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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章 春风得意好事连连

一、杜大亨再纳新宠

在杜月笙声誉日隆,事业突飞猛进的时候,1930年,42岁的杜月笙遇上了挚爱大半生的女人——姚玉兰。

姚玉兰是京剧老生演员筱兰英与梆子青衣姚长海(艺名一斗金)的长女,9岁坐科学艺,12岁正式上台演出。工青衣、花衫及老生。更难能可贵的是,姚玉兰还能演关公,当时坤伶能演红生戏的极少,她则每唱必红。

杜月笙与姚玉兰的相遇,是在黄老板开设的黄金大戏院里。当时,黄金大戏院请到了三位红极一时的名坤伶——姚玉兰和她的母亲筱兰英、妹妹姚玉英,这母女三人,老太太筱兰英除了红生戏,无论老生、小生、武生甚至花脸,无不兼长。二小姐姚玉英工花脸、丑角、武生。母女三人合挂一块牌,在戏迷们看来着实新鲜,尤其三母女是梨园世家,唱念做打俱佳。母女三人合演《群英会》带《华容道》,筱兰英前鲁肃后曹操,姚玉英前周瑜后周仓,姚玉兰演关公,一时轰动上海滩,黄金大戏院场场客满。

杜月笙素爱平剧,自己也能票几出戏,唱的是须生和武生,黄金大戏院来了三位响当当的名伶,特别是有两位年轻貌美、色艺双全的小姐,他岂有不去之理?第一天便定了包厢,带着随从保镖,大队人马浩浩荡荡地开进了黄金大戏院。母女三人这一出《群英会》,看得他流连忘返,恋恋不舍。姚玉兰扮演的关公,让他看得如痴如醉。

戏一散场,杜月笙便来到后台拜访母女三人。见到便装的姚玉兰,花容月貌,端庄秀丽,杜月笙更是心旌摇曳,巴不得马上娶回家金屋藏娇。可当他刚一张口要与姚玉兰说话时,筱兰英立刻挡了过来:

“杜先生,久仰!久仰!”

“哦,筱老板……”

杜月笙刚要说些恭维的话,却见姚玉兰和姚玉英乘机转身躲进了化妆室,不禁大为扫兴。他杜月笙无论在堂子里捧花魁,还是在舞厅捧舞女,抑或是在戏院捧角,哪个不是以他的光顾为荣幸?只要他到场,何时不是莺莺燕燕,肉屏风围得水泄不通!偏偏这母女三人,见到他像见到了那摩温,一时觉得大塌其台,气愤难平。而面对筱兰英,偏偏又不敢发泄。他心里十分清楚,要降服这母女三人,让姚玉兰乖乖就范,决不可采取强硬手段。

当下,杜月笙胡乱搭讪两句,便自家寻个台阶离开了后台。

接下来,姚玉兰唱完红生唱须生,越唱越火爆,杜月笙每逢有姚玉兰登台,无论多忙必定驱车前往黄金大戏院。他自家捧场还不算,还要拉一些朋友去看。适逢老把兄王柏龄来上海,杜月笙立刻拉着王柏龄去看姚玉兰的须生戏。

王柏龄一看姚玉兰的扮相做功唱功,当即赞不绝口,杜月笙听了心里更是奇痒难熬。他娶了三房太太,仿佛不曾尝过相思的滋味。和沈月英那时,虽然经历了点波折,但心里似乎也不曾怎么难过,当时不过是要成个家,换个张月英、刘月英似乎问题不大。和二太太、三太太更不消说,就是冲着认几个字、清纯小家碧玉去的,对方家里也是看上了他的财势,一拍即合。唯独这个姚玉兰,日日夜夜让他沉迷于她的举手投足余音绕梁之中,挥之不去,剪不断,理还乱,尝尽了因求之不得而魂牵梦绕之苦。

“柏龄哥,我想讨她做太太!”杜月笙说。

“好哇,”王柏龄拍手赞成,说,“你把她娶进门,闺房里面对唱起来,那才是人生一乐。”

“哎,可惜……”

“可惜啥?”

“怕是没那么容易!”

“就凭你杜月笙的鼎鼎大名,这个还不够?”

“唉,她们是讲究老法规矩的梨园世家,那位老太太好厉害,三母女形影不离,捧她捧到了今天,我还不曾跟她说过一句话!”杜月笙沮丧地说。

“既然这样,何不把金荣哥拖出来做媒?”

杜月笙一想,也对,对于筱兰英这样的老太婆只能用媒妁之言。但这个大媒人不是黄老板,而是黄老板的儿媳李志清。

原来,黄老板隐退之后,几爿戏院全都交给他的儿媳李志清打理。李志清是老板,又是女流,与筱兰英母女三人接触便多了起来,自然也就成了闺中密友。

杜月笙打探到这个情况,当下便驱车前往钧培里黄公馆,李志清已经等候在小会客室。

“杜家叔叔,有啥事体?”

