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汉元帝时期，汉王朝真正完成了儒家化的全过程。具体表现在儒家思想、儒生政治和国家政策三位一体，成为一个有效的系统，并为社会带来全方位的影响。其中，儒生政治是重要一环。到元帝朝时期，中央政府和地方重要部门都安插了大量儒生官员，形成汉王朝的儒家政治风格。这一政治风格整整影响了中国两千多年时间。
早在武帝和宣帝时期，朝廷实施“霸王道杂之”的治国理念，即所谓的“儒表法里”，譬如以“宽驰”为主导施政方针的法家政治，就是“以法治国”，使用法律来规范百姓的日常生活行为，但在当时，中国是个自给自足的原始农业社会，百姓无法形成统一的社会观和法制观。就今天而论，“法制”是每个国家首要重视的政治命题，已深深植根于民众心中，形成无可替代的主导地位。但对于两千多年前的西汉王朝来说，实施“法制”有诸多不成熟的条件：首先，民众没有一种对法律的深刻理解力。这就告诉世人，自发性社会是无法实现制度化的“法制”的。它需要良好的教育体系，需要优秀的政治制度和高素质的舆论向导；其次，政府对法理的内涵以及外延界定缺乏科学认识。就当时来看，政府们虽然坚持“法制”，但对“法制”的理解很不科学，并不能上升到一个制度的高度，而是“以德育来束缚法制”。这是极其危险的，容易将“法制”制度引入歧途。
到武帝时期，儒家政治崭露头角，为了实现自己专权和至高无上的皇权权威，武帝对儒家思想有所取舍，称“霸王道杂之”，即“德政”与“法制”相结合。就当是中国的原始农业经济来说，这不失为一大创举。到元帝时期，彻底采用“王道”政治，主要是从汉王朝国情出发：汉朝皇帝们意识到中国是个自给自足的自然农业社会，“德政”更能普及，受到万民拥戴。在此基础之上，社会形成一股“德教”风气，不需要苛政严刑，国家会处于长期稳定中。
就今而论，研究者普遍认为汉朝建立单一的政治统治思想是中国几千年“政治平庸”的罪魁祸首，更多的人赞扬秦朝时代的“霸道”政治，即“法制”政治。之所以会有这种认为，是因为他们都站在后世王朝被扭曲的政治环境中考量的，更重要的是，这些人缺乏科学历史观。
早在汉朝初年，儒家思想家们就在朝廷和政府活动，希望朝廷和政府能接纳儒家政治理念，实现儒生们梦寐以求的理想。高祖刘邦就曾听说过儒家思想的精妙。也就是从高祖刘邦开始，儒生们一断地向汉王朝最高权威们推销自己的政治思想。当时，由于黄老思想盛行，国家实施修养安息政策，因此，儒生的政治前途很不平坦。直到汉武帝时期，董仲舒向武帝提出新儒家思想，并推出自己的一套“天人感应”理论，受到当局的高度重视。正是由此开始，儒生的努力才获得初步性，也是突破性进展。汉武帝充分肯定了儒家思想的地位，但儒生的政治地位始终被放在一旁。儒生们的政治前途依然不明朗。这好似是菜市场的讨价还价，令皇权与儒家思想之间争论不休。直到元帝时期，才完成了这场旷日持久的政治交易。也就是汉元帝开始，汉室王朝真正确立了儒家思想的绝对权威和儒臣的政治主导地位。
把汉王朝与儒生之间的思想争辩称一场旷日持久的交易很恰当，而这场交易的赢家是谁呢？就中国整个历史来看，双方都损失惨重，而就汉朝一朝而论，则是儒家思想的“赢”。儒家思想是怎么“赢”的呢？这就必须从汉元帝说起。到元帝时期，汉王朝越来越衰微，天灾人祸不期而至，使民间流传种种不利于元帝的言论。此时，唯一能解决的方法，就是再次提出董仲舒的“天人感应”理论。事实上，元帝不得不重视阴阳灾异对现实社会的影响。
