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小弟子扳倒大佬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后，面对全国人民同仇敌忾、势不可挡的抗日怒潮，杜月笙等人迅速组成了规模庞大的“上海市抗日救国会”。由国民党上海市党部委员陶百川任秘书长，杜月笙、虞洽卿、王晓籁等为常务委员。
“抗日救国会”从禁止日货入手，迅速在上海各要冲地点成立检查所和保管所，吁请上海市民，全面拒买拒卖日货。检查所人员除了在交通要道盘查过往货物，更直接的行动是到处搜查日本货物，一旦发现立刻没收，然后运到保管所保管存放。
检查所和保管所的大批人力，主要来自杜月笙的门徒、门人以及各自手下。禁止日货一开始，杜月笙的一个门生便大出风头，打了一个漂亮仗，给杜月笙挣足了面子。
杜月笙的这个门生叫于松乔，是邮务工会出身，当时负责天后宫桥检查所工作。他和一个叫刘心权的青年工人，初生牛犊不怕虎，专拣有影响的大商户搜查，一上来就到上海市纱布同业公会理事长、在上海商场影响力极大的陈松源的“合昌祥”搜查，这一搜便搜出来两大箱日本棉布。
当下，于松乔等人将这两箱东洋货运送到天后宫桥保管所，暂行封存。岂料，陈松源随后赶到，带着两名保镖，气势汹汹地往屋子正当中一站，大声问：
“哪个是这里的负责人？”
“是我，我叫于松乔！”
于松乔才不管陈松源什么身份，有抗日救国会撑腰，有杜先生做后台，他陈松源算老几！
“哼哼！方才贵所有人到我的合昌祥取走了两箱布匹，可有这回事？”
“没错！抗日救国会明令禁卖东洋货，合昌祥经营东洋货，理应查收。”
见于松乔一副天不怕地不怕的样子，陈松源缓和一下口气，说：
“那一定是误会了，我那里不会有东洋货。”
“没有误会！两箱东洋布，是我亲自查出来充公的！”于松乔回答得干脆利索。
陈松源呆住了，他从来不曾碰过这么大的钉子。他摸不透于松乔是哪个道上的人，居然有眼不识泰山，半点情面也不讲。两名保镖见主人碰了钉子，以为于松乔不晓得陈松源的身份，立刻从后面走上来呵斥：
“你胆子不小啊！你晓得这位先生是谁吗？”
“我管他是谁！如今国难当头，谁贩卖东洋货，给东洋人赚钱，造了枪炮子弹打中国人，谁就是奸商，是汉奸，汉奸贩卖的东洋货就得没收！”
“你吃了熊心豹子胆，竟敢辱骂我们理事长？”保镖大光其火。
“我管他什么理事长！”于松乔也光火了，大声嚷道，“我们这里是办公事的地方，请你们不要在这里无理取闹！”
“你小子口气蛮大！”陈松源赫然震怒，对他的两名保镖喊道，“你们进去给我搜，把我们的货色搜出来，抬回店里去！”
两名保镖正要动手，于松乔抢先一步，一把抓住陈松源的领口，使劲往里间拖。
“你贩卖日货，又带人来抢我们保管所！我现在就把你关起来！”
保镖一看老板被捉，不约而同地拔出手枪，对准了于松乔：
“你放手！不放手让你吃卫生丸！”
于松乔把陈松源往自己面前一挡，倒拉住他往里走。
“砰”的一声，枪响了。这一枪自然没打到于松乔，他正躲在陈松源的身后。
枪声惊动了检查所里的工作人员，大家一拥而出。两名保镖一看大势不好，赶紧开溜。
这当口，于松乔已经将陈松源推进一个房间，然后将门一关，任凭陈松源在里面捶门撞墙，咆哮咒骂，一概不予理睬。他往房门口的地板上一坐，是看牢了陈松源。
“纱布大亨陈松源被抗日救国会的人关起来了！”
这个消息像长了翅膀，很快传遍黄浦滩头。纱布向为上海十大业之一，陈松源作为纱布业公会理事长，如此大名鼎鼎的人物竟然会被抓起来，整个上海滩都震惊了。
不多时，检查所门前变得车水马龙，热闹非常，探听消息的，看热闹的，一探虚实的，人们怀着各种各样的目的，从四面八方聚拢而来。
