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朝发展到元帝时代，已显示出其强烈的政治风格。虽然前辈们有这样那样的政治成就，并形成自己的政治风格，但就学术和理论两方面来说，无论是武帝，还是宣帝，都未形成如元帝朝这种以儒家思想为主导地位的朝代。事实上，儒家地位是在元帝的统治之下才形成主导地位和风格的。此时，已无人能撼动儒家思想的地位。不过，宣帝朝实施的“霸王道杂之”的政治道路，使后来的元帝朝依然拥有大量法家官员。在儒臣越来越强大的朝廷内，法家子弟必然要捍卫自己的地位，于是儒臣与法家子弟之间展开了一场激烈的政治倾斗。
宣帝的托孤大臣中，以史高集团与萧望之集团之间的斗争为主线，也是法家思想学派与儒家思想之间的对立。元帝初年，萧望之死去，众所周知，萧望之是大儒，但他的死亡，并未预示元帝时代儒臣的末路，而再次巩固了儒臣的地位。这是常理所解释不清的，但确实发生在元帝时期。元帝的政治风格渐渐形成，即儒臣主宰朝廷大政。不过，到元帝晚年时期，发生了一件惊天动地的事情：陈汤矫制击杀匈奴郅支单于事件，引起朝野上下对元帝朝政治路线的大辩论。
陈汤，山阳瑕丘人。自小生活拮据，受尽人间苦难，但他未因此而变得善良、温顺，而是无恶不作，败坏风俗。元帝朝早期，曾受到好友富平侯张勃赏识，被举荐为“茂才”，就在升迁之际，其父亡故。陈汤不但不回去奔丧，反而不闻不问，受到天下人指责，遭受挫折。
就这一点来看，陈汤就不是个儒生。在西汉，儒生认为个人品行极其重要，每个人都须讲究“德行”和“品行”；就政治理念上而论，儒生讲究风俗政治。这时，陈汤连自己父亲的丧礼都不参加，显然是“大不敬”，受到天下人指责。也能看出，陈汤却不是一个儒生，正因此，陈汤选择了一条非仕进的道路，即多次请求元帝派其出使西域，最终被元帝任命为西域副都尉。也就是在此职位上，陈汤有了建功立业的机会。
在汉朝，武帝南征北战，将帝国版图一再扩大，并与西方建立了外交关系。宣帝朝时，朝廷设立西域都护府，使得西汉很长时间处于平静之中。到元帝朝时，汉朝对西域的影响力越来越微弱，此时，匈奴单于又了喘息的机会，在汉朝西北方纵横驰骋，势力越来越强大，尤其是与康居国联姻之后，匈奴再次对南方虎视眈眈。建昭三年，即公元前36年，西域都护骑都尉甘延寿和西域副校尉陈汤奉命出使西域。向来胸怀大志、不甘寂寞的陈汤认为，这是对匈奴用兵之良机：如果能出动汉军主力，并与西方的乌孙国联军，必能将匈奴兵打败，并让大汉帝国重新树立在西域的威望。同时，陈汤本人也会名垂青史。
陈汤将情况向甘延寿陈述了一遍，并让其“矫制”出兵时，甘延寿却惊恐万分，称：“不经过朝廷批准，擅自调兵必将受军阀处置。”其意思很明显，即向朝廷汇报、申请，按正规程序发兵，而陈汤明白，一旦经过朝廷和议，那些毫无作为的儒臣必是阻挠之众，朝廷断然不会发兵。那样，何谈建功立业，何谈威震西域。陈汤是个果断、坚毅之人，看到甘延寿犹豫不决，他当机立断，趁其患病之际，单独矫发调动西域各部队四万余人，突袭匈奴大军。战斗中，由于陈汤大军异常勇猛，直捣匈奴兵大本营“三重城”，斩杀了大部分匈奴贵族。更重要的是，匈奴首脑人物、郅支单于也葬身于这场战斗中。匈奴势力土崩瓦解。
很快，捷报传到长安城，元帝很是高兴，但臣子们却反映冷淡。数日之后，陈汤提着郅支单于的人头，进入长安城。这时，一路上并无迎接凯旋之君的欢迎列队，也无朝廷使臣前来迎接。陈汤一路疾驰进长安城。见到元帝之后，陈汤提出一个很是合情合理的要求：将郅支单于的人头悬挂在长安蛮夷聚居区示众，以显示朝廷的威武。正是这一请求，引起朝野上下一片争议。辩论之后，朝廷分成两派，一派以丞相匡衡和御史大夫李延寿为代表。他们认为，一路上行军归来，郅支单于的人头已在天下人面前示众，未有必要再在长安城中示众；再者，根据《礼记》的记载，春天是掩埋尸骨的季节，岂可反其道而行之，悬挂人头示众呢！
