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弟子尽入别动队
杜月笙出身黑道，有一千一万的毛病，但抗日他是坚决的。他并不赞同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西安事变”之后国共第二次合作，蒋介石明确表示抗日，他便有了使不完的力量。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畔烽烟迭起，日本军队大规模进攻华北，抗日战争全面爆发。
身为中国红十字会副总会长，上海市地方协会会长，同时兼任上海市临时参议会议员的杜月笙，很快与上海市党部常务委员兼组织部部长吴开先取得联系，由上海市党部出面领导，杜月笙背后协助，组建了新一届“上海市抗敌后援会”。而抗敌后援会初期的一切开支均由杜月笙自家垫付。与此同时，南京政府发行“救国公债”，上海一地的劝募工作，也由杜月笙运作，共认购了7500多万元，占发行总额的六分之一。
“八·一三”抗战开始后，杜月笙除了与“后援会”成员组织募捐并将援军物资不断送往前线外，他个人无论多么繁忙，每逢有大部队开到，必定要带上大批慰劳品，亲赴前线劳军。他还自掏腰包，买了一部装甲保险汽车，用“后援会”的名义送给右翼军总司令张发奎。
就在杜月笙为“抗敌后援会”以及劝募“救国公债”等诸事忙得不可开交的时候，一天晚饭后，杜月笙刚刚到二楼后厢房陈氏夫人的卧室小憩，一张名刺递了进来。杜月笙一看：戴雨农！
杜月笙一跃而起，快步奔出，一路小跑下了二楼。
戴笠已经笑容可掬地站在一楼大厅里。
戴笠，小名春风，字雨农。浙江江山人，17岁进浙江省立第一中学肄业，后投笔从戎。1922年左右，戴笠来到上海，混迹于黄浦滩头。几年后，戴笠与杜月笙偶然相遇。而这个偶然相遇，改变了戴笠一生的命运。
戴笠在杜月笙的赌台里掷骰子，由于技艺超群，引起杜月笙的注意。在和杜月笙见面以后，他以为杜月笙会在赌台给他派个差事，可是等了几天什么动静都没有，便来到杜公馆。
“戴先生你来得正好，我正要差人去喊你呢！”杜月笙一见到戴笠，满心欢喜。
戴笠一听，晓得赌台的事体安排好了。岂料，杜月笙却给他递过来一张船票。
“明天上午10点，你直接去码头，我会派人去送你。”
“杜先生要我走？”戴笠大吃一惊。
“是的。”
“我想留在上海。”戴笠有些着急了，“你晓得我的赌技，为什么不在赌台给我派个差事？”
“赌台？”杜月笙一听哈哈大笑，“你的目光就看那么远吗？”
杜月笙的话让戴笠犯了糊涂。
“如果我没看错的话，戴先生你是干大事的人，赌台那种地方不适合你。”杜月笙说完，拿出一个信封递给戴笠。
戴笠接过一看，信封上用毛笔小楷写的收信人竟然是蒋介石！
“打开看看。”杜月笙催促说。
戴笠打开信一看，立时两眼放光。原来这是一封推荐信，是杜月笙请黄金荣写给黄埔军校校长蒋介石的，被推荐人便是戴笠。
“杜先生要我报考黄埔军校？”
“对的。”杜月笙呵呵笑着说，“不过，这封推荐信完全抵得上一张录取通知书。”
戴笠早已晓得黄金荣的大名，也晓得蒋介石曾拜黄金荣做老师，毫无疑问，这封信是他的入学保证书。
杜月笙当下喊过万墨林，从账房取来50块大洋，给戴笠做盘缠。第二天，又派人将戴笠送上了船。
杜月笙果然没看错人，戴笠南下广州后，考取了黄埔军校第六期骑兵科，同时宣誓加入国民党。北伐时，戴笠被编入国民革命军第一军骑兵营一连。“四·一二”政变中，因揭发并一举肃清骑兵营20余名共产党员，得到蒋介石的赏识，选为骑兵营国民党党部执行委员，开始从事情报工作。