陶百川、吴开先、虞洽卿、王晓籁等上海有身价说得起话的头面人物也纷来沓至，首先肯定和嘉许于松乔的不假情面，认真负责，接着便要求先放出陈松源，再商议如何解决这桩事体。可无论众人如何相劝，于松乔都不为所动。
当有人想趁乱抱住于松乔，借机开门放出陈松源时，于松乔猛地向墙壁一头撞去，顿时满脸是血。如此一来，再也没人敢向他靠近了。
于松乔一动不动地坐在小房门口，直到杜月笙得到消息，派他的学生子陆京士接他到枫林桥骨科医院治伤，于松乔才站起身，目不斜视地走出检查所，上了杜月笙派来的车子。
于松乔一离开，人们赶紧打开小屋的门，放出陈松源。
事后，陈松源自知理亏，对于松乔的过激行为表示不予追究。当然，当他晓得于松乔是杜月笙的学生子之后，更是后悔自家贸然闯祸，自讨没趣，哪里还敢追究。
经此一事，于松乔成了新闻人物，他敢于扣押陈松源的故事被传诵一时，黄浦滩头的东洋货也于一日之间一扫而空。各商家自知“牌头”不会比陈松源更硬，抗日救国会的人既然连陈松源都不放过，哪个还敢抱侥幸心理？
由于“抗救会”的封锁越来越严密，日本人开设的工厂、商店里货物堆积如山。到1932年1月，日本当局抗议“抗救会”行动的官文，业已堆积如山。而此时，日本关东军为了转移人们视线，以便迅速占领东北，在上海悍然发动了“一·二八”事变。
事变发生后的翌日，杜月笙联合上海的名流士绅、各界领袖，利用“抗日救国会”的原有班底，迅速成立了“上海市抗敌后援会”，力推上海申报主人、著名企业家史量才为会长，杜月笙本人和上海市商会会长王晓籁出任副会长。
上海抗敌后援会一经成立，立即为淞沪之战前线的十九路军募捐。原来，此前杜月笙与王晓籁已开赴前线慰问，了解到十九路军官兵已欠饷好几个月，几乎连伙食都开不出了。将士们饿着肚子怎么和日本人作战？“抗救会”一呼百诺，各种救援物资源源不断地运往抗战前线。到沪战结束，十九路军共收到捐款900余万元，实物无法计算。
在淞沪之战进入第二阶段的时候，杜月笙以他强大的群众力量为后盾，又在外交场合大出了一次风头。
杜月笙耳目众多，探得2月24日至26日这几天里，前后共有几千名日军乘黑夜登岸，潜往法租界的辣斐德路、祁齐路一带，然后分散住进日本侨民家中或店铺中。而他们的目的，便是企图由法租界冲入沪西，抄袭江湾、庙行一带十九路军的右翼。
如若让日军的包抄阴谋得逞，十九路军则必败无疑。杜月笙得讯后，立刻电话通知吴铁城和十九路军军长蔡廷锴。2月27日，我国外交部照会法国公使，请他转饬驻沪总领事和法租界当局，“迅将潜伏界内的日军立予驱逐”，“嗣后务须严密防范，勿使潜入，以免肇成祸端”。
第二天上午，各国驻沪总领事聚集法国驻沪总领事馆开会，杜月笙作为法租界华董首脑参加会议。会上，日本总领事村井仓松厉声咆哮，大放厥词，想利用威胁恐吓使日军占据法租界为军事根据地公开化、合法化。
村井咆哮一阵过后，见各国领事无一敢站出来说话，得意地放声大笑。就在大家暗暗担心的时候，没想到杜月笙猛地一擂桌子，倏地站起来，高声喝道：
“好！东洋兵尽可以进驻法租界，尽可以利用法租界打中国人，你们尽可以通过这个议案。不过，我杜月笙要说闲话一句：只要议案通过，就让日本军队统统开进来，外国朋友一个也不要走，我杜月笙要在两个钟头之内，毁灭租界！我们大家一道死在这里！”
杜月笙说罢，又一拳“咚”地擂在桌子上，一个转身，大踏步离开会场。
各国领事被惊得目瞪口呆，一个个面面相觑。哪个不晓得杜月笙“闲话一句”的金字招牌？杜月笙在上海有多少帮会弟子，门生门客，他手里掌握多少群众，在座的人没有一个心里不明白，只要他“闲话一句”，自有为他拼命效死的人。两个钟头“毁灭租界”，从杜月笙嘴里说出来的就绝不是空口白话！
