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光评樊英应朝廷征召（臣光曰44）
松下问童子。童子说，先生采药去了，就在身后的这座山里面。但山高云深，何处找人去呢？唐人贾岛的这首《寻隐者不遇》，少小时便知，儿辈们现在也在琅琅上口地读。其境真好，写隐者的餐风饮露，过得随性自在。而古时的隐者，留给世人的也便是这般形象。
隐者或称处士，是中国很奇特的一个现象。从朝廷到一般读书人，都很高看这些蜇居云端之上的人物。朝廷高看，要征召他们出来做官，是表示惜才爱才之意。士人高看，是欣羡他们的德操，有学问，又能自甘清苦。司马光便是众多士人中的一个。《通鉴》卷51写到汉顺帝征招南阳隐者樊英出来做官，司马光籍此写了一篇很长的“臣光曰”。全文约有600多字，系统表达了司马光对隐者的看法，亦可看作是古代士人“隐者观”的代表。
司马光将隐者分为三种：一是深藏不市的隐者。二是洁己安份的隐者。三是沽名钓誉的隐者。
司马光将第一种隐者归入君子类，他们有真学问，真本事，只是鉴于时局，不愿与污泥为伍，所以屈身草莱，也闲云野鹤起来。其实他们心底是很想做事的。对这类隐者，朝廷征诏他们的时候，应当诚心诚意，切不可使用手段来威逼利诱。有骨鲠之介的君子，决不会屈服于淫威。而这样征招来的，必是“贪位畏刑之人”，何足以当宝贝一样看待。司马光这里有批汉顺帝恫吓樊英之意。
第二种隐者是真正的隐者，他们未必没有第一种隐者的本事，只是心若止水，只愿呆在乡间，平安的过活。对这类“清修之吉士”，王者应当好生看待，多拨些钱给他们养老便是，不必强求。以他们的洁己安分，对世风也是一种净化。司马光举了两个例子。汉昭帝时，地方举了五位“行义者”。汉昭帝一一有赏，然后让他们回去，并不敢责以案牍，却是期望“务修孝弟以教乡里”。光武帝征来处士周党，周党不愿做官，刘秀也好生送他回去。司马光很不认可范升的做法。周党见刘秀，只行礼，不跪拜。皇帝没火，博士范升先火了，认为这些个所谓隐而不仕者，不过是浪得虚名之辈，小官不满足，一心钓大官，应以“大不敬罪”论处。刘秀说，做什么，人各有志嘛。
第三种才是最不可容忍的，皆是“南山捷径”者流，有点象现在的“行为艺术家”，屡做些反常的举动，不过是借此来包装自己，好推稍出去，混个官做。他们嘴巴上老讲要归隐要归隐，自喻云中鹤，飞来飞去，却总不离宰相屋檐。司马光说，这些人，不杀他们算是客气了，征来何用。这个观点很惊世，也说明云端之上也真假莫辨。同为“行为艺术”出身的姜子牙先生，一来齐地，就杀了两个据说是很有名气的隐者——隐在东海之上的任矞、华士。周公急电问询。姜太公说，这两个刁民，不服管教，该杀。
司马光在这篇“曰”里没有直接对当事人进行评价，至于樊英在他眼里是属于哪一类人，司马光也没明说。
樊英师学《京氏易》，精通灾异之说，隐居壶山，教了很多学生。《通鉴》里没写到这个，只是说“南阳樊英，少有学行，名著海内，隐于壶山之阳。”樊英隐居其间，奉行“三不主义”：州郡礼请，不应；公卿举荐，不行；汉安帝赐策书征之，不赴。够牛的了。永建二年（127），汉顺帝又请他，樊英推说病得要死了。汉顺帝切责地方官办事不力，才被强扭了进京。又赖在招待所不去见皇帝，强抬着去见，又没有好脸色给皇帝看。
汉顺帝这下脸面挂不住了，当下大怒，骂起来：“你这老头，算什么东西啊，我能让你活也能让你死，能把你举上天，也能把你按入地。”樊英才不吃这一套，当场跟皇帝对骂起来：我的命是上天给的，不得好死也是天意，关你屁事；我啃地瓜喝凉水，我乐意，鸡鸭鱼肉吃多了，还“三高”呢。汉顺帝没办法，只好让人扶他去太医院，免费检查一下身体，好生照看。