北伐军打到上海的时候，戴笠已经成为北伐军中一个不大不小的角色了。他回到上海第一件事就是去拜见杜月笙，然后拜见黄金荣，感谢当年的帮助与提携。这次戴笠与杜月笙相见，两人惺惺相惜，情同手足，于是义拜金兰。
杜月笙晓得戴笠是大忙人，又值此淞沪大战爆发之际，戴笠夜晚登门，必有大事相商。果然，戴笠一落座便开门见山：
“我想以别动队的名义在上海建立一支武装力量，需要月笙哥帮忙。”
“怎么个帮法，尽管说。”一听戴笠要建立武装力量，杜月笙来了精神。
“半个月前，我已经在天津搞过一个试点。”戴笠介绍说。
原来，戴笠见各界民众激于民族危机的深重，奋不顾身地投入抗日救亡运动之中，便想趁此机会扩大军统控制的武装力量。他首先以天津为试点，命军统天津站站长组织“便衣队”。不曾想，几日之间便拉起一支2000多人的队伍。这使戴笠大为兴奋，想在上海如法炮制。
恰在此时，上海的洪帮头目，由向海潜领衔，通电“请缨”，说有数十万弟兄愿意听命点编指挥。戴笠信以为真，心想，别说数十万，就是一万也行，立刻向蒋介石建议，组织“军事委员会江浙行动委员会”，由这个委员会出面组织一支“江浙别动队”，协助军统执行任务。蒋介石觉得可行，当即批准。岂料，来到上海找到向海潜，向海潜一通忙活，和他的众多弟兄一再发动群众，最后仅落实几百人。等这几百人的队伍拉出来一看，整个令戴笠翻倒！
“怎么了？”杜月笙饶有兴趣地问。
“整个一支烟枪别动队！”戴笠哭笑不得，“而且，全都是些骨瘦如柴的‘老枪’！”
“你事先应该先问问我，青洪帮的头目哪个我不晓得。”杜月笙说，“向海潜是很热心的一个人，就是牛皮吹得大了些。”
“是想问来着，见你整天忙得四脚朝天。”戴笠一笑说，“眼下也只有你可以帮忙了，最低限度拉出一万人。”
“一万，照说不多。”杜月笙坦率地说，“但你晓得，如果是呐喊助威，聚众滋事，我手下工商两界的群众力量就足够，加上白相人地界的弟兄，莫说万把人，十万八万也是闲话一句。但你老弟是要编组军队，这个要求就不同寻常了。首先，这些人要有个军人的样子，能拉得上战场；其次，黄浦滩头是纸醉金迷的地界，让吃着山珍海味的少年儿郎别妻离子，不经训练就拉上火线，在日本人的飞机大炮下去打仗，这就不是个简单的事体了。”
“嗯……”戴笠听着杜月笙的分析，心情也不免有些沉重，但仍然坚定地说，“无论怎样，天津能拉起两千，上海无论如何要拉起一万。”
“好！”见戴笠信心十足，杜月笙唯有全力支持。
有杜月笙这个话，戴笠就放心了。他晓得杜月笙做事一向留有余地，办成之前绝不夸口，更不会说大话。只要他答应做，事情便成功了八九分。
“实话跟你说，我离开南京之前，已经请示过蒋委员长，委员长表示支持，答应所有番号、军械、弹药、粮饷，都可以由中央颁发。你老兄要是不支持，我都没法向委员长交代！”
一听蒋委员长，杜月笙便眼睛一亮。既然蒋介石明确表态，那么，无论有多大困难，也只能成功，不能失败，还有什么可犹豫的呢？
当下，两个人便商量先成立一个筹备委员会，接着拟定了委员会成员名单，除开戴笠、杜月笙外，其他人也都是政界、军警界、工商金融界大佬。筹备会的地点设在法租界辣斐德路三极无线电学校。
一个月后，一支10800人的别动队迅速组成。别动队下设五个支队，一个特务大队。第一支队约2000人，均为青洪两帮弟子，队长何行健是杜月笙的学生。第二、三支队近7000人，来自各业工人，队长分别为杜月笙的爱徒陆京士与朱学范。第四支队是戴笠在京沪一带负责情报和行动工作的人员，由军统干部张业任支队长。第五支队来自戴笠此前已组织的正在接受训练的高中以上学生以及军训总队的全体官长学生，由戴笠旧部陶一珊任支队长。
别动队人员聚齐，1937年9月上旬，蒋介石先后两次发来电令，颁给“苏浙行动委员会”和“苏浙行动委员会别动队”番号。