当天开会的结果虽然是不了了之，可是当天夜里，潜伏在法租界的数千名日军，竟然全部趁着夜黑人静，悄悄撤离了。
二、“春申”门下三千客
杜月笙以个人身份介入国际交涉，身价地位愈发非同一般。这时，他的得意学生子陆京士便有了创办恒社，弘扬师门的设想。
陆京士来自江苏太仓，毕业于上海法学院，1924年考入上海邮局，后被推选为邮务工会主席，是上海七大黄色工会中很出风头的一人，也是杜月笙新锐力量中的第一个学生子，并成为杜氏智囊团中不可或缺的人物。
1932年10月的一天晚上，在杜公馆古董间里，陆京士头一回向杜月笙提出建立恒社的设想。
“以先生今朝的地位，又有门下三千客，何不成立一个可塑性组织，将杜门弟子门生纳入其中。如此一来，要办事业，这个组织是力量的源泉；要交朋友，这个组织是沪上精英荟萃之所，声应气求，谊切金兰。在这个组织的所在地设立会员高级俱乐部，想玩，大家都可以聚在一起，吃喝嫖赌，交流感情。”
“这个主意不错。”
杜月笙当下表示赞同。他晓得帮会的形式早已不适合今朝的需要，青帮这种形式也早已过时。为了广收各路“英雄”，他在多年前就改变了青帮“开香堂”收徒弟的一套传统方式，如今再改帮会形式为社团形式，的确是与时俱进的好办法。
旋即，杜月笙将智囊团中的文角色全部请到，商议这个组织的细则，给这个组织取名为“恒社”。
恒，是取义《周易》上的“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如月之恒，如日之升”，暗含杜月笙名字中的“月”字，并含有以其为中心，以其为立身处世最高“典范”的意思。英文为“Constantclub”，可译为“永久俱乐部”，包含“恒”的意思。
恒社社徽为一圆形图案，图案中间是一鼎铜钟，钟的外壁正中为一轮新月。钟表示发声之源，与“笙”同音，加上月芽，即为“月笙”，周围再以19颗星组成花边，形成“众星拱月”之势。“19”代表恒社理事人数，“众星拱月”代表了恒社弟子与杜月笙的关系。
1932年11月22日，由杜月笙指定的19名恒社发起人，在西爱威斯路举行了“恒社”筹备会议。这19名发起人亦即第一届理事会理事，那一纸名单可谓声势显赫，包括工运巨子陆京士、朱学范，上海吴淞商团团长、商会负责人唐承宗，汇丰银行买办徐懋棠，上海新闻界的唐世昌，社会局的王先青、许也夫、张秉辉，名律师鄂森，招商局船务科长洪雁宾，四明银行经理张颂椒等。至于杜月笙开山门的徒弟、大世界总经理江肇铭，还是杜月笙特地关照，才得以加入的。
而恒社成立伊始的130名社员，同样是身份地位非同一般的人物，有来自国民党上海市党部的任职者，如陈君毅、汪曼云等；有来自国民党上海市社会局的任职者，如张秉辉、许也夫、王刚等；更有邮务公会的任职者，渔市场的任职者，法商电车公司任职者，交通业任职者，以及来自新闻界、电影界、京剧界的人士。
此外，还有些不便身份公开的人物，如国民政府立法委员简贯三，以及孔祥熙公馆中的一些人。恒社在军界的人极少，唯一的一名将军级军官王兆槐，还是戴笠出于工作之便，命令他拜到杜月笙门下的。杜月笙晓得蒋介石最忌讳别人插手军界，他要维持和蒋介石的关系，自然不敢问津这一“禁区”。
1933年2月25日，杜门弟子在法租界爱多亚路息庐举行隆重的开幕典礼，宣告恒社正式成立。130名社员全部到齐，杜月笙作为恒社名誉理事长亲临“指导”。与以往帮会不同的是，恒社是经国民党社会部批准，并在法租界注册登记而公开开张的民间团体。
恒社以“理事会”为领导机构，下设三科18组，计有总务、秘书、庶务、设计、娱乐、京剧、宴会、经济、旅行、交际、教育、法律、卫生、摄影、职业介绍等。杜门人才之多之广，恒社活动范围之大，由此可见一斑。