汉武帝时期，董仲舒提出“天人感应”理论，目的是为汉室王朝找到一个“合法的正名”，而生为儒生的董仲舒也为儒家思想留下一个表现的舞台，即提出天子的行为受上天的牵制，天子无道，上天就会发怒，灾难降临。这就赋予了儒生监督，指责皇帝的权力。武帝与宣帝都采纳了“天人感应”理论，但两者都采取“霸王道杂之”的政治理念，主要原因是，一旦全盘接受董仲舒的理论，那儒生将凌驾于皇权之上，代表天命控制皇帝的绝对权威。因此，在武帝朝，朝廷对祥瑞大肆宣传，制造一种“天授盛世”的局面；而对灾异等不祥之兆，武帝则全盘否定，视而不见。宣帝朝时，对“天人感应”理论的“有限利用”更彻底。宣帝不但一再提出祥瑞之兆是国兆，而且请人在民间制造祥瑞之兆，让人主观上认识到，大汉王朝是真正“天子王朝”，天命所授。值得一提的是，宣帝朝时，常常有人上报，民间有凤凰降世，宣帝至为激动，而对灾异问题，则避而不谈。正是通过此种手段，宣帝才真正获得了自己帝位的合法性地位，到元帝朝，朝廷开始转变对灾异的态度。因国力不济，军事靡弱，汉王朝呈现出一种衰败的迹象。此时，元帝不得不正视问题，将年年降临的灾难视为自己在“德政”上的失败，并一再颁布“罪己诏”。据《汉书·元帝纪》中记载，元帝在位期间曾颁布过十二道“罪己诏”，是整个西汉王朝数量最多、最虔诚的“悔过书”。整个汉王朝中，共颁布过二十八次“罪己诏”，其中文帝两次、宣帝四次、元帝十次、成帝九次、哀帝两次、王莽一次，元帝最多；西汉因灾异现象而大赦天下的赦令共有二十二次，其中文帝一次、武帝三次、宣帝一次、元帝五次、成帝五次、平帝两次、王莽三次，同样是元帝与成帝最多。
这些资料告诉世人，元帝已与以往同朝帝王不同，全盘接受了儒家政治思想，主要标志是接受连武帝都不愿意接受的“天命观”。自此之后，儒家思想家和政治家们不断向皇帝发出攻击，称汉王朝受到上天谴责、汉王朝天命已尽等，让元帝越来越感到现实的恐怖。他的后来者，即成帝也坚定不移地坚持元帝的政治思想，在此背景之下，才产生了中国历史上少有的闹剧。儒生们向皇帝建议，大汉江山气数已尽，无力支撑局面，天命所归，无人能改。成帝玩了一把禅让皇位，改朝换代的游戏；事件发生到高潮时，则是王莽顺应天理，顺理成章地登上“皇帝”的宝座。
除王莽坚持“天人感应”理论之外，还有一个重要因素，推动其和平登上皇帝宝座，那就是儒家思想中一再坚持的“复古风”。孔子“信而好古”，认为三代政治是天下最完美的政治，起源就是实施了王道政治。西周之后，王道大坏，社会崩溃。后来，孟子主张“仁政”，其宗旨也不剥离三代政治思想。元帝时代的儒臣势力日趋强大，也是因其能提出“仁政”，并伴随着复古政治风潮，萧望之当年就提出过“恢复古制”。整个儒臣势力成长的过程，就是一个汉朝政治思想“恢复古制”风潮的发展。
王莽看到这股潮流的发展趋势，于是将自身政治理念与“政治复古轮”、“统治天命观”相结合，形成一种“天授皇命”的舆论。王莽的种种举措，无不以“周公”时代为参照标准，从个人品行到治国理念，都以周公为榜样，处处以身作则。因此，儒臣们开始热烈拥护王莽，认为他是当代之神，是“活周公”。王莽的势力越来越强大，其政治思想与个人品德都与儒家思想紧密结合。在此情况之下，儒臣们没有理由不支持王莽“顺应天命”，登临大宝，完成了一个儒家学者们的乌托邦政治。
这场政治变革显得很荒唐。王莽上台之后，最终使其政权倒塌在经济问题上。后来，才有了光武帝刘秀的政治表演，将短命的王莽政权彻底否定，并建立起一个改造日记啊思想和儒臣政治的新政权。
竟宁元年（公元前33年），汉元帝病逝于长安城未央宫中，中年43岁，在位15年。正是从元帝开始，汉王朝开始了儒学乌托邦时代，直到王莽时代的结束才告终结。最后，又有光武帝刘秀对儒家思想修正而再造。正是汉元帝对儒家思想的全盘肯定，才让西汉朝廷走到尽头，同样是汉元帝，让儒家政治在中国古代历史上纵横捭阖的两千多年。
第十五章 天授权力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