“苏浙行动委员会”书记长由戴笠亲自担任，总指挥由曾任军长的刘志陆担任，设委员15人，分别为：杜月笙、戴笠、刘志陆、宋子文、俞鸿钧、吴铁城、贝祖贻、钱新之、虞洽卿、吉章简、蔡劲军、张啸林，以及时任京沪警备司令的张治中等人。
其中，张啸林是杜月笙硬加进去的一员，张啸林在抗战一开始便不断发出颓废悲观的论调，而且任何抗战活动都不曾参加，便一个人跑到莫干山避暑去了。杜月笙为防患于未然，没有得到张啸林的同意，先把他的名字列入委员名单，免得他果真落水当了汉奸。
“别动队”正式成立后，戴笠立即组织训练，分别在青浦和佘山成立技术训练班和教导团，又在松江设立特训班。分期分批对一万多名别动队员进行短期军事训练。除了常规的作战训练，还有从事游击战所必需的侦探、破坏、突击和暗杀等特种技能训练。之后，投入到抗战之中。
二、豪门大佬赴香江
就在杜月笙为抗战忙得寝食难安的时候，日本人却在为他大动脑筋。
“八·一三”淞沪之战爆发后，日本人急于考虑在上海建立傀儡政权，以贯彻“以华治华”的方针。杜月笙便是他们建立傀儡政权首选的最重要人物之一。
当时上海的日本总领事馆、日本陆军部、海军部的特务机关，每月都会拨出专项经费用于对杜月笙的跟踪调查，以不断向有关方面提供杜月笙的准确情报，有关方面再根据这些情报，做出拉拢策反的行动方案。
早在“八·一三”淞沪之战爆发前，便有第一个日本人走进华格臬路杜公馆，对杜月笙进行拉拢利诱，这个人就是日本海军军令部长永野修身。当时永野修身从日内瓦回日本途经上海，特地由翻译官和日本驻沪总领事陪同，登门拜访杜月笙。
永野修身和日本驻沪总领事的名刺递进来之后，杜月笙十分惊讶，因为杜月笙与日本头面人物素无往来。但是这位海军司令告诉杜月笙，他是专程来与杜先生谈生意的。
“日本海军准备投资3000万日元，在上海开一爿‘中日建设银公司’，请问杜先生可否愿意合作，出任公司董事长？”
投资3000万日元开一爿建设银公司，这个诱惑太大了！可是，杜月笙晓得，上海有一家“中国建设银公司”，是宋子文创办的，日本人要办一爿“中日建设银公司”，岂不是和“中国建设银公司”相对抗？
“办这个‘中日建设银公司’，就是为了和上海的‘中国建设银公司’一争高低。”永野修身坦率地说，“以我们雄厚的资本，以杜先生的能力，这场竞争我们必胜无疑。”
商业竞争本无可厚非，倘若在日本侵华之前，要杜月笙与日本人合作发财，杜月笙或许会有顾虑。可眼下，日本人已进犯中国，这就等于人家打你，你还在给人家加油。这种事体杜月笙做不来。
“承蒙永野先生看得起我，不过……”杜月笙委婉地回答，“以我一个普通老百姓的身份，去跟外国政府机关合资办公司，这恐怕有点不合体制吧？”
“既然杜先生这样想，我们可以换一种方案。”永野修身又拿出了第二套方案，“由杜先生个人出面组建一爿规模宏大的银公司，所用资金，全部由日本海军提供，银公司的经营运作，由日本海军背后助力，尤其悉照前议。”
“这样一桩大事体，容我考虑一下。”杜月笙只好来一个缓兵之计。
待永野修身返回日本后，杜月笙派人往见日本海军驻沪武官，请其转陈永野修身：
“前次所谈，极感盛意，唯碍于国家民族之义，未敢从命，歉仄之处，伏祈鉴谅。”
继永野修身之后，即“八·一三”沪战爆发之后，又有两位日本人先后走进华格臬路杜公馆。他们使出的招数是死缠烂打，威逼利诱。
先是板西利八郎，这位是著名的中国通，他向杜月笙许愿：如果杜月笙在日军占领上海后留下来与日军合作，将给予杜月笙在上海滩最高的政治地位，和经济合作上的诸多好处。
平心而论，杜月笙是不愿意离开上海的。他发迹于黄浦滩头，门生弟子、亲朋好友，以及庞大的事业和“安乐窝”全都在上海滩，离开了上海滩他将一无所有。但是留下来，日本人不允许他做寓公，他只有一条路：当汉奸。这是他无论如何不能接受的。