“重要事体。”杜月笙神秘一笑说,“妹妹,你和筱兰英满要好?”

“妹妹”是黄家长辈对李志清的称呼。

“满要好的。”李志清回答说。

“那好,我托你办一件事。”

话虽如此,但杜月笙和一个小辈把这件事说清楚,还是很费了一番工夫。李志清听得咯咯直笑:

“好了,杜家叔叔,我晓得了。我去和筱兰英说说看。”

等李志清将杜月笙的意思对筱兰英一说,母女三人都颇感意外。杜月笙一直给姚玉兰捧场,筱兰英和姚玉兰心里都有数,却也没想到这位大亨动了真格的。要说杜月笙的声望、财势,以及他对姚玉兰的一片真心,筱兰英未尝不想有这么一位金龟婿。但是,抛开年龄相差十几近二十岁暂且不说,这头一桩做妾,以姚玉兰正值青春年华,花容月貌,又在平剧艺术上造诣颇深,追求她的富家子弟也不在少数,她是定然不会答应的。

李志清把筱兰英的话毫无保留地转告了杜月笙。杜月笙略一沉思,对李志清说:

“你可以转告她们,无论我杜月笙前边有几房太太,我与姚玉兰都要正式结婚,我决不会把她当作偏房。”

李志清又把杜月笙的话传给筱兰英,筱兰英又把她的想法传回来。几经商讨,姚玉兰和她的母亲提出了最后的条件:

一、必须明媒正娶,用龙凤花轿抬进杜公馆,享受正房夫人的待遇。

二、必须另设公馆,与华格臬路杜公馆里的那三位夫人分开来住。

李志清把这最后的条件传过去,杜月笙一口答应,随即下了聘礼,并在辣斐德路租下一层豪华考究的西式楼房,准备择日成婚。

正当杜月笙紧锣密鼓准备着婚事的时候,住在华格臬路的三房太太听说了此事,一个个极为震惊。于是,平日争风吃醋,各踞一楼,互不往来的三房太太,居然凑到一起,商量阻挠的计策。她们想以儿子为杀手锏,逼迫杜月笙放弃娶姚玉兰的想法。最低限度,应该把她的身份定为四姨太,而不是和正房夫人平起平坐。

岂料,三个女人的反常行为引起了万墨林的注意,他赶紧派听差、娘姨跟进,了解到她们真要以儿子要挟杜月笙。为预防意外,万墨林打电话将这一情况报告给杜月笙。

旋不久,杜月笙赶回华格臬路杜公馆,将三个女人喊到会客室一通臭骂,尤其将沈月英骂得狗血喷头。沈月英见杜月笙当着两位姨太太的面,公开把她一通臭骂,当时便气得面色铁青,双腿一软瘫倒在地上。

“把她弄回她的屋里!”杜月笙大声呵斥道,“永远不要让我再见到她!”

沈月英被下人架走,杜月笙又回过头,对着两位姨太太大发雷霆:

“你们都看到了,她好歹是正房,我暂且留她住在公馆,你们两个该晓得自家身份,哪个待得不痛快立马从这里给我滚出去!”

两位姨太太一见,哪里还敢说什么,赶紧忏悔、认错,一致把责任推到沈月英身上。杜月笙这才作罢。

处理好华格臬路的三房太太,杜月笙与姚玉兰的喜期已到,杜月笙用一顶龙凤花轿将姚玉兰抬进了辣斐德路辣斐坊16号新设的杜公馆。杜月笙大摆筵席,大事庆贺,婚事办得比娶沈月英的场面更大,更风光,更热闹。

到场庆贺的亲朋好友都为杜月笙得到这样一位可以抛头露面的夫人而高兴。因为许多年来,杜月笙在对外交际方面都是独来独往,光棍一根。他的前三位太太都是旧式女子,既不喜欢出门,也做不来外间的一切应酬。而姚玉兰自幼跟随父母闯码头,见过世面,又是走红多年的名伶,说话一口京腔,清脆响亮,杜月笙正需要这么一位风光体面的太太。

婚后,出于共同爱好,夫妻二人常常闺中切磋须生演唱技艺,兴味无穷。姚玉兰洗尽铅华,专心做起了杜太太。但凡遇有赈灾义演,或者亲朋好友凑兴一起彩排,姚玉兰也会粉墨登场。

第二年,姚玉兰生下一个女孩,这是杜月笙的第一个女儿,杜月笙如获至宝,给女儿取名杜美如。杜美如满月的那天,辣斐德路杜公馆大宴亲朋,同时组织演出堂会,由当时风靡上海滩的梅兰芳、马连良联合演出,一时盛况空前。

