱其实力的结果。光武帝刘秀的手段非同一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