于是，杜月笙与板西利八郎虚与委蛇，凡事避免正面回答。板西利八郎数次莅临杜公馆，始终得不到明确答复，渐渐失去耐心，一怒而去。
接着，土肥原贤二登场。
土肥原贤二是日本特务的开山祖师，当过日本驻东北特务机关长。1937年“七七事变”之后，土肥原贤二高升日本大本营特务部长，并随着沪战爆发而南下上海。
与板西利八郎不同的是，土肥原贤二一出场就自以为捏住了杜月笙的杀手锏，他几乎肯定杜月笙不会离开上海，他的结论是根据杜月笙在上海滩“呼风唤雨”与“挥金如土”这两项而得出的。离开了上海滩，杜月笙将人脉尽失，家财尽无。他既不是国民党，又不是共产党，他完全没必要付出如此大的牺牲。
因此，土肥原贤二一进杜宅，便笃定地对杜月笙说：
“杜先生，想必你也明白，离开上海你将不再是天下闻名的杜月笙。既然如此，何不痛痛快快与皇军合作一场呢？”
土肥原贤二说完，胸有成竹地望着杜月笙。
“这个事体很复杂。”杜月笙沉思良久，仍不做正面回答。
“你以为还会有其他选择吗？”
土肥原贤二50出头的年纪，由于面部肌肉松弛，特别是眼部肌肉下垂，使他看上去总是笑眯眯的样子。但是他说出的话却是软中带硬，充满了火药味。
“你出钱出力，奔走呼号，支持国军攻打皇军，造成皇军的重大伤亡。这些皇军都有登记在案。”土肥原贤二说得慢条斯理，却句句充满杀机。“倘若杜先生不肯为皇军效力，我土肥原也不是等闲之辈，我会列举你对皇军的种种反抗行为，加以严厉膺惩。”
杜月笙原本以为，在上海沦陷之前，土肥原贤二不会对他怎样。岂料，第二天正在辣斐德路的公馆与学生子徐懋棠商量离开上海的事，便有一架东洋军机在头顶上盘旋示威，徐懋棠刚在蒲石路买了一幢十八层楼公寓，征得杜月笙与姚玉兰的同意，当天下午便将这一处公馆搬到了蒲石路，住进十八层楼的公寓大厦。后来抗战结束后回到上海，杜月笙与姚玉兰仍然住在蒲石路十八层大厦，时间一久，上海人便称姚玉兰为“十八层楼太太”。
接着，杜月笙开始安排赴港事宜。当时张啸林从莫干山归来，杜月笙来到隔壁张公馆，劝张啸林一道赴港，被拒绝后又前往黄公馆向黄老板告别。黄金荣年届古稀，不想离开上海，他关照杜月笙：
“月笙，你放心走吧，走得越早越好，免得晚了生麻烦。”
平时杜月笙忙得四脚朝天，往往想不起过来看望黄金荣，让黄金荣免不了对杜月笙发几句牢骚。如今杜月笙即将远行，黄金荣也顾不上再抱怨，倒像是生离死别，多了无尽的伤感。
回到华格臬路杜公馆，杜月笙开始与戴笠拟定留沪人员名单，策划安排日后“地下工作”。对杜月笙来说，是通过这些人遥控指挥上海，以保住他在上海的地盘。
经过密谋协商，杜月笙准备留在上海从事“地下工作”的，主要有他的管家万墨林，秘书徐采丞，私人账房黄国栋，亲信律师朱文德等人。这些人中，尤以万墨林、徐采丞最为重要。
万墨林身为杜公馆总管，对杜月笙所有门人弟子、至交亲朋以及租界、商界、军政界的关系都了如指掌，以往联络等具体事宜都是由他经手。
徐采丞一直跟东洋人打交道、做生意，他和日本财阀三井、三菱都有关系。与日本驻沪特务机关长川本大作也很熟。徐采丞原是上海地方协会总干事，以这个身份留在上海，充任杜月笙的私人驻沪代表，会有诸多方便。
接着，杜月笙又抓紧时间安排杜氏门人、帮会弟子以及恒社弟子的去留事宜。
另外苏浙别动队完成掩护撤退任务以后，一部分换上便装回家了，一部分参加了戴笠的军统，如于松乔等人，成为“军统上海区行动二队”成员，专门从事暗杀活动。另一部分撤退到安徽江苏交界的屯溪、歙县等处，后经戴笠改编，又吸收一些散布在浦东及太湖地区的土匪武装，组成“忠义救国军”。
但是，还有一批与杜月笙直接相关的人物，是来自浦东的地痞、盗匪和盐枭，他们仍旧保持一支武力，留在浦东家乡打游击。这一支队伍成为以后杜月笙在香港直接遥控指挥的武装力量。