姚玉兰自打进了杜公馆,差不多得了专宠,如今又给杜月笙生了一个千金,更是母以女贵,被杜月笙宝贝得不得了。

而华格臬路的三房太太,差不多等于被打入了冷宫。倒是三太太孙佩豪豁达些,能够排遣心中郁闷,将全部精力放到了两个儿子——维屏和维新身上。两个儿子念到初中后,三太太便报请杜月笙同意,带着两个儿子到英国伦敦求学去了。

二太太陈帼英却是每天在醋意中耿耿于怀,好在华格臬路杜公馆场面大,杜月笙的许多活动要在这里进行,杜月笙在华格臬路公馆留宿的时候,没有了三太太孙佩豪的争宠,二太太陈帼英倒是多少得到一些宠爱。

正房夫人沈月英却是格外萎靡、消沉。唯一的儿子杜维藩长大了,每天要出去读书,服侍他的娘姨保镖丫头当差一大堆,沈月英插不上手,也懒得过问,便一天到晚躺在烟榻上,吸食鸦片,烟瘾越来越大,加上本来身体虚弱,多灾多病,以至闭门不出,几乎与世隔绝。抗战期间,杜月笙和杜维藩从香港转到重庆的时候,沈月英在华格臬路杜公馆病逝,终年48岁。

二、开祠盛典创纪录

1931年前后,是杜月笙一生中的峰巅时期,这一年,他实现了一个终生夙愿,兑现了29年前对外婆发下的誓言:

“我将来回来,一定要一身光鲜,一家风光!我要起家业,开祠堂!”

1930年,杜月笙斥资50万元,以祖宅杜家花园为中心,收购周围土地50亩,建造起一座水木清华的祠堂。祠堂为五开间的门面,凡三进,头进是轿马厅,二进大厅,三进便是栗主奉安之所,亦为飨堂。门前两边雄踞的两座石狮子各有一人多高,栩栩如生,气魄壮观。飨堂里的一楹一柱,一龛一屏,莫不精工雕刻,蟠龙虬凤,精美至极。飨堂里将供奉杜氏祖先总主一座,大厅里供的是福禄寿三仙,又有两座一人半高的云南大理石屏,远山苍茫,白云泱泱,神似一幅写意名画。

杜氏家祠附设的图书馆,亦称藏书楼,是一幢两层楼的白石建筑,中分五楹,两旁各有一大间厢房。楼中藏书10万卷,全由杜月笙友好门人捐赠。

藏书楼之外,另建一座杜氏学塾。由于杜月笙幼年时家里贫困,不曾念过几天书,他要造福乡邻,让乡邻的孩子能有机会读书。

1931年初夏,祠堂及附设藏书楼、学塾全部竣工,由于杜月笙祖上三代无从稽考,便做了一座总神主。为了把这座总神主从华格臬路杜公馆护送到浦东高桥杜氏祠堂,杜氏门人朋友成立了一个庞大的领导机构:

总理三人:虞洽卿、黄金荣、王晓籁。

协理七人:张啸林、金廷荪、郭祖绳、蔡琴荪、胡咏莱、兪叶封、李应生。

而文书处的八人,主任是前国史馆副馆长、袁世凯称帝“筹安会”六君子中允称首魁的杨度。副主任是江西议员、民初政坛要角汤漪。六位秘书除国民政府委员、办公处秘书长陈群外,其他五位皆为沪上名流。由于这八位资望之高全国瞩目,因此方有“杜公馆八大秘书”之说。

开祠盛典之前,遍及全国18行省的各种贺礼,从天南地北四面八方飞来。而送礼之人,几乎囊括了所有达官贵人、社会名流、富商巨贾,既有国民政府主席蒋介石、实业部长孔祥熙、外交部长王正廷、军政部长何应钦、监察院长于右任等“党国”政要,又有前北洋政府大总统徐世昌、前临时执政段祺瑞、前国务总理顾维钧等过气高官显贵,更有各省主席、地方护军使一级的官员,其声势之显赫,令人咋舌。

为了接待来自全国各地的客人,祠堂门前搭起一座五层高的富丽堂皇的彩楼,彩楼中央是戏台,楼后是佳宾剧场,彩楼下是一片可容纳数千人的广场。

祠堂西面是一个硕大无朋的席棚,里面摆开200多张就餐圆桌,以供开祠盛典三日之中客人吃流水席之用。

杜氏开祠盛典定为三日,第一日,先行奉主入祠仪式,即将杜氏总神主从华格臬路杜公馆奉送到高桥杜氏祠堂;第二日正式举行开祠典礼,即将杜氏总神主牌位送进神龛里。此两日的下午与夜里以及第三日一整天,为南北名伶名票的平剧演出。

