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几年，受国外教师教育改革和发展的启示，特别是美国专业发展学校的影响，我国各地陆续建立起或正在建立类似美国专业发展学校的教师发展学校。教师发展学校是我国大学与中小学的一种伙伴合作学校。这种伙伴合作学校的建立是我国改革教师教育，加强大学与中小学伙伴合作的一种有益尝试。但是在此过程中，改革者们需要重新认识大学与中小学的伙伴关系。本文欲从美国专业发展学校中寻求一些启示，以给我国大学与中小学的伙伴合作实践提供一些参考，从而促进我国职前教师与在职教师的专业发展。
一、大学与中小学伙伴合作关系建立的条件
（一）重新认识大学与中小学的伙伴合作
大学与中小学的伙伴合作关系是一个讨论已久的问题，而要达成大学与中小学真正的伙伴合作需要重新认识和利用这种伙伴关系。大学与中小学的伙伴合作关系的建立首先要解决合作双方对合作关系的理解这一问题，因为未来的合作伙伴之间通常没能对什么是合作关系达成共识。建立这种必要的理解有四种途径：
1.对合作关系作一个有用的定义
合作关系是指一种联系，在这种联系中，不同的合作方通过共赢的方式满足互相之间的需要。大学与中小学之间的真正合作首要的是双方互利互惠。在这种合作关系中，大学和中小学之间应有一种交流渠道，包括成立一个管理小组（成员有地区负责人、大学里教育学院的院长或教育系主任）和协调小组（由各学院的主要领导、大学教员与学区管理者组成）；大学与中小学的交流还包括一个重要的因素，即和谐的人际关系，用以促进大学和中小学之间进行开放和坦率的思想交流。
2.分清伙伴关系的类型
基于合作伙伴对于合作背景的考虑，大学与中小学的伙伴关系根据目的/功能、结构、支持体系，可分成四种不同的类型：其一，目的单一，参与者很少且背景相似，支持的资源少；其二，中等数量的目的，几个合作伙伴，适度而足够的资源支持；其三，目的、伙伴众多，大量的资源提供；其四，复合型的，即目的/功能、结构、支持体系在规模、层次上不相统一。伙伴合作关系在创建过程中，要充分分析自己在目的/功能、结构及支持体系方面的实情，从而发展起适度的伙伴关系。在综合考虑这三方面因素时，要注意以下一些问题，以达到这三方面的谐调一致：首先，一种伙伴合作要取得成功，其结构和支持体系必须与目的相符合，即结构和支持体系必须给伙伴关系提供足够的目的和功能支持；其次，伙伴关系的管理者个人或小组必须找到较小的目标；第三，目的/功能、结构、支持体系三变量中任何一个都不能模棱两可，特别是目的/功能；第四，如果大学与中小学的伙伴关系的目的不足以让中小学和教师教育同时更新，或者没有吸纳除了大学教育学院（系）的教员以外（如文理学院）的参与者，那么这种伙伴关系就不会有足够的能力去完成一所伙伴合作学校的使命。
3.认识伙伴关系的发展阶段
美国学者威尔逊（WilsonC.）等人在考察了全美14个已存在了3～5年的大学与中小学的伙伴关系后，概括了伙伴关系的五个发展阶段：第一阶段：组织。在该阶段，合作双方决定参与者有哪些，分析伙伴关系建立的原因，草拟出伙伴关系运转和管理的规则，以及确定需要什么资源。这一阶段持续时间长短与参与者之间是否愿意达成共识有关，即如果参与者一方（中小学或大学）不满意，则对话就不会持续下去。此外，这一阶段持续时间长短及双方冲突程度还取决于伙伴关系形成的背景，包括既有的建立伙伴关系的努力。
第二阶段：初步成功。该阶段中，参与者举行会议或专题研讨会，发现他们之间共同存在的兴趣，通过局外人士证实他们已走上正轨，以及认识他们自己面临的真正意义上的挑战。
第三阶段，等待结果。这是第二阶段初步成功后的平静期。参与者努力通过其劳动达成一些真正结果。这一阶段中，耐心不够者退出，三心二意者观望。此外，伙伴关系的领导者不再对组织结构进行讨论，而是组织会议以探讨真正的目标。在该阶段，不同的人被授予正式的领导者身份。