一切准备妥当，11月25日晚间，宋子文的一个电话打到杜公馆。
“船票已买好，渣华的‘阿拉密司’号，停在公和祥，明天晚上上船。”
“好，准时赶到。”杜月笙答应一声，放下了电话。
26日晚，杜月笙像往常外出一样，带一名随身仆役，从华格臬路登车出门。在附近监视的日本特务看到，以为杜月笙又是去四太太那里过夜，因此未加提防。杜月笙的汽车躲过日本人的监视之后，调转方向，开往法租界公和祥码头，竟然一路畅通无阻。
车到公和祥码头，“阿拉密司”号英国客轮灯光灿灿，杜月笙登上英国豪华邮轮。在灯光荧荧的大餐间里，早有一群高冠峨服，雍容华贵的中国大佬，围坐在一张大圆桌前。杜月笙一眼望去，只见宋子文、俞鸿钧、钱新之、胡笔江、徐新六……都是他极熟极要好的朋友。
“杜先生来了！”
不知哪个一声惊呼，顿时一片寒暄。于是一一握手，谦让入座。
当一帮中国大佬在英国豪华邮轮分别归房就寝之后，成千上万东洋兵还在十六铺、杨树浦，沿黄浦江两岸布岗巡逻，准备随时拦截中国留在租界的那几位大佬。
翌日凌晨，“阿拉密司”号悄悄启航，徐徐通过黄浦江，辞离吴淞口，驶入万顷烟波、浩瀚无际的中国东海，直航香港。
三、遥控抢救落水大员
到香港后，杜月笙把家人、朋友、门生弟子一拨一拨地接来，住进香港九龙柯士甸道113号到115号。
为了阻止一些受到东洋人青睐的人物投奔到“膏药旗”下，落水当汉奸，蒋介石任命杜月笙为“中央赈济委员会”常务委员，兼港澳救济区特派员。接此任命后，杜月笙在香港成立了“赈济委员会第九区赈济事务所”，自任事务所主任。同时，杜月笙又亮出他原有的“中国红十字会”副会长的招牌，由于会长王正廷正在驻美大使任上，杜月笙便把“红十字总会办事处”也设到了香港杜公馆。
“赈济委员会”挂牌后，杜月笙开始着手“解救”日本人选定的傀儡政权人选。经杜月笙遥控指挥，先后接到香港的有：段祺瑞的司法总长章士钊、交通总长曾毓隽、财政总长贺德霖、外交总长颜惠庆、陆军总长吴光新、临时参议院副议长汤漪等人。这些人来港之初，大都住在九龙柯士甸道杜公馆。再加上半个东道主的许世英——段祺瑞任临时执政的北洋政府第28任国务总理，以至于有人说：“香港杜公馆开出一桌饭，俨然是段祺瑞内阁复活了。”
根据国民政府的要求，杜月笙还动员了其他一些有影响的人物迁居香港。这些人包括前清遗老、北府官员，甚至社会名流、文人学者，凡是能来的，都安排他们秘密南下。来不了的便派人按月送一笔生活费，让他们生活无忧，抹得下脸来对付东洋人的威逼利诱。
在此阶段，杜月笙最为突出的贡献是，遥控指挥万墨林与徐采丞，将高宗武、陶希圣及眷属秘密接到香港，使汪精卫与日寇的卖国交易“日汪密约”得以公布于世，给了汪精卫以及即将建立的傀儡政权以沉重打击。
此间，杜月笙在赴重庆请示蒋介石，遄返香港途中，所乘飞机遇日本军机扫射追逐，飞机拼命盘旋攀高，以逃脱敌机的轰击。当时民航机没有空调，也缺少安全设备，乘客坐在飞机上，身子随着飞机的翻腾猛烈地摇来晃去，时下时上。杜月笙原本体质瘦弱，经此一番折腾，几乎昏厥。最后飞机升到8000米高度的时候，杜月笙已经呼吸艰难，几度窒息。最后虽死里逃生，却落下终生难以治愈的毛病——哮喘病。
1939年夏，为了统一各派系在沪的指导工作，在杜月笙和吴开先的建议下，国民党成立了“上海统一委员会”，任杜月笙为统一委员会主任委员，吴开先兼任书记长。常务委员为杜月笙、吴开先、戴笠、蒋伯诚、吴绍澍。
杜月笙得了这个“主任委员”的任命后，曾问蒋伯诚这是个什么级别的官。蒋伯诚笑称：