1931年6月9日,奉主入祠仪式开始举行,从华格臬路杜公馆开出的奉主入祠队伍多达5000余人,分别为仪仗、旗帜、台阁、伞牌、中西乐队;护送的军警、商团、学生、童子军;陪送的名流、贵客;踵贺的嘉宾、亲友……队伍连绵两英里,从华格臬路到金利源码头,足足走了两个半时辰。围观的市民,更是人山人海,道路两旁挤得水泄不通。

仪仗队的第一部分为金发碧眼的英国巡捕,一个个骑着阿拉伯骏马,排成整齐的队列,为一面硕大无朋的中华民国国旗作开路先锋。

紧跟在国旗后面的,是举着“杜”字大旗的队伍,一连串三五十杆之多,旗之大令人咋舌,每一杆都要有三五人把住旗杆,两三人拉住旗角,七八人左右护卫。

“杜”字大旗后面是法租界巡捕房的安南巡捕。在当时自行车还是很新奇的洋玩意儿,而近百名全副武装的安南巡捕,则全部推着崭新的自行车,四人一排,随队伍缓缓行进。

安南巡捕后面是中国巡捕,一个个头戴钢盔,脚踏长靴,迈着正步,挺胸叠肚前行。

由黄金荣办的金荣小学学生组成的童子军,穿一式的海军中国童子军制服,敲着洋鼓,扛着齐眉棍,负责护送钱业公会合送的旗伞牌亭。

接下来是护送政要匾额的队伍,国民政府主席蒋介石颁的“孝思不匮”,淞沪卫戍司令熊式辉赠的“慎终追远”,军法总监何键赠的“辉光照国”,三面八人杠抬的巨型大匾,由淞沪警备司令部军乐队和一排荷枪实弹的步兵开路,由中央陆军第五师乐队,及一连步兵殿后护送。

第二部分是由公安局军乐队、保安队员、铁华学校童子军护送的淞沪警备司令部张春甫副司令、上海市长张群、外交部长王正廷所赠的匾额。

第三部分是由吴淞要塞司令部的军队、静安小学童子军,护送监察院长于右任、司法院长王宠惠等人的赠匾。

最引人注目的是第四部分的军阀专号,即由陆军第五师军乐队开道,由闸北和南市保卫团、宁波旅沪小学童子军护送的军阀匾额,其中包括前北洋政府的两位总统:徐世昌、曹锟;一位执政;段祺瑞,两位大帅:吴佩孚、张宗昌;一位少帅:张学良。这些征战十多年的北洋军阀直(曹、吴)、皖(段)、奉(张学良)、直鲁(张宗昌)各派各系的首脑人物全部到齐。幸亏他们送来的只是匾额,倘若这一帮人都来吃杜月笙的祠堂酒,说不定会在这里拉开战场。

第五部分,集中了中央各院部长首长、各省主席,以及“党国”要人、法国官员的匾额。由江湾救济会的西乐队前导。

第六部分由当时最负盛誉的海军司令部军乐队担任开路先锋,聚集了各国团体、学校、公会、私人赠送的旗伞与花篮。

走在最后的,是整个队伍之“中心”所在——

国民政府主席蒋介石于6月8日下午再次派员颁来一方祝辞匾额,这一块匾额使杜月笙荣宠倍增,杜月笙为此特地配备一座匾亭,由四人抬着走在杜祠神主轿亭之前。

蒋介石的祝辞匾亭后,便是杜氏家族的神主轿亭。而护卫仪队竟用上了宫廷銮仪,由人扮为金甲武士,拿着古色古香的刀矛剑戟。

杜月笙头戴礼帽,身穿长袍马褂,带领他的几个儿子,手扶轿杠,走在神主轿厅的旁边。在他的身后,高冠峨服衣香鬓影的杜氏亲友门人,排起长长的队伍,陪伴他护送神主轿亭。

在金利源码头,早已沿黄浦江举排好100多艘渡船,其中有轮只,有拖驳、舢板,尤有杜公馆自备的“月宝”、“欢迎”两艘游艇。大队人马到达金利源码头后,按顺序登船,于是大小船只,满载后立刻启碇,首尾相衔,源源驶往高桥。

