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法国头脑有私交
时局演变，潮流日新月异。杜月笙晓得，只有跟上潮流，方能立于不败之地。早在1927年1月12日，杜月笙便通过他的法文翻译李应生奔走斡旋，当选为法租界华人纳税会委员。1929年7月，杜月笙荣膺华董，与著名绅商陆伯鸿、魏廷荣等在公董局内平起平坐。
与此同时，杜月笙一方面在工人以及工人领袖中广收门徒，增加杜门新锐力量，一方面积极介入工运，提升自己的社会地位。1928年9月法租界发生吴同根遇害案，杜月笙出手调停并慷慨解囊，在工人群众中产生极大影响。
9月16日晚上11点，法商电车司机吴同根收班调车回厂，驶达法租界霞飞路和萨坡赛路口时，五个喝醉了酒的法国水兵忽然出现在电车前面，强行拦车，喝令吴同根带他们开车兜风。
法商电车公司明文规定，司机收班调车回厂，不得搭载乘客。吴同根怕丢了饭碗，苦苦哀求那五个醉汉，请他们下车。
法国兵借酒发疯，根本不理会吴同根的哀求。见吴同根迟迟不肯开车，一名法国士兵二话不说，嗖地从衣袋中抽出一把弹簧刀，刺向吴同根的左眼。由于用力过猛，这一刀由左眼直刺大脑。电车里灯光明亮，人们看到站在车门前的吴同根血流如涌，身子向后栽倒，气绝身亡。
法国兵当街杀人之后，下车扬长而去。
围观的中国同胞义愤填膺，顿时群情激愤，第二天华文各报便刊出了惨案发生的经过，整个淞沪为之震惊，中国同胞同声声讨法国士兵草菅人命的残暴罪行！
然而法租界当局对此却毫无反应，仿佛这件惊天杀人案和他们毫无关系。于是，中国官方出面，向法国总领事提出严正抗议，要求惩办凶手，公开道歉，赔偿受害者家属，并保证以后不再发生此类案件。
面对中国官方的抗议，法国总领事范尔迪只有一句无关痛痒的答复：
“肇事水兵已经被拘禁。”
肇事法国水兵的具体情况、姓名，将对他怎样惩罚？法租界如何赔偿受害者家属等问题，范尔迪一概不予回答。于是，中国人的声讨不断升级，举国上下，同仇敌忾。
杜月笙坐不住了，他要以私人身份来解决这场公案。
杜月笙首先派人调查了案发经过，然后让人写成一份详细报告，翻成法文。有关杀人凶手的所属军队、姓名等个人情况，至今逍遥法外的情况，在场目击证人，都列举十分详细。
杜月笙带着翻译，带着全部证据，前往拜访范尔迪。在范尔迪的大办公室里，杜月笙说明来意后，范尔迪皱皱眉头。
“杜先生，这种小事你何必要管？”
“人命关天，怎么会是小事？这是在中国，是中国人的事体，我怎么能不管？”
“那个肇事水兵已经抓起来了，至于怎么处罚，自有法国的法律决定，中国人何必管那么多？”
“不对！总领事，倘若他杀的是法国人，中国人当然不会过问，但他杀的是中国人，法国人就应该对中国人有个交代！”
“哦……”范尔迪沉思一下说，“那就等审判结果出来再说。”
“会有审判结果吗？”杜月笙紧逼一步。“你肯定明白，那个杀人的凶手，并不曾抓起来！”
范尔迪无话可说了，他晓得杜月笙只要如此说，那他手里就定然有证据。果然，杜月笙说完，翻译立刻递上厚厚一叠法文资料，包括照片资料。关于肇事法国兵自醉酒杀人，到最近的自由行踪，一应俱全。
范尔迪叹口气，颓丧地往圈手椅上一坐。
“好吧，这件事怎么解决，说说你的想法？”
“很简单，中国人有五点要求：第一，正式道歉；第二，保证以后不会再有类似事件发生；第三，从优抚恤死者的家属；第四，取缔法租界的外国酒吧间；第五，取缔法租界只许外国士兵出入的妓院。”
“对吴同根的遗属，给多少钱比较好？”范尔迪无可奈何地问。
“是赔多少钱。”
“是赔。”范尔迪改口说，“由法国总领事馆赔给他们1000块钱，你看好吗？”
“好！”杜月笙答应得很爽快。
范尔迪一听，区区1000块钱就把一桩公案了断，立刻长出了一口气。岂料，杜月笙紧接着说：
“吴同根的遗属一共是10口人，包括一个老婆和九个儿子，1000块只怕不够他们维持生活。因此之故，法国领事馆赔他们1000，我个人送他们1500.”