“要论级别么，这个级别是见官高一级，因为主任委员是委员的头头。要说这个官有多大么，比上海市长还大，因为上海市长管不了当地的党、团、协会。要讲派头么，比行政院各部长派头要大，因为部长都怕特工，而你是领导特工首脑的。”
杜月笙一听哈哈大笑，自家戏谑说：
“如今我倒得了个无冕之王。”
话虽如此，杜月笙心里还是非常得意的。事实上，这个委员会也是他可以随意捭阖，玩弄于股掌之中的。因为五位常务中的其他四位，都与他有着特殊的关系。戴笠是杜月笙的把兄弟，蒋伯诚是杜月笙的玩场知己，吴绍澍是杜月笙的学生，吴开先是杜月笙极为要好的朋友。
同时，这个统一委员会还相当于一个上海的地下政府。在国民党内部，军统、中统互相倾轧，除蒋介石本人以外，还没有一个人统一领导过这两个机构。如今杜月笙这个党外人士居然能驾于二者之上，尽管只是在表面上，但也是空前的，因此有人称杜月笙为“统统”。
“统一委员会”成立后，杜月笙把他在沪的主要联络人员介绍给吴开先，并建议把徐采丞和万墨林吸收为统一委员会工作人员。并随后派人去上海，关照徐采丞和万墨林，要积极配合吴开先的工作。
后来吴开先到了上海，与蒋伯诚、吴绍澍商量后，召集徐采丞、万墨林等人，传达了“上海统一委员会”的成立过程，正式任命了一批工作人员，其中，万墨林为总交通员。
在杜公馆的留守人员中，万墨林是替“统委”工作最卖力的一个。他不仅将恒社弟子通讯录交给吴开先，让他随意差遣杜门各路能人，“统委”每个月的例会，以及临时会议，都由他物色新的地点，由他通知、联络。
徐采丞更是一个不可或缺的人物，他被重庆方面任命为“直属通讯员”，在他的寓所里设有秘密电台，可以和重庆有关方面直接通话。尤其当重庆方面有人落入日伪手中，他都能通过和日本人的关系，将这些人保释出来。
“统委”在上海做了不少工作，其中成就最大的，就是与汪伪争夺上海金融工商巨子，劝导他们离沪赴港，充实抗战力量。至于那些无法离开上海的，也要通过做工作，使他们拒绝与汪伪合作，因而使上海沦陷区的金融工商，尚能配合中央政府的各项政策。其中劝导虞洽卿，却是费了一番周折。
上海沦陷，虞洽卿滞留上海。东洋人为了诱他投降，特地从日本搬来一个与虞洽卿有旧交情的80余岁老翁，对虞洽卿进行攻心术，劝其与日汪合作。虞洽卿怕落下“汉奸”的名声，轻易不敢答应，但他与日汪的往来从未间断。周佛海写了一本《不堪回首话当年》的小册子，交给一些动摇分子，其中包括虞洽卿。虞洽卿看过小册子后，称赞周佛海“会写文章”，并随后与汪精卫、周佛海、陈公博、丁默邨等人先后见面。
吴开先闻知此讯，焦急万分。虞洽卿不仅是金融工商界相当有影响的人物，而且与蒋介石关系密切。他一旦落水，将把蒋介石推向一个十分尴尬的位置，同时公众舆论对蒋介石的国民政府也将更为不利。怎样才能赶在日汪前面，将虞洽卿拉出上海，一时成为“统委”的头等大事。
“这好办，”万墨林对吴开先和蒋伯诚说，“只要你们一句话，我马上告诉戴老板手下的人，很容易动手。”
万墨林之所以出此计策，自然是为杜月笙着想。虞洽卿为了和杜月笙争夺上海地盘，长期明争暗斗。虞洽卿出道早，杜月笙后来居上，势头强劲，两人表面上嘻嘻哈哈，内心里却刀锋相向。
“使不得！”蒋伯诚立刻表示反对，“没有委员长的命令，哪个都不敢动虞洽卿。”
“是的，事体远没到那一步。”吴开先也赶紧附和，然后说，“不如以吴铁城的名义拟一封电报，告诉他立刻去重庆，否则会有性命之虞。然后再派几个人去吓他一下，我想他大概就会开溜了。”
随后连骗带恐吓，迫使虞洽卿一路逃到香港。杜月笙以上海统一委员会的名义为虞洽卿“压惊”，不久，虞洽卿由香港去了重庆。
在“统委”的运作下，无论日方如何逼迫汪伪政府，无论汪伪政府如何威胁利诱，直至汪精卫抑郁而死，以至抗战胜利，始终没拉到一个上海金融工商界的知名之士。相反，当1941年重庆发行美金胜利公债，上海银行钱庄两业、工商机构，甚至平民百姓，却能在“统委”号召下，募得巨大数额资金。