船队抵达高桥码头后,依照次序一船一船地靠岸,一船一船地登上码头,再按原先的队伍顺序排好,向杜氏家祠进发。

从高桥码头到杜氏祠堂,八里路的路程,道路两边排起两条长龙,挤满前来看热闹的群众。

6月10日是开祠典礼,清晨5点一到,立刻鼓乐齐鸣,炮竹喧天。三支军乐队在飨堂前屋檐下,轮流演奏。

“栗主奉安典礼”开始,杜月笙身穿长袍马褂,面容肃穆,毕恭毕敬地将栗主安置在神龛里。

所谓“栗主奉安典礼”,实际上就是杜月笙双手捧住用栗木制做的总神主牌位,把它送进神龛里,便是“奉安”——永久保存,经常祭祀。

接下来是家祭,杜月笙率领四房太太,及一大群儿女,遵照古礼,面向神龛里总神主牌位跪拜磕头。

家祭结束后,由国民党中央委员杨虎宣读国民党高层蒋介石及以次的“党国”要员的贺电贺词,然后莅临观礼的亲友、杜氏门人、嘉宾,各机关团体代表,一批一批地上前,对神龛里总神主牌位行礼,杜月笙则带着他的太太、子女在一旁答谢行过礼的客人。

这一场行礼结束后,奉主入祠典礼宣告结束。

这一天仅从上海专程游杜祠看平剧的普通群众,便多达一万余人。由于6月9日席棚剧场人满为患,10日和11日采取了紧急限制措施,限制一般群众乘坐杜公馆专轮专车。但没有杜公馆的专轮专车可乘,这些群众便自备交通工具。所以这接下来的两天里,由高桥到杜祠那八华里的“杜高路”,从早到晚贺客游人熙熙攘攘,络绎不绝。据统计,从9日到11日三天之内到杜祠的贺客逾10万人之多。

杜月笙建造家祠及藏书楼、学塾斥资50万大洋,举行开祠盛典并唱三日之堂会,再度斥资50万大洋。一掷百万金,完成了家族中的一件大事。此次开祠盛典,其声势之浩大,豪门之显赫,更为沪上空前绝后,为上海人津津乐道,传诵多年。

三、杜门密友皆大佬

在30年代杜月笙的鼎盛时期,杜公馆的座上客已由20年代的帮会大亨、军阀政客,以及白相人地界的各路朋友,变为了士绅阶层的社会名流、党政军要人及各界知名人士,范绍增便是他这一时期在地方军队中结交的朋友。

范绍增,字海亭,四川渠县人。论职务他仅是川军的一个师长。但他是长江上游一带赫赫有名的袍哥首领,所以他的势力不是一般的师长可以比肩的,而且他是四川数一数二的财主。范绍增生性豪爽、侠义,尤其为江湖人士所敬重。但在贪色这一点上,他也算是蜀中顶尖人物。

在不曾谋面的时候,杜月笙曾受人之托替范绍增采办军火。1930年末,范绍增出手阔绰,送给杜月笙二百担烟土作为报答,还一心想寻个机会到上海拜见杜月笙。这个机会很快就来了,却是以一种范绍增不愿意接受的方式,让他见到了神交已久的杜月笙。

1931年6月,蒋介石命已归顺他的四川军阀刘甫澄出兵3万,增防鄂西,在湖北洪湖跟共产党贺龙的军队作战。刘甫澄将范绍增的第三师调赴洪湖前线。范绍增跟贺龙的军队在洪湖沿岸打了一场硬仗,战斗中范绍增亲冒锋镝,右腿受了重伤。

范绍增受伤的消息传到上海,杜月笙立刻派爱徒张松涛奔赴湖北前线,将范绍增接到上海,住进上海最好的骨科医院——白渡桥公济医院,聘请了一个英国权威医师,总算保住了范绍增的一条腿。

范绍增从昏睡中醒来,第一眼看到的就是一张瘦削的面孔,两只硕大的支棱着的耳朵——这是杜月笙的形象特点,范绍增早有耳闻。

“杜先生,多谢!”范绍增充满感激地说。

“应该的,应该的。”杜月笙的话确实是出自肺腑。

“想不到我们第一次见面是在医院里。”范绍增苦笑着说。

“莫要多想,你现在疗伤要紧。”杜月笙只好安慰,“万幸的是,你这条腿保住了!”

“有你杜先生在,我这条腿还能保不住?”范绍增忘了伤痛,爽朗地一笑,“能交上杜先生这个朋友,真是三生有幸。”

“彼此彼此。”杜月笙说完,又补充一句,“兄弟早有同感。”

范绍增的腿保住了,但留下一点后遗症,就是走路有点儿跛。范绍增生性豪爽,小事糊涂大事精明,就外表来看有点大而化之,所以人送外号“范哈儿”。“哈儿”者,四川话的意思是这人有点憨。而范哈儿又颇具雅量,即使后来官拜集团军副总司令,有人当面称他“范哈儿”,他依然笑嘻嘻照答不误。如今,有人又送一个外号:范跛儿。

范哈儿好赌、好玩,尤其好色,所以腿刚刚有些好,便迫不及待地出院,他要玩遍上海滩,逛遍十里洋场。出院那天,杜月笙亲自把他接到位于南京路的汇中饭店,然后一连多日大摆宴席,作陪的全是沪上方方面面的头面人物。当然宴席之余少不得要去赌场,更少不得叫堂差。