恒社作为一个上流社会人物的组织，其大门并不向杜月笙的所有弟子敞开，而是仅限于有社会地位的人。恒社社员的审查手续相当严格，陆京士为此定了一个“重质不重量”的标准。具体有四条。一、文科须科长级以上；二、武职限少校级以上；三、工商界须主任级以上；四、年龄至少满30岁。审查入会者经陆京士通过后，最后是否吸纳，还要经杜月笙点头。
凡是要求入会而落选的人，则可以加入杜月笙的弟子所领导的组织，如毅社、靖社、励社等。从而在各界收罗了一批可以加以利用的人物。
到抗战之前，恒社弟子已发展到800多人。其中工商界最多，占44%，其次是党政军警，占29%，其余属于文化界。而他们都是各方能人，都有身家事业，其中便有数十位大公司、大银行、大工厂、大商店的厂长、总经理、买办或董事长，他们都是经常出入杜公馆的红人。这些工商界新锐人物的庞大事业，构成了杜月笙的卫星组织，使杜月笙的能量越发势不可挡。
这800弟子中，可谓人才济济，唯有三匹野马，让杜月笙又爱又恨。这三匹野马的共同特点就是野心奇大，勇气无匹，一张嘴巴能让顽石点头，任什么人什么事，他们都能搭上头，立刻能从毫无关系变成关系密切。可也是这三匹野马，常常给杜月笙惹出些是非，让他摇头叹气，大呼“头疼”！
有一天杜月笙闭门家中坐，万墨林慌慌张张跑来。
“爷叔，不好了。”
“别慌，有啥事慢慢说。”
“章荣初惹事端了！”
一听到“章荣初”这三个字，杜月笙大叹一声：
“又是这小子！”
章荣初是三匹野马之一，为人大来大去，进杜门之后，曾经有过五次崛起、五度翻倒的惊人纪录。这一次不晓得又闯下了什么事端！
“他刚刚带钱庄小开来恒社，听说把小开的钱庄用光了！”
原来，章荣初和一位钱庄小开轧上朋友，那位小开对他佩服得五体投地，一天到晚生怕章荣初不开口拿钱，如此不到两年，他用了小开300万大洋，一爿历史悠久，真正资金雄厚的钱庄，硬是倒闭了。章荣初却一拍胸脯说：
“从今以后，你们一家跟我章某人过日子，吃喝玩乐尽管开口。有朝一日时来运转，我自会赚一爿钱庄还你！”
“他拿什么还人家钱庄？”杜月笙听罢，恨得直拍桌子。“他真是丢尽师门的脸！叫他往后不要再来见我！”
万墨林将杜月笙的话告知章荣初，章荣初顿时紧张起来。
“这么说，我最近不能去见他老人家了？”
“顶好歇一段时期。”
“不！”章荣初忽然精神一振，“我自有办法！先生不是不要见我吗，我就送一样东西给先生，让先生天天见到这件东西，天天会想起我。”
“只怕不容易吧。”万墨林提醒他说，“杜先生什么东西没有？你能送他一件东西，他会天天使用？”
“我自有办法！”章荣初若有所思，然后神秘地一笑，“我到美国最大的汽车厂，订造一部名牌保险汽车，防弹玻璃，铁甲钢板，牌子指定凯迪拉克。我要在司机座位后面嵌上一块铜牌，刻上‘夫子大人赐存，生章荣初敬赠’。先生天天坐这部车子出去，天天会看到我的名字了。”
“主意是不错，这样东西先生倒是没有。只是……”万墨林问，“造这样一部车子要多少价钱？”
“大不了一万美金。”
“一万美金？”万墨林吓了一跳，然后说，“你口气蛮大哟！晓得你目前什么状况吗，你正在翻倒的时候，你到哪里去借这么一笔大数目？”
“你等着瞧。”章荣初耸耸肩膀，一副若无其事的样子。
几天后，章荣初再次来到恒社。见到万墨林，章荣初嘿嘿一笑。
“五千美金的定洋，我已经汇出去了。”
万墨林这次吃惊不小——章荣初这小子真正是匹脱缰野马，在如此窘迫的时候，竟会花一万美金订造一部汽车敬献师门！天大一桩事体连个招呼都不打，万一杜月笙拒绝接受，那章荣初又该如何是好？