堂堂法国领事馆的赔偿竟然不如个人送的钱多，范尔迪听了觉得很丢面子，但多出钱又不舍得，为了挽回一点面子，想了想说：
“叫法商电车公司也送1000块。”
“好！”杜月笙高兴地笑起来，“3500块就算是吴同根九个儿子的教育基金吧，一家10口的生活费我另外支付，每个月支付30元，一共10年。”
范尔迪一听，不禁哑然失笑。他深知杜月笙的风格，豪爽、大方、义气，这一笔生活费用就是3600大洋，加上杜月笙1500的赠与，就是5100大洋。而法国政府一共才赔偿2000大洋，这个面子他是争不回来了，只好不再接话。
第二天，各大华文报广告栏中赫然出现了吴同根的太太吴张氏鸣谢杜月笙解囊救济，与法国总领事馆厚恤遗孤的大幅启事。人们不禁要问，连政府都解决不了的事体，为什么杜月笙个人出面便迎刃而解？范尔迪为什么对杜月笙言听计从？
范尔迪与杜月笙的“交情”，应该追溯到范尔迪初到上海任法领事馆书记时期，范尔迪偶遇的一次意外事故，使他们成为了莫逆。
当时范尔迪还是单身，在社交场上邂逅中国女子樊菊丽。樊菊丽毕业于两江女子专科学校，讲一口流利的法语，并兼通英文。长得窈窕秀丽，风姿绰约。范尔迪人高马大，英俊潇洒，两人一见钟情，难舍难分。
樊菊丽是宁波人，家住法租界霞飞路霞飞坊，父亲是长江轮船的买办，虽不是大富大贵，却是中西合璧，彰显洋派。范尔迪以法国男士的热情，向樊菊丽展开热烈的追求，不久两人便在法国总会正式结婚。
婚后，两人出游太湖，在万顷烟波的太湖上驾舟小游，流连于湖光山色之间，好不惬意。哪曾想太湖深处是土匪出没之地，他们这样一对中西合璧的“鸳鸯”，正是土匪的一票好生意。两人玩兴正浓的时候，冷不防一群土匪呼啸而至，不由分说，将两人架起就跑。
在土匪窝里，范尔迪只好按照土匪的要求，写了一封呼救函，寄往法国驻沪领事馆。
收到范尔迪的信函后，法国头脑大为恐慌，一贯养尊处优、习惯于风月场上驰骋的法国绅士，哪有胆量和隐藏在深山的土匪较量，只好去找巡捕房探长黄金荣。当时黄老板正处于半退隐状态，一来打不起精神，二来苦于与太湖土匪那边搭不上关系，便将这桩事体交给了杜月笙。杜月笙把“小八股党”找来，没出杜门便有了路子。
“小事一桩。”高鑫宝听后问，“你可晓得太湖的众山之主吴世魁是谁？”
“不晓得。”
“是我要好的弟兄！”
“哈！杜门真是能人辈出啊！”杜月笙高兴得大笑。
第二天，高鑫宝单枪匹马赴太湖，到烟波寨里拜山。一听说交情甚好的兄弟高鑫宝到了，吴世魁立刻吩咐山门大开，隆重迎接。太湖绿林早就耳闻杜月笙和“小八股党”的大名，如今“小八股党”之一的高鑫宝上门，一个个争相结识。
吴世魁的确够义气，高鑫宝一到，说明来意，吴世魁立刻吩咐把范尔迪夫妇从囚牢里请出来，然后大摆酒筵，一方面热烈欢迎高鑫宝，一方面给范尔迪夫妇压惊。
宴席过后，众土匪排起长队，送高鑫宝一行三人下山。
范尔迪夫妇有惊无险，安然归来，对杜月笙感激不尽。为了报答杜月笙，他曾经假公济私，一口气给杜月笙发了20多张通行证。持有这种通行证，可在法租界免于检查，畅通无阻。杜月笙和他手下的人使用多年，其价值不可估量。
后来，范尔迪出任驻沪总领事，烟与赌两档坐地分赃，杜月笙每月从三鑫公司收入中拨出18万元，作为范尔迪的“私人津贴”。杜月笙和范尔迪如此这般的关系，而杜月笙对付外国人，专会抓住弱点，尽量发挥，俗话说“吃人的嘴短，拿人的手短”，范尔迪岂有不就范之理？
吴同根案圆满解决后，法商电气电车自来水工会受到鼓舞，为争取合法权益，1200多名电气电车自来水公司工人举行大罢工，杜月笙作为劳资双方调停人，于谈笑之中纵横捭阖，他的“言语一句”也成为他“季布一诺，黄金百斤”的金字招牌。
而在吃瘪大英烟草公司的案例中，尽管杜月笙在整个罢工过程中不曾露面，所有新闻与官文中他也一概无名，但他这个幕后操纵者无人不晓。最后上海英美烟草公司不得不改善工人待遇，按照中国税法照章纳税，其间杜月笙功不可没。