当时张啸林的“天字第一号”销金窟——“一八一号”大赌台还在正常运营,杜月笙带着范绍增走进“一八一号”大赌台,那场面令他大开眼界。陪赌的自然也都是沪上知名大手笔,个个出手阔绰,一掷万金。

范绍增出院的时候,刘甫澄拍电报给了他一个月假期。杜月笙一连多日的盛大招待,几乎占去了范绍增假期的三分之一,接着再派顾嘉棠奉陪。顾嘉棠带着他踏遍上海的长三堂子,访遍上海滩的花国领袖,范绍增犹嫌不够。别看范绍增面相憨,却偏偏喜欢时兴的东西,尤其喜欢洋玩意儿。什么大世界游乐场、新世界游乐场,逛完之后又迷上了舞厅,一流的高档舞厅,包括百乐门、大都会、仙乐斯……他都一一跳遍。顾嘉棠又带他去了高鑫宝的丽都花园舞厅。别看范绍增跛着一只脚,跳起舞来却是满有风姿。

范绍增迷恋跳舞厅,还有一层不为人知的原因,就连整天陪在身边,与他极投脾气的顾嘉棠都没看出来——他迷上了跳舞厅的舞女。这些舞女个个有文化,最起码读过女中,个个会骑马、开车、游泳,会说外国话。相比起来,那些花国领袖便成了没文化、没见过世面的土包子。

范家是四川大地主、巨富,当时范绍增可谓腰缠十万贯,驰骋十里洋场,又兼以受了杜月笙、张啸林等上海大亨的感染,范绍增花起钱来,便像黄河决堤一般,他当年一掷万金的派头,让所有人为之震惊。不消说对花国领袖或者红舞女,就是对赏茶房、赏开电梯的仆欧、赏司阍的小郎,范师长一出手,便是厚厚一叠黄金鱼头(上海人俗称的红色五块钞票),他的小费以百元为单位。

一个月的花天酒地,十里洋场人人争谈范师长。一月假满,包机回重庆。行前,杜月笙又在六国饭店摆开宴席,为范绍增饯行,杜月笙喊来一大帮朋友作陪。

“范师长,这一月假期,玩得可还满意?”席间,杜月笙问。

“满意倒是满意,就是有一事不够痛快。”

“哪一事?”

“那位当红舞女黄白瑛,实在是目高于顶,派头够大,随我怎样甩银子,赔小心,”范哈儿大咧咧说着,一句沪白吐了出来,“就是摆伊不平!”

“哈……”一声举座哄堂,同席的朋友不禁为之喷饭。范哈儿也跟着大笑。

“这红舞女身价就是不同,比花国领袖难摆弄多了。”

这一句更是令陪客们笑出了眼泪。杜月笙莞尔一笑,不置一词。

第二天范哈儿一走,杜月笙打电话唤来丽都花园舞厅老板高鑫宝。

“当红舞女黄白瑛你可晓得?”

“晓得。”

“好,你去找黄白瑛,就说范师长是我杜月笙的客人,我要包机送她去重庆,她要给我好生侍奉范师长,银子让她开价便是。”

当时黄白瑛恋上宁波籍富家公子童三毛。童三毛是沪上一家国药店的小开,两人正爱得欲死欲活,哪里有心思去管四川的范哈儿?但一听范哈儿是杜先生的朋友,黄白瑛不敢怠慢。杜月笙捧过的人没有不红的。虽然杜月笙不喜欢跳舞厅与电影这类新玩意儿,但对电影演员与舞女他照捧不误。当然他捧得更多的是京剧名角与花国女魁。

范绍增回到重庆的第三天,黄白瑛的电话就打进了渝简马路范庄——亦即抗战时期重庆国府路,行政院长孔祥熙借用的公馆。范绍增一听那娇滴滴嗲兮兮的声音,顿时欣喜若狂,当即驱车前往黄白瑛下榻的旅馆。

一见面,黄白瑛再无那副高高在上的公主派头,先是娇滴滴地“请罪”,然后嗲兮兮地表示任打任罚。范哈儿怀抱着这位可人儿,哪里还舍得打啊罚的。当下两人“鸳鸯戏水”,黄白瑛百般逢迎,侍候得范哈儿欲死欲仙。

在随后的宴饮中,范哈儿更是得意非凡地对周围朋友说:

“看看白瑛小姐,美女加才女,这才叫档次。那些花国女魁算什么,充其量是粗瓷花瓶。”