持相反建议的则是车骑将军许嘉和右将军王商。他们极力主张将郅支单于人头悬于长安城中，以示大汉王朝之威武。经过激烈的争辩之后，元帝协调双方意见，最终决定将郅支单于人头悬于城门之上十日。
事实上，这场斗争已很明显，是儒臣与法家臣子之间的斗争。丞相匡衡、御史大夫李延寿都是儒家思想的忠实拥趸，是外廷势力，即所有儒臣势力的代表；而车骑将军许嘉、右将军王商则是真正的法家代表人物，出身外戚，不属儒家派系，却是真正的法家代表。再找恒指主张上，许嘉、李延寿更喜欢强权，更欣赏武力。就意识形态来看，是法家代表。
与陈汤大败匈奴军并斩杀郅支单于事件一脉相承的，就是接下来陈汤、甘延寿二人如何行赏的问题。当时，丞相匡衡、御史大夫李延寿建立反对立场，认为陈汤等不能受赏，因其是擅自用兵，未得到中央的调兵指令。本来，外戚势力石显应该为陈汤、甘延寿等人说情。而多年来，石显与甘延寿有过结，势同水火，因此，石显也符合匡衡等人，认为不应封赏陈汤、甘延寿等人，并列出不应封赏的理由，即陈汤、甘延寿等人“矫制”发兵，不问其罪就很不错了；再者，给他们封爵裂土，就是给后人开了一个先河，即朝廷未发调兵指令，便将官兵即可自由调动，并建立功绩。这对中央来说太危险，国家会处于一种不安全状态。这些理由都很正当，元帝自己也看不出背后是石显与甘延寿等人的私怨在作怪，陷入矛盾之中。
此时，宗正刘向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他认为匡衡、石显等人的说辞都很片面，不能成为主流观点，并上书一份奏折，称“论大功者不录小过”。由于理由充分，触动元帝内心，就此，才催生出元帝对陈汤、甘延寿等的封赏计划。几日之后，元帝邀请朝廷重臣前来未央宫，讨论如何对陈汤等人行赏。会议上，大部分人认为应按“斩杀单于”的功劳进行封赏；但匡衡、石显等人却认为，郅支单于算不上真正的单于，早就“流亡失国”，亡命于异域。
开始，元帝打算以“千户”封赏陈汤、甘延寿等人，但匡衡、石显等人竭力反对，认为这是小题大做。宣帝不得不作出让步，封甘延寿为义成侯，赐陈汤为关内侯，各赐邑300户，再分别拜二人为长水校尉和射声校尉。直至此时，陈汤矫制出兵击匈奴事件算告一段落。
但是，这场争论却始终未能平息，直到西汉末年的王莽篡位。表面上，这场论争并无明显的胜者，却折射出一个事实，那就是儒家思想在汉朝地位占据主流。在这场论争中，匡衡、李延寿、石显等人竭力反对陈汤、甘延寿等人的行为。除匡衡、李延寿是坚持自己儒家政治立场之外，其余人等都存私心。石显是因其与甘延寿有过结，所以不愿相助。刘向是萧望之的余党，因此，自然而然站到陈汤一边，而谷永就是带有强烈的个人情感。早年，谷永的父亲谷吉出使匈奴国，被郅支单于杀害。这次，陈汤为自己报了杀父之仇，自然就支持“大恩人”。
匡衡、李延寿和刘向等人是著名儒臣，信奉“唯德论外交”，不在乎陈汤的“唯力论外交”，儒家一向信奉“远人不服，修德以来之”。即使陈汤不“矫制”出兵，向朝廷申请武力征战，也会受到匡衡等人儒臣打击的，更不必说通过调兵了。
就这场大争辩来看，匡衡、李延寿等人与刘向、谷永等人达成了妥协，看似是儒家主流人物失去地位，其实是儒家思想全面影响汉朝政治的开始。从此以后，儒臣成为汉王朝中最权威、最主观的政治思想，儒臣也成为政治核心人才。就这场斗争来看，儒臣已很成熟，而法家子弟只是一群强弩之末，根本无力再与儒家抗争。无论是哪派胜利，都是儒家政治的胜利，因为法家学派已是儒家的一个小支流，并不能产生更强烈的社会影响。
元帝是一代明君，在他的历史里，不再相信“霸王道杂之”，而是全面儒学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