四、杜门弟子铁血除奸
杜月笙作为“上海统一委员会”主任委员，要协调帮助重庆各派系在上海开展工作。由于杜、戴一家亲，帮助军统除奸，对杜月笙来说便是责无旁贷。戴笠在上海成立一个专门从事暗杀除奸活动的“行动小组”，其组长便是杜月笙的得意门生——原别动队第二支队的大队长陈默。
陈默将杜门在上海滩的力量使用的得心应手，可谓要人有人，要钱有钱，要枪有枪，制裁敌伪的锄奸工作，便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
1937年12月30日，准备加入汉奸组织伪“上海市民协会”的绅商闻人陆伯鸿从吕班路寓所外出时，被一名“水果小贩”一棍打死。
1938年1月14日，上海有名的“强盗律师”，专替强盗开脱的范罡，由于此间正忙着活动上海两特区法院院长职务，在威海卫路自家门口，被一颗飞来枪弹射中，当场倒地毙命。
紧接下来，伪“上海市民协会”负责人尤菊荪、“委员”杨福源、“上海市政督办公署秘书长”任保安，“市民协会主席”顾馨一，东洋人伪绥靖第三区特派员中本达雄，都先后遇刺身亡。文化汉奸余大雄甚至被人杀死在汉奸大本营——虹口新亚酒店的浴缸里。
这一系列的暗杀案，都是陈默行动小组所为。抗战初期，从1938年1月到1939年底，陈默的行动小组共除掉大汉奸及日本人62名，干过22起大的破坏，包括炸仓库、烧栈房，甚至焚烧了日军多艘舰艇和20多艘军用小艇。
一时间，大上海腥风血雨，陷阱密布，唬得日伪个个胆战心惊。
此后，杜门和军统配合，做出几件暗杀“大人物”的血案，令整个上海滩为之震惊。其中便包括刺杀张啸林一案。
杜月笙赴港后，张啸林投靠日本人，大发国难财。他专门为侵华日军强征粮食、棉花、煤炭等物资，依仗关系多，门路广，地理熟，又有日本人做靠山，在运输的事体上甚至动用杜月笙的力量，以至于几乎包揽了上海与华中之间的煤、米、棉生意，在军需物品的供给上给日本人帮了大忙。
杜月笙曾多次派人到张公馆劝他歇手，换来的却是张啸林的一通怒骂。1940年8月14日，张啸林接到伪“浙江省主席”的委任状，在即将上任时，却被贴身保镖林怀部杀死在家中。
那时，杜月笙正在香港告罗士大酒店八层楼咖啡座上，与时任军统香港特别区区长的王新衡聊天，倏忽之间，发现一条人影幽灵般飘过，正向他们这边徐徐而来。杜月笙惊了一下，抬头看时，是秘书翁左青。
翁左青是张啸林的朋友，早年跟随张啸林来到上海，“三大亨”合作三鑫公司，从隔壁头踱到杜公馆做了总管秘书。此时他脸色惨白，泪眼姿娑，伸出抖抖索索的手，递给杜月笙一份刚收到的急电。
杜月笙惊疑不定地望他一眼，伸手接过电报，略一浏览，立刻泪水纷飞。当时茶座上众目睽睽，杜月笙不管不顾，只是双手掩面，吞声饮泣。
王新衡拿起电报一看，晓得张啸林出事了，心中也不免一阵凄凉。
“大帅走错了路，也是没法子的事体。”王新衡安慰道。“人死不能复生，杜先生你还是节哀顺变。”
王新衡越是安慰，杜月笙心里越是难受。杜月笙晓得杀掉张啸林是迟早的事，虽然杜月笙从不向陈默询问这件事的进展，但其中所有细节，他都一清二楚。那是因为戴笠会随时与他沟通，万墨林会随时向他汇报。只是，如今人真的去了，心里依然是伤感、伤痛……
杜月笙当众哭张啸林，并非为了“表演”，但却起到很好的宣传效果，以致他身边许多人都认为，除掉张啸林与他毫无关系。
随后除掉傅筱庵，与杜月笙有着更直接的关系，但杜月笙已无需回避了。
杜月笙进身金融工商业，得到过傅筱庵不少关照。后来傅筱庵被通缉逃往大连，杜月笙帮忙把他请回上海，虽然保证了他的人身安全，但傅筱庵的中国通商银行却被塞进了官股，总经理一职也被官方拿走，董事长却落到了杜月笙手里。傅筱庵大权旁落之后才明白，杜月笙和宋子文、孔祥熙合演了一出双簧。