宴饮中,黄白瑛更是小鸟依人,给范绍增挣足了面子。

黄白瑛一上飞机,范绍增感激的电话就打到了杜公馆。

从此,范绍增成为了杜月笙一生中最要好的朋友之一。

四、甘为少帅居停主

杜月笙与张学良原本没有什么交往,但1933年张学良被迫下野之后南下上海,杜月笙出手救援,令困境中的张学良十分感激。

“九·一八”之役,东北沦陷,张学良备受国人指责。1933年春山海关、承德相继陷敌,张学良电呈中央,引咎辞退。

随后,张学良黯然南下。随行的有夫人于凤至、密友赵四小姐、副官长谭海少将,以及大批的参谋、副官和卫队。一队人马自天津乘船秘密南下,抵达上海。由于张学良坐失东北,国人对此衔恨甚深,张学良一行在上海的住处,便成为大伤脑筋的一项事体。首先居住条件得够理想,警卫与保密工作尤其重要。这个居停主,不但要有身价,更要有势力,有人力。这个人力当然是指武角色。

如此看来,这个居停主,除了杜月笙,怕没有人担得起。杜月笙对张学良坐失大好河山,和其他国人一样愤慨。但是他也晓得,主要责任不在张学良,而在于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英雄末路,激起了杜月笙的侠骨柔肠。于是,杜月笙决定,少帅寓户期间,就由他来做这个居停主。

早在1923年,杜月笙就为退位总统黎元洪做过居停主。那一次,杜月笙的倾力保护,使黎元洪不胜感激。临行前,黎元洪特地定制十枚纯金奖牌,分别赠给杜月笙的手下。黎元洪的秘书长饶汉祥更是特地题写一副对联,赠给杜月笙,以彰显他的慷慨好客,群贤毕集。对联云:

“center”春申门下三千客,

“center”小杜城南尺五天。

上联写战国时期春申君,仗义疏财,交游广阔,以门下食客多达三千而著称;下联指唐朝京城长安南郊的杜曲地方,此地盛唐时为贵族住宅地,因簪缨世胄,门第高贵,大有去天五尺的显赫气势。以此典故暗喻杜月笙有如春申君仗义疏财,朋友、门生遍天下;杜公馆门庭若市,气派非凡。

听说杜月笙愿意做张少帅的居停主,上海市长吴铁城和杜月笙的好朋友杨志雄都非常高兴。杨志雄别名杨寅,早年留学德国,后任上海西门子洋行买办、吴淞商船学校校长、国民党国际问题研究所德国系主任。杜月笙进身工商金融界的每一步,杨志雄都多有参与擘策。

杨志雄是财政部长宋子文的密友,他告诉杜月笙,宋部长十分关心少帅旅沪期间的生活和安全问题,十分高兴杜月笙担此重任。一听“宋部长”三个字,杜月笙为之一振,暗下决心要做好这个居停主。

少帅一行人的居住,就选在早已关闭的大赌台——福煦路“一八一号”那幢豪奢绝伦的洋房。杜月笙派人将三层楼布置一新,少帅一行人生活上的事体,由万墨林负责,所用厨师、听差、娘姨等均从杜公馆中挑选。警卫的事体交给顾嘉棠,从众家弟子中挑选精锐人才负责,作为少帅卫队的人员补充。

张学良一行人抵沪伊始,杜月笙在“一八一号”大摆筵席,盛情款待张学良一家以及所有随从人员。张学良的夫人于凤至喜欢看平剧,杜月笙便调来名角,组织平剧堂会,张学良的家小和杜月笙的内眷,很快建立了亲密友谊。

正当盛宴盛会连绵不断之时,突然发生了意外。大清早,顾嘉棠赶来杜公馆,把一封信递给了杜月笙。杜月笙一看,脸色大变。只见信上写着:

“请张学良即日离开上海,否则的话,第二颗炸弹送来,保证爆炸。”

“什么炸弹?”杜月笙急问。

“是一枚取去引信不会爆发的炸弹,连同这封信一起放到‘一八一号’大门口的。”

杜月笙一面吩咐顾嘉棠加强戒备,一面派出人手秘密访查,很快查出炸弹来源,是上海赫赫有名的杀人王王亚樵的“暗杀公司”所为。

王亚樵别称九光,有身价的称他王老九,辈分低道行浅的尊他为王九爷。1887年出生于安徽合肥,1919年只身来沪打天下,以安徽帮势力崛起于沪上。在20至30年代,王亚樵的安徽帮以与众不同的风格活跃于沪上,这个特色就是以反蒋为己任。他从反蒋派那里接受经济后援,专门从事暴力活动,据说这一时期发生在上海的许多政治凶杀案都与其安徽帮有关。他的安徽帮大多是天不怕地不怕的亡命之徒,因此,杜月笙对他也是忌惮三分。

