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光评牛僧孺诬称“小康”（臣光曰107）
牛李党争是唐朝后期，继宦官干政、军阀割据之外的第三大毒瘤。关于党争的详情，我们留待下文再说，这里只略提及他们争得要死的一件事。
唐文宗太和五年（831年），吐蕃维州（四川理县东北）守将悉怛谋请降。西川节度使李德裕派兵入据其城，而宰相牛僧孺意气用事，强令把降将和城池交还吐蕃，致使悉怛谋惨遭屠戮。此一事件使牛僧孺倍受攻击，唐文宗也后悔了，责怪牛僧孺失策，日渐疏远他。
一日，唐文宗在延英殿召见牛僧孺，责问说：天下何时才能太平啊，你们身为宰相，有把心思、精力放在这上面吗？唐文宗的意思是，你们别只顾争权夺利，想想正事好不好。
牛僧孺回答说：所谓太平，并没有硬性标准（太平无象）。如今四夷不至交侵，百姓不至流散，虽算不上是太平治世，也称得上是小康了。对于唐文宗“别求太平”的愿望，牛僧孺自认能力不及，于是提出辞职。太和六年十二月，牛僧孺出为淮南节度使。
司马光“臣光曰”第107篇，评论了牛僧孺所谓的“小康”，亦借此而提出他心目中标准的太平致治。
也就是说，所谓“太平之象”，必须具备这几个条件：君明臣忠，上令下从，俊良在位，佞邪黜远，礼修乐举，刑清政平，奸宄消伏，兵革偃戢，诸侯顺附，四夷怀服，家给人足。
我们可以做这样的理解。政治上，领导人头脑清醒，政令畅通，用人得当，官员清廉，国内国外无用兵之险。文化上，风教可观，民风淳朴，人人敦而有礼，社会井然有序。经济上，家家不仅吃好喝好，且要“人足”。此一“足”字，非但是资财上的富足安康，更重要的是心境的平和，没有暴戾之气。换言之，百姓蒙冤有人主持公道，刑政清平，执法公正，没有冤假错案，亦不与民争利。这才是太平盛世的根本。
于此相反，唐朝后期，宦官专权、藩镇阻兵、士卒杀逐主帅自立、军旅岁兴、百姓横尸于野。朝廷对此无能为力，牛僧孺却诡辨说，这就是太平。司马光因此批牛僧孺，“进则偷安取容以窃位，退则欺君诬世以盗名”，简直就是罪大恶极。语气相当的不客气。
而实际情况也确如司马光所言。唐后期，表面上的风平浪费，掩盖不了实质性的危机四伏与暗流涌动。
太和二年（828），唐文宗亲策“贤良方正”，刘蕡（fén）对策，极言宦官之祸。当时的宰相是裴度、韦处厚和窦易直。窦易直不足言，裴、韦两人称贤相，却也不敢取刘蕡，可见宦者的威慑力有多大。以致后来，连唐文宗自己都受制于家奴。
殿中侍御使杜牧，诗人，忧愤于朝廷对藩镇的姑息，作《罪言》。痛感府兵制的破坏而作《原十六卫》。又作《战论》、《守论》二文，针对朝廷对藩镇战、守问题上的失误，提出自己的见解，终也是没人听。
而自唐代宗以来，节度使除了世袭的部分，多从皇家禁军——神策军中产生，而举荐的权力却掌控在神策军的首领——护军中尉手上。于是神策军大将们为了买得一节度使做，不惜向商人贷款，以行贿护军中尉，资金动辄超过亿万。他们一到任，二话不说，捞回本钱先，因此称“债帅”。百姓会有好日子过？
牛僧孺释此不为，睁眼净说瞎话，不是犯糊涂，就是装糊涂。司马光批他偷安窃位，是点了牛僧孺的死穴。唐文宗继位之初，也是有理想的，力欲重振大唐雄风，可是辅弼不得人，徒然空有壮志而矣。
回头看看唐太宗时期的所谓“夜不闭户”，并非是人人真的都家资亿万，以金砖贴地。实际情况是，政府做事处处替百姓着想，不与民争利，因而民人即使喝粥，心思都很平和，社会风气是素朴知足的，并没有动不动就想撸袖子。
唐太宗自己也说，过去大禹凿山治水，百姓却无怨谤之言，是因为他的所做所为，符合百姓的利益。秦始皇营建宫室，百姓怨声载道，终于反叛，是因为他祸害百姓以利自己。因此，贞观二十多年，绝少有渔肉百姓的事，风俗号为质朴淳厚。
此之为太平盛世也。
附：臣光曰107：君明臣忠，上令下从，俊良在位，佞邪黜远，礼修乐举，刑清政平，奸宄消伏，兵革偃戢，诸侯顺附，四夷怀服，家给人足，此太平之象也。于斯之时，阍寺专权，胁君于内，弗能远也；藩镇阻兵，陵慢于外，弗能制也；士卒杀逐主帅，拒命自立，弗能诘也；军旅岁兴，赋敛日急，骨血纵横于原野，杼轴空竭于里闾，而僧孺谓之太平，不亦诬乎。当文宗求治之时，僧孺任居承弼，进则偷安取容以窃位，退则欺君诬世以盗名，罪孰大焉。（《通鉴》卷24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