杜月笙介入工运后，很快成为上海滩调解调停劳资纠纷的主要人物。或大或小的劳资纠纷、罢工工潮，劳资双方僵持不下，官方无法解决，便会有人提出建议：何妨去请教请教杜先生？
二、还魂抢吃瘪老法
杜月笙插手工运的同时，已经开始向金融工商界大步迈进。但30年代前后他的主要进账，仍然来自法租界的赌台和烟馆两档。而与法租界各头头脑脑的“良好关系”，自然都和烟赌两档分不开。到1931年下半年，法国驻沪领事馆人事变动，使他逐渐淡出了烟赌两档。
1931年下半年，总领事范尔迪身体不适，准备回法国巴黎检查治疗，向法国外交部请了两个月的病假。与此同时，总巡捕费沃里也将会调回巴黎。
费沃里和杜月笙的交情，并不在范尔迪之下。费沃里从巴黎远道而来走马上任的时候，杜月笙刚刚荣膺法租界公董局华董。法租界对杜月笙这位华董任职格外隆重，费沃里就任总巡后，到处听到的都是“杜月笙”这个名字和“杜先生”这个称呼。
照理说法租界总巡换人，杜月笙总该露个面认识认识，可一连多日看不到杜月笙的踪影，这个傲慢的法国人开始愤愤不平，觉得杜月笙太不把他这个总巡放在眼里。但初来乍到，也不晓得怎样出这口气。
有一天，一位中国绅士前来商议公事，一张嘴竟然是一口地道的法语，令费沃里吃惊不小，想不到中国本土竟然有这么出色的人才！又见他极有教养，气魄不凡，赶紧请教尊姓大名。
“在下李应生，是杜先生的法文翻译。”
“哦！”费沃里更为惊讶，眼前这位学养俱深，态度雍容的中年绅士，居然只是杜月笙的法文翻译而已。据此推想，杜月笙一定是位了不起的大人物！
身边的人立刻对费沃里耳语，告知他李先生也是黄浦滩头的富商之一，在租界身价极高。费沃里不禁肃然起敬。李应生是代表杜月笙前来办理公事的，两人顺利谈好公事后，费沃里说：
“你可不可以帮忙联络杜先生，我去华格臬路拜访他。”
李应生稍稍吃了一惊，因为法国新上任头脑主动拜访华人，这样的事体在黄浦滩尚没有先例。他随即淡淡一笑，欣然应允。
杜月笙并非不把新任总巡放在眼里，而是故意摆派头。凭他的势力，反正法国人也不敢拿他怎样，但费沃里上门却是他不曾想到的。杜月笙交游，历来是人敬我一尺，我敬人一丈。
杜月笙轻袍缓带，谦虚和蔼，而又不失应有的庄重与矜持。东方式的温文尔雅与繁文缛节，与杜公馆的豪华气派使费沃里大开眼界，佩服得五体投地，法国人的傲慢一扫而光。
费沃里登门，两人一见如故，结成要好的朋友。从此，杜月笙在法租界所做的每一件事，费沃里都全力支持。杜月笙对费沃里也不含糊，除了明里暗里的俸禄红包外，对费沃里工作的支持更是令费沃里感动。
当年国民政府决定将邮政总办一职从法国人手里收回，法国驻华使馆企图阻止，费沃里受命疏通关系，办理此事。杜月笙毫不含糊，硬是想办法打通了交通部长王伯群的门路，王终于答应将撤换邮政总办的决定延期三个月，如此，费沃里得以圆满交差。
所以，平日里费沃里常说：“杜先生是我在中国最好的朋友。”
离开上海前，费沃里曾推心置腹地与杜月笙进行了一番交谈，他认为租界在中国不会长久，杜月笙的烟赌两业也不会长久，希望杜月笙随他一道去法国。对于费沃里的真诚，杜月笙非常感动，但他对中国的未来有自家的看法，认为凭他路路通吃的本事，无论将来天下轮谁坐庄，总会有他的活动空间，于是婉拒了费沃里的好意。
“好吧，杜先生。”费沃里非常诚恳地说，“无论什么时候，只要你想到法国来，请事先知会我，我会竭尽所能，盖一幢舒适的房子，奉送给你。”
范尔迪走了，费沃里随后也登船离去，代理总领事甘格林抵沪。
张啸林见状，高兴得直跳脚！他以为甘格林只是个代理，两个月就走人，完全没有必要分他一份财香。
当时总领事范尔迪每个月要从杜月笙这里收30万元的“私人津贴”，这30万元为明里和暗里两笔。明里一笔是12万，是经费沃里的手分配的，从总领事馆、公董局、会审公廨、巡捕房等所有法国人人人有份。暗里一笔是18万，完全归范尔迪一人所有，但他私下对杜月笙说过，这笔巨款并非他一人独吞，他在法国的上司需要要打点或分润。