一年以后，特别定制的凯迪拉克装甲汽车分箱运来，在上海装配好开到华格臬路，往杜公馆门口一放，霎时就轰动了整个黄浦滩。当时凯迪拉克保险汽车只有外国皇帝、美国总统，以及世界闻名的王公贵族才乘坐的，上海滩还不曾有过，人们闻讯后纷纷前往观看，华格臬路杜公馆门前挤得水泄不通。
杜月笙收下这位野马爱徒的重礼，开始启用新车。他把原来那部牌照“七七七七”的雪佛兰轿车送给二太太陈氏夫人，命人去领了一个容易辨认的牌照：“一一七一一”。
自此，章荣初又开始往杜公馆走动了。章荣初在经济窘迫的时候如此大手笔孝敬师门，自然有他自家的“法宝”，那便是“杜月笙”三个字的金字招牌便是无价之宝。
三、攀上豪门“国舅”
30年代中期，杜月笙开始了与孔、宋豪门的交往。与宋子文的正式交往，始于1933年4月末。杨志雄的一个电话，送来宋子文派给杜月笙的一桩发财生意——发行航空奖券。
原来，宋子文4月16日赴美，接洽棉麦贷款事宜，同时出席世界经济会议。当时国内一些爱国人士呼吁加强国防力量，而飞机在当时是先进的军事装备，不少人谈之色变。于是“航空救国”说应运而生。宋子文为了广开财源，决定发行“航空奖券”。他打电报给杨志雄，让他帮忙找一个代理发行人。
杨志雄晓得这个差使油水颇丰，想染指的必定大有人在，必须找个有势力的人物，才能摆平各方面关系，第一个人选便是杜月笙。没想到宋子文心中的人选也是杜月笙，他看中的也是杜月笙的势力。这其中还有另外一层原因，那就是他的欧美之旅结束回国时，想借杜门力量坐镇码头保护他的安全。因为当时王亚樵的暗杀公司活动猖獗，而且专拣国民党要人下手。
对于杜月笙来说，结交宋子文还没有找到合适机会，如今天上掉下个大馅饼。很快，运作“航空奖券”的“大运公司”应运而生，杜月笙大发其财，到后来这一爿公司结束，总共赚了两三百万大洋，只是最后一笔红利，杜月笙应得那的一份，出任总经理的金廷荪不肯交给他，怕他又是左手进右手出，到手便光，就用这笔钱在三鑫公司旧址给杜月笙造了幢房子，而这幢华屋日后帮了杜月笙的大忙。从1949年杜月笙携家眷逃亡香港，到1961年病故，杜月笙所有的开销，全部仰仗卖掉这幢房子所得的45万美金。
8月29日，宋子文出使海外归来，杜月笙通过市党部、市商会组织各民众团体代表，在码头上举行了热烈的欢迎仪式。杜门中的武角色，负责起全程警戒与保护任务。这个码头上的欢迎仪式与安全保卫，令宋子文非常满意。
第二天上午，庆祝宋子文载誉归来的“上海市民大会”隆重召开，此前杜月笙通过得意门生、市商会总干事骆清华巧妙运作，得到“上海市民大会主席”的头衔，今次正是大出风头的好机会。岂料杜月笙闯荡江湖几十年，干的都是幕后勾当，头一回站到台前，面对台下黑压压一片，万头攒动，感到的不是无限风光，而是万分紧张。因为他要代表市民致欢迎词，那几句练了一个月的台词，竟然全部忘光光了！
“宋部长，主席，诸位……”
只说了这几句，杜月笙便卡壳了。正值秋老虎发威的时节，天气燥热，杜月笙一窘一急，顿时大汗淋漓，他突然想到芮庆荣“传授”他的绝招：只管拨拨嘴皮子就好……
总不能在台上干站着，不知怎么的杜月笙就支支吾吾、喋喋不休、格格不入地讲了起来。至于讲的什么，连他自己都不晓得。蓦地，台下前面骤然响起一片掌声。前排鼓掌，后排立即效法，顿时全场掌声如雷。
原来，台下前边全是杜氏门生和恒社弟子。他们是来为杜月笙捧场的，完全没想到能为杜月笙救场。
在经久不息的掌声中，杜月笙渐渐清醒、镇定，他晓得自己已经顺利过关，向下台一鞠躬，还扫了台下一眼。这一扫他才看清楚，前排尽是自家弟兄，顾嘉棠、芮庆荣、高鑫宝、叶焯山……他们都在使劲地鼓掌。
当天晚上杜公馆大摆筵席，是一早就定下的庆功宴。席间，杨志雄忍不住问杜月笙：
“月笙哥，你今朝在台上都讲的啥？”