抗战爆发后，杜月笙远走香港，傅筱庵终于有了翻身机会。东洋人占领上海，将租界以外的市区改为“大道市”，傅筱庵成了这个“大盗市”的首任市长。上任伊始，气焰不可一世。
傅筱庵的落水，一方面给蒋介石争取上海金融工商界人士带来麻烦，令蒋介石忍无可忍；一方面帮助汪伪破坏军统的地下组织，令军统恨之入骨。加之，在蒋介石命戴笠行刺汪精卫的行动中，傅筱庵起了破坏作用，令蒋介石大为恼火，立刻命令军统，不惜一切代价杀掉傅筱庵！
杜月笙闻讯，秘传万墨林，积极配合军统完成这个任务，需要多少经费都没得说。
傅筱庵的公馆地处日本控制区虹口，戒备森严，五步一岗，十步一哨，暗杀行动十分困难。因此，杜月笙指示采取“迂回战术”，命令万墨林等人施巧计使傅筱庵祸起萧墙，腋下生变。万墨林终于找到这样一个机会。
杜月笙有一个山东保镖，姓张，脑瓜活络。杜月笙赴港后，这位保镖留下来归万墨林指挥。万墨林和杜门中一些人打过招呼后不久，有一天这位保镖找到万墨林，神秘地说：
“万先生，生意来了！”
“哪一桩？”
“当然是戴老板十万火急的那一桩！”
“傅筱庵？”
“对极了！”
原来，傅筱庵家有个老佣人叫朱升源，自幼父母双亡，刚开始到傅家当佣人的时候，专门服侍傅筱庵的父亲。由于为人可靠，手脚勤快，很得傅筱庵的父亲信任。傅筱庵的父亲临终时，特地嘱咐朱升源好好服侍傅筱庵。朱升源不负所托，一直随侍傅筱庵30多年。傅筱庵落水，整天担心被杀，疑心疑鬼，连老婆都不敢相信，唯独信任朱升源。朱升源去傅筱庵家做佣人之前，在日本人的工厂里做过童工，受尽日本资本家的欺负，对日本人非常反感。他曾劝傅筱庵辞去“大道市长”职务，免得遭人暗算，但傅筱庵听不进去，朱升源因此对傅筱庵日渐不满。
张姓保镖把这些情况告诉万墨林后，万墨林从杜公馆的工作费中拿出两万大洋交给他，让他去策反朱升源。
1940年10月9日晚，傅筱庵乘坐装甲汽车去参加日本人举行的宴会，凌晨3点左右，喝得大醉而归，进屋便一头倒在床上，呼呼睡去。
朱升源见时机已到，将事先准备好的菜刀藏到短袄衣襟里，蹑手蹑脚地进了傅筱庵的房间。见傅筱庵仰面朝天，鼾声如雷，便抡起菜刀，照着傅筱庵的脖子猛砍下去。傅筱庵没来得及哼一声，便已身首异处。
随后，朱升源逃到法租界，由万墨林安排躲藏起来，后由军统局沪一区安排，经浙江金华逃往重庆。朱升源到重庆后，戴笠发给他5万元奖金。朱升源靠这笔钱，在重庆张家花园开了一家小型手工卷烟厂，从此以此为生。
一个接一个的除奸大案，给汪伪政权带来极大破坏，汪精卫对杜月笙恨之入骨，数次派人潜往香港行刺杜月笙，均未得逞，于是决定从驻沪大员下手，先后将万墨林、吴开先、蒋伯诚、吴绍澍、王先青抓捕下狱。
重庆驻上海头脑被汪伪一网打尽，杜月笙在重庆急得如热锅上的蚂蚁。当时香港沦陷，杜月笙已迁居重庆。幸好徐采丞不曾受到牵连，否则那真叫上天无路入地无门了。杜月笙把千金重担放到了徐采丞的肩上。
徐采丞也不负重托，倾力奔走，自普通狱卒看守到承审人员，以致日方军政要人，大把大把的洋钿往里掼，杜月笙因此耗资在100万元以上。
这一仗打下来，首先徐采丞的洋钿掼得到位，其次是形势变化出奇的快，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后，日本为了从中国战场抽身，加紧了对国民党政府的诱降，对于重庆方面的大员采取了诱惑拉拢的手段。因此，五个重庆分子竟然没有吃苦头，于1942年10月相继恢复自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