因此之故，张啸林要省掉每月暗里送总领事的18万。
“两个月就36万，这不是个小数字！”张啸林振振有词。
黄老板和杜月笙虽然不赞同张啸林的想法，但当时“三大亨”在烟赌两档上最大的生意是张啸林的“一八一号”大赌台。张啸林在“清共”之役后坚持要在烟赌两档上大捞铜钿，由于杜月笙拒绝参加，他自家开起一爿闻名中外的远东“第一大赌窟”，如今给法国人的分润，很大一笔来自张啸林的大赌台。因此，张啸林坚持省掉总领事的一笔“津贴”，杜月笙与黄老板也只好随他去了。
然而，出乎意料的是，范尔迪竟一去不复返，在法国病逝，法国政府一个电令，甘格林从代理总领事转为正式驻沪总领事。
甘格林晓得之前“三大亨”欺负他是代理总领事，取消了他应得的那份“个人津贴”，当时碍于自己“代理”两字，不敢轻举妄动。如今一转正，甘格林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整治“三大亨”，开数十年未有之先例，大张旗鼓地贴出布告：租界全面禁烟禁赌。
霹雳一声，租界天下大变。张啸林闭门赌场坐，祸从天上来。当手下弟兄一个个跑来报告街上的情况时，张啸林目瞪口呆。
“妈特个×，不信甘格林这法国佬敢把事体做绝！”
就在张啸林破口大骂的时候，巡捕房的中西巡捕倾巢出动，浩浩荡荡开进了“一八一号”，大赌台被迫关门。三天后，法租界大小赌场、烟膏行、燕子窝一扫而空，往日熙熙攘攘的市面一下子变得消停下来。
杜月笙赶紧疏通甘格林的关系，岂料甘格林对一上来受的那个窝脖气耿耿于怀，不整治一下“三大亨”决不罢休，无论哪个出来说话都不买账。最后总算开了金口，却把所有人都吓了一跳：
“40万，少一点休想开禁！”
“30万！”
这是“三大亨”所能承受的最高限额。每月缴纳这30万之后，除去各项开支，“三大亨”等于白尽义务。但考虑到手下弟兄们的饭碗，也只好让路。岂料，甘格林咬定40万，少一个铜板都休想开禁。
40万是万万做不成的，“三大亨”总不能倒贴做生意。于是，谈判陷于僵局。
正当烟赌两档在法租界受挫之际，1932年1月7日，吴铁城宣誓就任上海市长兼淞沪警备司令。吴铁城早年追随孙中山，以其资格、资历与阅历之丰富，被国民党人士尊称为“铁老”。吴铁城与杜月笙私谊甚笃，刚一上任，杜月笙便将甘格林狮子大开口的事体告诉吴铁城。当时国民政府全面禁毒，名曰“寓禁于征”，实际是把征收鸦片特税作为重要财源。吴铁城把这一政策讲给杜月笙听，杜月笙脑瓜何等灵光，立刻明白了吴铁城的意思。
“既然这样，不如把土行、烟馆统统搬到华界，一来增加政府财政收入，二来给甘格林一个下马威。”杜月笙立刻提议。
“好！”吴铁城立刻表示赞成。
“既然这样，就要做得彻底，让甘格林不得翻身。”杜月笙兴趣盎然。
“这话怎讲？”吴铁城一时没有明白杜月笙指的什么。
“就是要出其不意。我和老板、大帅的土档好说，勃兰西地界那帮‘土朋友’都要事先联络好，大家一起行动，给甘格林个措手不及。”
杜月笙兴致勃勃，知会了黄老板，然后把打点烟土生意的弟兄、门生弟子们喊来，包括金廷荪、苏嘉善、马祥生、顾嘉棠、芮庆荣等等，如此这般的交代一番，然后大家分头行动。
当天晚间，法租界烟土档上各路朋友聚集杜公馆，杜月笙把和吴铁城商议的决定对大家讲了一遍，大厅里一片哗然：
“华界可以公开开土行么？”
“国民政府也允许公开贩毒吸毒？”
“连北洋政府都喊禁烟，怎么国民政府连喊都不喊？”
其实，有疑问的朋友不过说说而已，国民政府不禁烟正对他们心思，管他什么“寓禁于征”，哪个不晓得华界的房地价格便宜，有的赚就好！当下，大家达成一致意见：搬家，烟土统统入华界！
几天工夫，法租界满世界的土行、烟馆一廓而空。土商们纷纷涌向华界，仗着华界房地价格便宜，一家家店铺大事装修，有的爽性制作当时颇为稀罕的霓虹灯来装点门面，“福寿宫”“凌烟阁”之类的招牌，遍布南市、闸北的里弄之中。一时间，南市、闸北热闹起来了，白天晚上人来人往，熙熙攘攘。