不得已,杜月笙派出代表,和王亚樵讲斤头,王亚樵倒也干脆,直接提出三项条件:

一、请张学良马上回到北方,重整兵马,和日本人决一死战。

二、如不能战,请返东北,自杀以谢国人。

三、既不愿战,也不肯死。那么,请交出全部财产购买军火,并且接济关外义勇军。

三条路,张学良必选其一。否则,第二颗炸弹就不客气了。

杜月笙又传话过去说:

“即使张学良有罪,自有国法制裁。现在张学良是我杜某人的客人,我有保护之责。你若伤了张学良的一根汗毛,我必将集合上海青洪两帮弟兄,管教你的徒子徒孙。”

王亚樵并不想和杜月笙闹僵,他的安徽帮再狠,和人多势众的青洪帮比起来,怕也不是对手。于是他降低条件,原先的三项条件合而为一:请张学良限期离开上海。以免他话已出口而不好回头,行走江湖讲的是言必信行必果,逼急了唯有以性命相拼。

杜月笙又叫人传回话去:张学良正在请上海疗养院的美国医生米勒帮助戒毒。戒毒完成,最多不出一个月,他将离开上海,出洋考察。

张学良在其父张作霖的手下当旅长的时候,目睹战争的残酷,心里恐惧不安,于是开始吸食鸦片,寻求麻醉。后来烟瘾越来越大,并且由鸦片到吗啡,由服食到打针,他到上海的时候,几乎每隔20分钟就得注射一针毒剂。他曾卷起衣袖裤脚给杜月笙看,胳臂腿上布满注射的斑痕,肌肉铁硬,有些地方连钢针都扎不进去。

杜月笙不禁为之骇然,他去找了吴铁城,也把这消息告诉了杨志雄,请他转告宋子文。于是大家纷纷劝说少帅戒毒。最后少帅下了决心,自己报告蒋介石,先在上海戒毒,然后出国考察、休养。

王亚樵得到杜月笙的答复,也打探到张学良确实已经开始戒毒,便没有再回复杜月笙。这样一来,杜月笙心里更加紧张。他一面加强“一八一号”的警卫,并派出人手严密监视王亚樵及其党羽的动静,以防陡然发生不测,一面督促米勒医生抓紧为少帅戒毒。

戒毒开始,米勒先给少帅灌肠,吃麻醉药,使他安静地入睡。漫长的第一天过去了,张学良竟然若无其事,丝毫看不出戒毒带来的痛苦。米勒对他的毫无反应感到不可思议,他征求杜月笙的意见,杜月笙告诉他:

“明朝,我会告诉你答案。”

第二天一早,杜月笙给他提出了建议:

“请张少帅换一张床睡。”

米勒一下子明白了症结的所在。果然,他检查张学良的睡床,发现被褥、床单、枕头等隐秘的地方,到处藏着有毒物的药片。这是张学良的私人医师为张学良减少戒毒带来的痛苦而特地准备的。

秘密被发现,米勒命令卫队将张学良的私人医生和护士统统关押起来,待少帅戒毒成功再还他们自由。岂料,这些医生护士仍不死心,被关押之后仍在秘密商议,如何透过封锁线,再递送毒物进去“解救”少帅。

杜月笙得知这一情况后,觉得有必要采取强硬措施。于是请杨志雄面陈宋子文,由宋子文下一道命令:

“无论任何人干涉米勒医生为少帅的治疗,或者私递药物,一经发现,立予枪毙!”

其实,宋部长并没有枪毙谁的权力,但少帅的私人医师和护士全都吓住了,一个个再也不敢同情少帅。

于是,少帅全面戒毒正式开始。两日后,张学良的“痛苦”大为彰显,他身心崩溃,疯狂暴躁得无法控制。当米勒像往常一样推门进去探视的时候,张学良竟然当胸给他一拳,这一拳,将身强力壮的米勒打出了内伤。

米勒了解少帅目前的痛苦,但他晓得这是个无法避免的苦难历程。他狠下心,停止使用镇静剂、麻醉药,以和张学良打斗、肉搏方式,迫使张学良精疲力竭,然后张学良伏在床上,像个孩子般哭泣着倾吐内心的苦闷与忏悔。

一个月后,1933年4月,张学良终于脱离苦海,戒毒成功,身体迅速恢复。在杜月笙举办的庆贺宴上,张学良送给米勒医生5万块钱。

4月10日,张学良由上海疗养院派出的卡尔佛医生随侍,带着同时戒毒成功的于凤至和赵四小姐,登上了远涉重洋的外轮。

临别之际,张学良向杜月笙表达深切的谢意:

“这次治疗,使我从此获得了新生。杜先生,你为我所尽的心力,我统统知道,此时此刻,我只能告诉你一句,我对你唯有万分的感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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