“讲的啥？”杜月笙大吃一惊，“你自家也在台上，难道你没听清楚？”
“老实说，我只听到嗡嗡的声音。”杨志雄摇头苦笑。
“糟糕！今朝这台坍大了！”杜月笙像被兜头泼了一盆冷水，嗫嚅地说，“莫不是我真的胡乱拨拨嘴皮子？”
这是杜月笙头一回登台讲话，尽管是一败涂地，但有杜氏门生门徒的捧场和救场，这个台坍得到底有多大，不得而知。但从此，杜月笙谨记在心，不断地下工夫练习，先在人较少的场合发言，后来在人多的场合讲话，渐渐在大庭广众的公开场合，居然练得可以侃侃而谈，又由谈到讲，最后不用稿子即席致词，竟然也能出口成章了！
而无论杜月笙致欢迎词是否成功，他虔诚的态度以及整个欢迎仪式、保卫工作的组织运作，都使宋子文十分满意，这毫无疑问拉近了他与宋子文的关系。
1934年夏季的一天下午，宋子文一个电话打到了杜公馆。宋子文亲自给杜月笙打电话，这是开天辟地头一回，令杜月笙受宠若惊。但是，宋子文要杜月笙办的是一桩棘手的事，他要杜月笙帮忙做掉一个与其弟有瓜葛的舞女。
自打杜月笙一心要改头换面进身士绅阶层开始，黑道的一些勾当便很少染指了。但宋子文交代的事他不能不做。放下电话，杜月笙派出得力门生，很快弄清了事情的来龙去脉。
宋子文的弟弟宋子良，当时是中国建设银公司总经理。他在维也纳舞厅跳舞时，看上了该舞厅舞女张小姐。张小姐人长得美，舞跳得一流，言谈举止更是高贵优雅，令宋子良为之倾倒，频频约张小姐跳舞、看戏、吃饭，又在一家豪华旅社包了一间客房，作为他与张小姐的幽会之所。
但几个月后，宋子良对张小姐渐渐失去兴趣，打算提出分手。可偏偏这个时候，张小姐怀孕了。宋子良提出付几千大洋，要张小姐打掉孩子，从此一刀两断。而张小姐坚持要生下孩子，要求宋子良付10万元抚养费。由于两人要求相去甚远，无法达成一致，宋子良想到了杜月笙，想借用帮会之手，了断这段丑闻。
杜月笙听罢事情原委，呵呵笑着直摇头。
“多纳一房妾又何妨？也许不要任何名分呢！真搞不懂这些豪门贵族的公子哥是咋回事！”
但自家受人之托，就要忠人之事。
第二天，杜月笙乘车来到中汇银行大厦，派人把张小姐请来。张小姐见杜先生出面调停，以为大有希望。她早就听说杜月笙调解纠纷往往自家垫付铜钿，说不定杜先生能达成她的愿望，于是欣然前往。
但她大错特错了，杜月笙一门心思巴结“国舅”，岂能给“国舅”一族留下后患。杜月笙做了两手准备，如果张小姐同意打掉孩子，价钱可以再谈；如果张小姐不同意打掉孩子，只有一不做二不休——种荷花。
在中汇银行的董事长室里，杜月笙与这位张小姐展开谈判。张小姐见杜月笙文质彬彬，说话和风细雨，和蔼亲切，便哭哭啼啼地诉苦，一心想要杜月笙为她主持公道，并坚持不堕胎，坚持要10万元抚养费。
杜月笙见没有商量余地，只好决定实施第二步计划。
“既然这样，我会敦促宋先生，尽快把款凑齐，然后通知你。”
“烦劳杜先生费心了。”张小姐一听满心欢喜，但又怕夜长梦多，于是又问：
“大约要多长时间？”
“很快，三两天吧。”
张小姐高高兴兴地告辞，坐上了杜月笙派去接她的汽车。岂料，汽车并没有开往维也纳舞厅，也没有驶向张小姐的住所，而是直驶江边。
张小姐感觉不妙，苦苦哀求。车上除了司机，还有杜月笙特派的一名手下。
“要怪只能怪你自家不识相，非要留下孩子。”那名手下连连摇头，“我们也是奉命行事，对不住了。”
任张小姐再怎么反悔哀求，车上再无人答话。
车到江边，早有人等候在那里，几个人给张小姐嘴里塞上东西，身上套上麻袋，拖上小火轮，一直开到吴淞口外，抛入滔滔江水之中。
杜月笙圆满完成了宋子文派给的任务，为宋家干净利索地消弭了一桩风流孽案。
四、联手四大家族