正所谓“六十年风水轮流转”，如今租界上的“黑粮朋友”反倒要到华界掼钞票了。重要的是，烟土一档的朋友生意照样有得做，洋钿照样大赚特赚，原先奉献给洋人的“红包”、“俸禄”变成了政府的法定税目，政府也获得了数额惊人的财政收入，特别是巨额投资从法界移到华界，也带动了这一带的繁荣……
甘格林稳坐钓鱼台，咬牢每月40万不松口，他以为“三大亨”离了法租界没法活，杜月笙迟早要上门负荆请罪。可是越等越没动静，派出手下到大街上一巡查，这才发现情况不妙。再到华界一看，不得了，租界原先与鸦片烟有关的店铺全都搬到了华界！
甘格林傻眼了，他做梦也没想到，杜月笙竟会如此神通广大，几天工夫便把租界最值钱的生意搬了家。要知道，烟土生意可是法国人分润最大的生意，这个生意一走，仅剩下租界的赌台，就算全部开禁，能有多大油水？何况烟赌不分家，鸦片烟一走，人气全无。杜月笙这一手断魂枪，实实在在给了甘格林一个下马威，害得甘格林肠子都悔青了，不但他自家的财香白白溜掉，连他手底下人的额外收入也都泡了汤。法租界官家的收入本来就有限，如今这笔额外的进项化了泡影，领事馆、巡捕房里没有一个人不在埋怨甘格林，成事不足，败事有余！
受到连累的还有张啸林的“一八一号”大赌台，杜月笙一声不响撤走了烟土一档，留下赌档只好彻底歇业，张啸林恨得大骂山门。
三、自家开一爿银行
杜月笙进身金融界，自家开银行，始于1929年。
1929年新春到来之际，一位在杜月笙转型期间起着重要作用的人物，走进了华格臬路杜公馆，这位重要人物便是上海金融巨头之一钱新之。
钱新之，字永铭，浙江吴兴人，出身工商世家，留学法国，可谓新派知识分子成功者的典型代表。这位黄浦滩头上流社会新派知识分子的代表人物，对杜月笙等白相人出身的大亨的看法，刻薄一点讲，说“嫉恶如仇，避之有如蛇蝎”怕是并不为过。
因而，钱新之的到来，令杜月笙大吃一惊，甚至受宠若惊。能得到此等人物的认同，能与此等人物往来交游，是杜月笙莫大的荣幸。
“杜先生是否想过开一爿银行？”钱新之落座之后，开门见山。
“钱先生何出此言？”杜月笙略略一惊。
“烟赌非正业。杜先生清党有功，已身价不同，以杜先生之精明，想必会有所长远打算。”钱新之一边吸着杜月笙递过来的红锡包，一边审视着杜月笙。
“钱先生，了不起！”杜月笙听后哈哈大笑，然后说，“不瞒你说，杜某正有此意。可一来缺少资金，二来是地道的外行，正不知从哪里入手呢！请钱先生赐教。”
“开一爿资本额为50万元的银行，凑足25万，银行就可以开张。”
“哦？差着一半就可以开张？”杜月笙对办银行显然外行。
“上海银行界有一条不成文的规矩，就是凡有银行开张，其他银行都要在开业当天存一笔钱进去，表示祝贺。这笔钱叫做堆花。”钱新之分析说，“上海滩大小银行好几十家，凭杜先生在上海滩的势力和影响，这笔堆花洋钿，数额一定比别家大，存期也一定比别家长。仅这一笔，为数一定很可观。”
杜月笙用心听着，连连点头。
“还有，杜先生控制着烟赌两档，上海滩凡开烟土行、开赌场的，哪一个不是仰承你杜先生的鼻息？这两档恰恰都是银行的大客户。上海滩哪家银行不对这两档生意垂涎三尺？只要杜先生开了银行，这部分游资还有别家银行的份吗？”
“这倒是。”杜月笙笑笑说。
“同业的堆花，加上烟赌两档的游资，25万开爿银行，是完全可以运转自如的。”
“谢谢钱先生指点迷津。只是，杜某有一事不明。”
“请讲。”
“杜某与钱先生素昧平生，又非同道中人。钱先生乃黄浦滩头屈指可数的金融巨子，而杜某对金融界一窍不通，钱先生如此提携杜某，敢问是何原因？”
“哈……”钱新之爽朗地笑起来，“好，咱们明人不说暗话，杜先生在黄浦滩头可谓财势熏天，如今又深得蒋总司令器重；我钱某人在金融界也算执一牛耳，如今已奉总司令调令，前往南京政府就任财政部次长。倘若杜先生进军金融界，往后便可强强联手，共谋大业。”