二年后的一个黄道吉日，汉顺帝特意为樊英造坛设席，这个礼节是非常隆重的，前面警车开道（令公车令导），后面朝廷尚书亲自引路，汉顺帝赐他几、杖，待以师傅之礼，又拜五官中郎将。但樊英对汉顺帝的多次讨教，均没能说出有什么建树的所以然来。数月后，樊英故伎重演，称又要死了，汉顺帝只好让他致仕，回老家将养去了。
樊英应征的时候，有个叫张楷的人，也与他一起入朝。不久，张楷语带讥讽地对樊英说：“做为读书人，只有二条出路，要么出仕，要么隐居，你既然答应出山了，又去惹毛皇帝；坐享奉禄，却又无益国家，这不是把自己逼得进退两难么。”司马光对张楷的指责大不以为然。由此可证，司马光是将樊英纳入隐士之第二种。汉顺帝强樊英所难，那是顺帝的错。世上还真有这号人的，并不是所有的人都适合做官，也并不是所有的人都想做官。司马光自己本身就是一个大隐者，隐于洛阳十五年，才有《通鉴》这部大书的问世。
关于这篇“臣光曰”，后来的研究者还研究出司马光是借机影射。影射谁？王安石。王安石在北宋也是出名的行为艺术家，老有些怪异的举动，比如不洗脸，不换衣服。最著名的一次是，宋英宗和群臣一起钓鱼，他竟然将鱼食全吃了。宋英宗由此不喜欢他，认为在作秀：误食一二粒情有可原，哪能全部吃了还不知道呢？这确实有点象司马光所指的“饰伪以邀誉，钓奇以惊俗。”司马光在熙宁三年（1070）《与介甫第三书》中还说：“当举其大而略其细，不当无大无小，尽变旧法，以为新奇也。”难怪胡三省在《新注资治通鉴序》中说：“樊英名实之说”，是司马光的“忠愤感慨”之言。近人张须也说：“名实之说，则专为荆公发也”（《通鉴学》）。
然而事实是这样的吗？司马光与王安石政见是不和，但司马光一直对王安石印象很好。他们矛盾的激发点在公元1070年，司马光屡劝他不要那么急于变法，王安石不听。司马光才火了，上书神宗，认为王安石该杀。这也为影射一说提供了口实。其实我认为，司马光既然都喊打喊杀了，也当面对王安石表示了不满，先后写了三封信去劝说，有必要借写《通鉴》来发挥么。凭司马光的为人，我认为不可能。邵雍就曾说：“司马君实，九分真人也”。所以我认为，此篇“臣光曰”，大可不必对号入座。
附：臣光曰44：古之君子，邦有道则仕，邦无道则隐。隐非君子之所欲也。人莫己知而道不得行，群邪共处而害将及身，故深藏以避之。王者举逸民，扬仄陋，固为其有益于国家，非以徇世俗之耳目也。是故有道德足以尊主，智能足以庇民，被褐怀玉，深藏不市，则王者当尽礼而致之，屈己以访之，克己以从之，然后能利泽施于四表，功烈格于上下。取其道不取其人，务其实不务其名也。
其或礼备而不至，意勤而不起，则姑内自循省而不敢强致其人，曰：岂吾德之薄而不足慕乎﹖政之乱而不可辅乎﹖群小在朝而不敢进乎﹖诚心不至而忧其之不用乎﹖何贤者之不我从也﹖苟其德已厚矣，政已治矣，群小远矣，诚心至矣，彼将扣阍而自售，又安有勤求而不至者哉。荀子曰：“耀蝉者，务在明其火，振其木而已；火不明，虽振其木，无益也。今人主有能明其德，则天下归之，若蝉之归明火也。”或者人主耻不能致，乃至诱之以高位，胁之以严刑。使彼诚君子邪，则位非所贪，刑非所畏，终不可得而致也。可致者，皆贪位畏刑之人也，乌足贵哉。
若乃孝弟著于家庭，行谊隆于乡曲，利不苟取，仕不苟进，洁己安分，优游卒岁，虽不足以尊主庇民，是亦清修之吉士也。王者当褒优赡养，俾遂其志。若孝昭之待韩福，光武之遇周党，以励廉耻，美风俗，斯亦可矣。固不当如范升之诋毁，又不可如张楷之责望也。
至于饰伪以邀誉，钓奇以惊俗，不食君禄而争屠沽之利，不受小官而规卿相之位，名与实反，心与迹违，斯乃华士、少正卯之流，其得免于圣之诛幸矣，尚何聘召之有哉。（《通鉴》卷5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