在四大家族中，杜月笙与孔祥熙的交情，远比与宋子文的交情要深。孔祥熙幕后支持的七星公司在上海大作投机生意的时候，遭到上海商人的联合抵制，几度陷入困境。杜月笙多次出手相助，使七星公司化险为夷，孔、杜两人从此成为莫逆。
在30年代中期，杜月笙协助孔、宋联手运作最好的一桩“生意”，是扳倒傅筱庵，将其中国通商银行纳入了官方掌控之中。
中国通商银行是中国人自办的第一家银行，由晚清邮电大臣盛宣怀于1897年创办，牌子老，影响大。盛宣怀逝世以后，这爿银行由工商金融界大佬傅筱庵接管。
1935年国民政府推行“法币政策”，规定“以中央、中国、交通三银行发行的钞票为法币”，1936年又增加了中国农民银行。其他银行发行的，目前在市面上流通的纸币，将以该四家银行发行的钞票逐渐换回，停止使用。
在法币政策公布之前，国民政府秘密调查了享有钞票发行权的12家银行发行的钞票数量。这12家银行中，除了官办、官商合办的外，在“清理”或控制范围之列的有6家，其中便包括中国通商银行。孔祥熙、宋子文的目的，就是借推行“法币政策”之机，给这些民营银行加入官股。
官方所采取的手段是，先由中央、中国、交通三大银行秘密集中各民营银行的钞票，然后择定有利时日，持该行大量钞票前往兑现。而这些银行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很难一下兑出他们收集的钞票。但兑不出现来，他们便立即报请官方检查。于是，官方便以维持金融秩序为名，加入官股，并指派董事或董事长，予以全面控制。
以通商银行的历史悠久与实力雄厚，无论怎样突然袭击，都不可能发生难以兑现的问题。偏偏事有凑巧，由于历年来盈利颇丰，傅筱庵于1933年斥资1000万，在河南路闹区盖了一座巍然矗立的“中国通商大楼”，而这1000万元，占据了银行发行额的近30%。
于是，官方银行所持钞票无法全部兑现，国民政府立斥该行“准备不符规定”，准备加入官股，并派员控制。岂料傅筱庵不甘认输，极力想扭转局面。国民政府立刻抓住他的一条小辫子——当北伐军打到长江下游的时候，傅筱庵还在为孙传芳到处筹措军费，并组织船队为孙大帅运送军队。北洋军阀全面失败后，若干年来还在秘密集会，企图东山再起，而傅筱庵与北洋军阀中人的来往一直未断。
国民党政府以此为借口，加给他一顶“阴谋祸国”的帽子，下令通缉查办。
傅筱庵闻讯后，立刻逃走，一逃便逃到了“日本人的地界”，即北洋军阀在日人庇护之下的根据地——大连市。
傅筱庵一逃，中国通商银行陷入一片混乱之中。倘若破产，势必造成上海金融市场的波动。孔祥熙、宋子文的本意是控制通商银行，而不是让它倒闭。但国民党政府已经发出通缉令，怎好再把他请回来？
要想打破这个僵局，必须有人出来调停，这个人非杜月笙莫属。
“让老杜去找政府，给傅筱庵做担保，这个台阶不就铺成了？”
杨志雄将这个主意对宋子文一说，宋子文连声称“好”，赶紧给孔祥熙拨电话，孔祥熙当即表示赞同。
杨志雄来到杜公馆，与杜月笙做了一番谋划，第二天一早，杜月笙便驱车前往枫林桥上海市政府，面见吴铁城，由吴铁城召集公安局等有关方面负责人，众人当面商议。
“目前中国通商银行陷入一片混乱，我们不能坐看这一爿老字号银行倒闭破产。而这个残局，除了傅先生自家来收拾，其他人都代替不得。即使中国通商银行滥发钞票，也要叫傅先生自家来负责清理好。”
杜月笙的一番话，与会人员皆深表赞同。但是，有不明内情的人立刻提出：
“傅筱庵是通缉犯，他的罪名是阴谋祸国，哪个敢还他自由？”
“我担保傅先生是清白的！这中间一定出了什么误会。”杜月笙铁言铮铮，“我请求撤销通缉令，让傅先生清白无辜地回上海。万一出了什么事体，由我杜月笙一人承担！”
官方当即应允杜月笙的要求，撤销了傅筱庵的通缉令。