钱新之一番话，说得杜月笙热血沸腾，感慨万千。看来蒋介石这条船是上对了，连以往对自家这等白相人不屑一顾的金融巨子都来寻求联手，共谋大业，黄浦滩头还有什么事体杜某人兜不转呢？
“好，我拍档了！”杜月笙开怀大笑，再三表示，“钱先生但凡有用得着杜某人的地方，言语一句！”
送走钱新之，杜月笙开始考虑25万股本从哪里凑、挖。由于杜月笙放出去的人情多，因此凑齐这笔钱并不难。比如黄浦滩头的不少富商大贾、金融巨头凡遇到家族内讧、桃色纠纷、流氓敲诈以及家曝丑闻，无不请杜月笙出面，或调停摆平，或请报界撤稿。如今杜月笙有用得着的地方，自然乐于帮忙。
经过一番筹备，1929年2月，在大英银行买办徐懋棠、时任通江信托银行经理的朱如山等众多朋友的帮助、捧场下，国民银行正式开张。杜月笙亲自任董事长，杜月笙的跑街先生、专门负责杜月笙与各银行业务往来的田鸿年任总经理，苏嘉善协助工作，地址设在爱多亚路九十七号。
揭幕之日，爱多亚路九十七号车水马龙，贺客盈门。
国民银行开张，杜月笙终于在金融界插进一脚。但他志不在此，他的目标是进入并控制上海市银行公会，以在金融界取得举足轻重的地位。为此，他竭力拉拢实力雄厚的金融界人士，以此增加竞争实力。
浙江兴业银行总经理徐新六便是杜月笙看重并设法拉拢的金融界重量级人物之一。
徐新六出身世家，曾留学英美，获得博士学位，对金融财经有广泛研究，若论见识与学问，上海银行家中非他莫属。徐新六精明能干，善于经营，在他主持之下的浙江兴业银行，基础稳固，发行审慎，财务和账务，全部无懈可击，成为银行界首屈一指的“新派人物”。
为了接近徐新六，杜月笙先派出手下搜集徐新六的资料，了解徐新六的私生活。手下把得来的情报向杜月笙一汇报，杜月笙便心中有数了。
原来，徐新六重视名誉，讲求绅士风度，素以私生活严谨而著称于金融界。他一向与吃喝嫖赌无缘，对纳妾娶小也毫无兴趣，被银行界尊称为“圣人”。然而杜月笙得来的情报，揭开了另一个秘密——徐新六虽然没有纳妾，但却养有外室，而且育有两儿一女三个孩子，这件事家中太太子女以及亲朋好友无一人知晓。捂得严本来是一件好事，但随着三个孩子一天天长大，徐新六也越来越烦恼，越来越担心，他担心自己万一发生个意外，有个三长两短，外室和孩子都得不到承认，没有资格分享他的财产，会落得生活无着。因此，他想找个有势力又可靠的人，在他万一发生意外的情况下，能够出面摆平这桩事体，为他的外室和孩子争得一部分财产。而他自家在有生之年是没有勇气揭开这个秘密的。
这个情报对杜月笙来说太重要了。他非常想得到徐新六的信任，为他担当这个委托人。于是，千方百计找机会接近徐新六。他们的第一次邂逅是在1930年末，两人一度交谈，杜月笙的谦谦君子之风度使徐新六为之心折。此前虽不曾谋面，但徐新六对杜月笙大名自是如雷贯耳。如今相识，深感投缘，此后又对杜月笙做了多方面了解，已有心托付后事，只待时机成熟。
时机终于到来——
每年夏天，黄浦滩头的金融巨头、商贾大亨都要去浙江杭州西北的莫干山避暑。徐新六和杜月笙也不例外。1933年夏季，他们在莫干山相遇。山风习习，长日漫漫，两人或在晨光中徜徉，或在落日霞光中漫步，每每尽兴长谈。
一天傍晚，两人漫步山间，幽幽空谷，飒飒林涛，更唤起徐新六的柔肠百转，终于开口对杜月笙说：
“我有一件心腹之事，想委托杜先生代劳。”
“徐先生请讲。”
“哎，说起来难以出口啊！”徐新六摇头嗟叹，“这人世间的事，以男女之情最难捉摸，即使圣人，也难免一时忘情。”
于是，徐新六将外室之事向杜月笙一五一十道来。
“我总算薄有财产，为防万一，我要对他们母子四人的生活做个安排。”
“不过。”杜月笙担心地说，“就怕空口无凭，到时候没法服人啊！”
“这个，我已经准备好了。”徐新六说完，从衣袋里掏出一封早已写好的委托信。
杜月笙接过委托信看看，上面有徐新六的亲笔签名，并盖有图章。
5年后的1938年8月24日，徐新六自香港乘桂林号飞机到汉口，中途遇日机袭击，机毁人亡。杜月笙闻讯，亲自登门讲明徐新六外室一事，使徐新六的二太太和子女得到财产的同时，也得到家族的承认。
徐新六在遇难之前，对杜月笙严守口风感激不尽，每每在人多的场合，总是对杜月笙大加溢美之词：
“英雄不论出身，诚然诚然！譬如杜先生，就是一个例子。我简直不能想象，白相人地界里竟然也会出杜先生这样的人物！这实在是太难得了，太难得了！”
徐新六的褒扬，对杜月笙在金融界的影响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此外，杜月笙还拉拢到上海商业储蓄银行老板陈光甫以及交通银行总经理唐寿民，在他们的银行陷入危机之时，杜月笙出手救援，使其转危为安，从此引为知己。
凭着费尽心机的结交、拉拢，出手救援，杜月笙渐渐在金融界打出一片天下。尽管他自家经营的银行谈不上怎么景气，但他本人却有了和金融巨子相提并论的资本。
1934年，杜月笙斥资156万，在当时最热闹的爱多亚路143号建起一幢银行大楼，命名为中汇大楼，9月，国民银行正式更名为中汇银行，资本额提高到200万元，收足100万元，迁往中汇大楼，隆重开张。
中汇银行新址落成不久，杜月笙被推为上海银行公会理事。到抗战前夕，请杜月笙出任董事、监事的银行、钱庄、信托公司多达20余家，杜月笙从此成为上海金融界呼风唤雨的人物，更将银行公理会这一举足轻重的金融团体操纵裕如。
四、轮船面粉全吃进
如果说杜月笙进身金融业是以创办国民银行为开端，那么，进身工商业，则是以插手大达轮船公司开始的。
大达轮船公司是南通状元张謇于1904年创办的我国第一家民营轮船公司，专跑上海经南通天生港至扬州霍家桥一线，曾独占此航线24年。1926年8月24日张謇病逝，给大达轮船公司带来一定的混乱。
偏偏在这时，由大达轮船公司独占的航线出现了竞争对手——大通公司。大通公司以上海闻人、洪门大哥杨在田为董事长，法租界公董局华董陆伯鸿为总经理，靠山硬扎，实力雄厚，使大达轮船公司步履维艰，濒临倒闭。
大达公司的主要债权人是陈光甫的上海商业储蓄银行。陈光甫眼见大达轮船公司朝不保夕，心里非常着急，便请杜月笙出面，对抗大通公司。
“只是我自家对航运业务并不内行，这需要一名得力助手。”杜月笙在陈光甫面前无需遮掩，“你看小开怎么样？”
“我正有此意！小开出任经理名正言顺。”
杜月笙所说的小开，就是杜月笙发掘的新锐人物，也是杜氏智囊的核心人物之一的杨管北。杨管北的家族及其亲戚投资张謇旗下公司的为数不少，杨管北本身就在大达公司以及上海南通地产公司有股份，同时是大生纱厂一厂的董事和三厂的常董。
杨管北出任副经理一职后，立刻为杜月笙低价买进大量股票，又把杜月笙的好朋友杨志雄和胡筠庵拉进董事会，任常务董事。到这时，杜系人物已经控制了大达轮船公司董事会，杨管北这个副总经理已经实际上掌握了公司大权。
在全面控制大达公司后，杜月笙与杨管北等人开始设法扭转公司濒危局面。他们的目标是，提高竞争力，打败大通公司。而提高竞争力，首先就要打开交通堵塞的问题。当时苏北一带遍地是盗匪，各地商旅通过，随时都有被劫的可能，以致交通阻塞。为此，杨管北问计于杜月笙。
由于苏北一带盗匪多为青帮中人，杜月笙晓得蛰居上海的青帮“大”字辈、人称高老太爷的高士奎，在运河苏北各码头坐第一把交椅，在苏北青帮中声望极高，与苏北盗匪一向交好。当时上海滩黑社会的重心，已经从过去旧式帮会组织的老头子身上，转移到杜月笙这样以租界和国民党权贵为靠山的新式帮会头目身上，青帮内辈分比杜月笙高的，转而向杜月笙递门生帖子的人屡见不鲜。因此，杜月笙托人约高士奎到杜公馆议事，高士奎不但准时到达，而且对杜月笙一口一个“杜先生”的称呼。
“有点小事体，想请老太爷走一趟洪泽湖。”寒暄过后，杜月笙对高士奎说。
“所为何事？”
“打开洪泽湖的航道。”