回到华格臬路杜公馆，杜月笙立刻派人喊来傅筱庵身边的人，包括通商银行的高层管理人员，当众宣布政府撤销了对傅筱庵的通缉令。然后说：
“请各位转告傅先生，我愿意出面请他回来，当众把账算个明白。天塌下来，有我顶着！傅先生的安全问题，由我杜某人负全责！”
傅筱庵在大连听到杜月笙的话，顿时感激涕零。傅筱庵仓皇出逃，本是被逼无奈，哪舍得扔下一爿老字号银行撒手不管。如今杜月笙出面作保，自然顺水推舟，对着电话告诉他的手下：
“杜先生铁肩担道义，我岂能无动于衷？就是上刀山下鼎镬，我也要回上海！”
这话传给杜月笙，杜月笙对此吹捧心中十分受用。而傅筱庵借吹捧之机，也强调了杜月笙必须对他的身家性命负责。这令杜月笙心里暗自发笑：哪个对你傅筱庵的性命感兴趣呢？
随后，傅筱庵回到上海，清理通商银行账务。由于他挪用1000万造了中国通商大厦，他所发行的3000多万钞票自然无法兑现。只有将大楼卖个好价，方可弥补偌大亏空。但大楼尚未竣工，又是急于出手，哪里卖得了好价？最后投资1000万的大楼，以300万元的贱价卖掉了。而卖尽当光之后，通商银行只剩了一个空壳，债务全部了结，银行没有库存，势将关门大吉。
孔祥熙、宋子文见火候已到，授意杜月笙出面，代表通商银行向中央银行求援。杜月笙找来傅筱庵商量，傅筱庵经此一番折腾，早已心灰意懒，明知是孔祥熙、宋子文设下的圈套，不钻又有什么办法？
“事到如今，杜先生你就看着办吧。只要能救活通商，怎么都可以啦。”
有傅筱庵这句话，中央银行便以“救济”为名，将大量官股塞入通商银行。为了掩盖官僚资本在金融界扩张势力的真相，当然也为了还杜月笙一个人情，官方指定杜月笙为代表，出任中国通商银行董事长。通商银行总经理，则由中央银行的业务局长调任，经营业务所需资本，全部由中央银行腾挪拨用。
这样，中国通商银行保全下来，却与傅筱庵无关了。
与四大家族的联手，不仅杜月笙的社会地位得以提高，也使他在金融工商界以及其他方面的生意得到许多实惠。这一时期，表面上杜月笙已淡出烟土行业，实际上与官方联手的烟土走私从未停止。
蒋介石采取“寓禁于征”政策，把征收鸦片特税作为了重要财源。并在“寓禁于征”的招牌下，直接参与贩毒制毒牟取暴利，以维持他“围剿”红军的庞大开支。1931年，蒋介石在江西“围剿”红军时，为把全国巨额特税集中起来，在南昌行营设立了十省禁烟督察处，把大批以“禁”为名，“充公”而来的鸦片，源源不断地运往上海，交给杜月笙销售。
当时日本人控制东北地区的鸦片种植，制造大量的吗啡、海洛因，运往上海租界甚至内地走私，上海查禁的这些走私毒品，也交给杜月笙控制的地方禁毒委员会处理。杜月笙对外声称将这些毒品运往南京销毁，实际上都投入了非法交易市场。
而设在上海以及江浙一带的禁烟局、禁烟处，都有杜月笙的亲朋故旧门生弟子的身影。特别是设在上海的江苏禁烟局，负责人全部出自杜系。
后来，杜月笙听说将鸦片加工成吗啡销售，利润可以翻几番，便请出吗啡大王陈坤元，雇佣员工300多人，开起一爿吗啡厂。杜月笙虽然不曾公开出面，但背后做的都是有关吗啡生意的大擘策。凡吗啡厂的重大决策事宜，都由杜月笙直接向孔祥熙等请示汇报后决定。有人撑腰，杜月笙的生意越做越大，后来又与国际贩毒组织取得联系，将吗啡生意做出了国界。
从1932年到1934年，孔祥熙从美国购买了500万美元的物资，其中多为飞机。购买这些物资的经费，主要来自杜月笙暗中的贩毒利润。而杜月笙本人还购买过好几架飞机捐献给政府。1936年蒋介石50大寿，杜月笙送一架飞机作为寿礼，飞机上赫然写着：上海禁烟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