高士奎一听就明白是怎么回事了。洪泽湖位于苏皖边境，地处要冲，境内芦苇丛生，烟波百里，是强盗土匪聚集的渊薮。高士奎的老家就在洪泽湖附近的杨庄，而土匪窝里的头领吴老幺就是高士奎的同乡，也是青帮弟子，与高士奎多有往来。杜月笙就是让他去找吴老幺交涉这件事体。
“我也好久没有回过家了。”提到洪泽湖，蓦然勾起了高士奎的怀乡之情，“杜先生让我回，我就走这一遭吧。”
“那什么时候动身呢？”杜月笙大喜，当下便问。
“明后天都可以。”高士奎回答的倒也爽快。
“那就明天吧。我马上安排明天的专轮送老太爷动身。”杨管北说。
“好，那就明天。”高士奎当即答应。
“不要忘了老太爷的路费，至少要3000.”杜月笙对杨管北说。
第二天，杨管北派出大达公司的大裕轮作为高士奎的专轮，派专人护送高老太爷还乡。
高士奎这边启程，那边消息早已传遍清江浦，轮船抵达时，码头上聚满了前来迎接的青帮弟子，高士奎被清江浦的朋友苦苦挽留了6天，才得以乘车回到杨庄老家。
次日，苏北顶有势力的土匪头子、土匪窝里的大寨主吴老幺应邀来见。吴老幺一进高老太爷的家门，便向坐在太师椅上的高士奎三跪九叩首。吴老幺是青帮“悟”字辈弟子，比高士奎的“大”字辈低了两个辈分，执礼之恭，出人意表。行完大礼后，吴老幺垂手站立一旁。
“老幺，我这趟是专为找你来的！”
“老太爷，不敢当。”吴老幺作了个揖，不胜惶恐地说。
“上海有个杜月笙，你晓得吗？”高士奎问。
“晓得。”吴老幺答道。
“杜先生的大达轮船公司要开辟苏北航线，我找你就为这件事。凡是大达公司的船来，你要好生照拂。”
“晓得了。一准照老太爷的吩咐办，大达公司的船上要是少了一颗麦，统统由我赔偿。”
高土奎回到上海，向杜月笙交了差。航线开通，杨管北开设的分支机构专在皖北苏北各线从事货运的薛鸿记帆轮联运公司、达通小火轮公司正式开始运营。为了关照吴老幺等青帮弟兄，在各地设立的分支机构中，大多起用青帮中人。
岂料，第一次航行便遇到一场大风险。
事发于运河柏树湾一带，这一带河道狭窄弯曲，一向是盗匪出没抢劫船只的地方。当时行驶到这一地区的船排成长队。第一艘是扬子公司的轮船，第二艘是戴生昌的轮船，第三艘是达通公司的火轮，火轮后面拖了十几条木船。
当时大概晚上10点左右，月黑风高，伸手不见五指。突然岸上传来几声清脆的枪声，紧接着便有人大喊：
“船上的人都听着，统统把灯熄掉，回到舱里去！”
听到喊声，达通拖轮和木船上的船员水手，都晓得遇到了劫匪，一个个吓得浑身发抖，缩在船舱里动都不敢动。这时，前边两艘船上骤然传来低沉的哭喊声与咒骂声，夹杂着叮叮咣咣和突突擦擦的声响。过了一会儿，各种声音渐渐消失，河面上恢复了原来的宁静。
劫匪并没有来！达通拖轮和木船上的人都松了一口气。第二天一早，才知道前面扬子和戴生昌的两条船遭了抢劫，满载货物的船变成了空船，只好黯然返航。
为什么达通公司的船没有被抢劫？当时船上所有人都觉得奇怪。但很快便明白过来：大达轮船公司有杜月笙做董事长，土匪哪里敢抢杜月笙的船！
于是，消息迅速传开：达通公司的船是保了险的，托达通运货不会遭抢劫。托运货物的主顾们闻讯，纷纷赶到达通公司办理托运业务。达通苏北航线的开通，使大达公司的业务直线上升，很快扭亏为盈。
在大达轮船公司生意红火的同时，大通轮船公司却是每况愈下，最终被大达公司吞并。
在杨管北的经营管理下，大达轮船公司生意兴隆，杜月笙在航运业的地位不断攀升，不久，上海船联会理事长虞洽卿因蝉联两界卸任，杜月笙以航业巨子之一——大达轮船公司董事长的身份，登上了第三届理事长的宝座。
除去大达轮船公司，杜月笙还收购了华丰面粉厂，并以区区一厂为依托，扳倒拥有“面粉大王”和“棉纱大王”双重头衔的荣氏兄弟，坐上上海面粉交易所理事长，一跃而为上海十大业之一的面粉业领袖。与此同时，杜月笙还担任了纱布交易所理事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