第四阶段：主要的成功和扩展。当对参与者有意义的结果产生以后，参与的基础得以扩展——包括来自多个领域的感兴趣的参与者。这一阶段取得成功的部分原因是由于一大批改革者被培养出来，他们努力工作以保证共同的认识和承诺的达成。这些改革者包括来自中小学、大学教师教育专业及文理学院的教育工作者，是他们使得伙伴关系的成功得到扩展。此外，在这一阶段，对某一伙伴关系的外部认可可以引导其他的伙伴关系清楚自己的使命，开放其多余的资源，可以让这一伙伴关系更深地进入社区、中小学以及大学各个地方。最后，在这一阶段，所有参与者都将自己多余的资源调节出来共享。
第五阶段：成熟的伙伴关系。在这一阶段，参与者达到自己提出的目的，参与者之间的对话以对伙伴关系进程的批判性调查为主导，社区成员及来自中小学及大学的个人进行显而易见的实质性的变革——总之，一个真正伙伴关系的各方面因素都凸现出来。
以上就是伙伴关系的五个重要发展阶段。对于很多伙伴关系来说，还有另外一个发展阶段存在，即伙伴关系的消亡。通常，这一最终的阶段与外部拨款的中断或主要参与者的退出有关。
对以上伙伴关系的不同发展阶段的认识，可以使大学与中小学合作各方清楚自己的已有成效，并根据自己所处的阶段作出继续合作与否的判断。如果伙伴关系能够继续，则让伙伴合作向更高一级阶段发展。
4.确立合作伙伴之间共同的哲学基础
大学与中小学之间的伙伴关系的顺利建立及有效运作基于这样的重要前提：只有伙伴关系得到很好的管理、伙伴之间进行明晰的交流并通过这种交流在所有参与者之间达成关于学校革新和教与学的基本原则的共识，这一目的才能实现。成功、持久的伙伴合作往往发展了伙伴之间的共同观点：如伙伴合作的大学与中小学一道进行以批判性思考为中心的工作，或是坚持以儿童发展的基本理论指导中小学教育教学工作等。这些共同的观点为促进双方的合作搭建起重要的平台。
（二）中小学教师宽泛的普通教育及高质量的专业教育
大学与中小学的伙伴合作对中小学教师所受的普通教育和专业教育都有较高的要求。学术界对教师的普通教育内容存在不同的观点。20世纪60年代，哈佛大学校长科南特提出教师的普通教育应是宽泛的“学者式”的教育，这种教育要能够使教师在与某些领域的专家谈论时充满自信。90年代，古德莱德重涉教师的普通教育问题研究。他认为所有的学生都应对以下六个知识领域的概念、原则及观点进行思考：人类的本性；社会政治、经济系统；物理学体系；生物学体系；评价和信仰体系；交流和情感责任体系。苏尔曼（Shulman LS.）则把普通教育跟专业教育的观念合成一体，他区分了自己所谓的“知识基础种类”：学科内容知识；普通教育学知识；课程知识；教育学内容知识；关于学习者及其特征的知识；教育环境的知识；教育结果、目的、价值的知识及其哲学和历史背景。综观上述研究者的观点，可以发现他们的共同之处在于认为教师要接受宽泛的普通教育，涉猎各个方面的知识。中小学的教师要求接受宽泛的普通教育，以便在教学过程中与学生交流时能够信手拈来。而且，教师宽泛的普通教育将能够为自己的专业发展奠定基础。对于教师的普通教育来说，另一个重要问题是谁作出决策。科南特认为，“在这每一个领域，大学教员应该明确对未来教师所具有的整个普通教育的成果的要求，即知识、智慧或技能的水平”。每一个与教师教育有真正关系的机构都要通过适当的委员会明确那样的水平。
尽管教师所受的绝大多数普通教育发生在大学校园，但他们的专业教育应该在大学校园和中小学里分别进行。专业教育同样存在内容及谁做决策两方面的问题。最近这些年，关于教师专业教育的改革在美国有不同的看法。一些人主张全部取消专业课，但是很多人还是只要求对专业课作限制或进行改革，一些人建议重点应强调效果，即教师应该成为一个怎样的教师，而最重要的不应该是关注教师教什么和怎样教。然而，那些提倡将教师专业教育减到最低限度的人没有认识到这样的现实：培养像目前这种体系所培养出的教师，他们是在让已受到强烈批评的教育模式持续，而培养出的这些教师并未打算批判地分析这种教育以提高它。一方面，教育基础（历史和哲学）的重要性、儿童成长和发展的全面研究、教学技能的学习与特殊培训相对应等问题是专业教育的主要问题；另一方面，学习是否会通过课程或实习经验发生。这些问题的解决对伙伴合作学校的功能有重要影响。例如，一所伙伴合作学校是进行专业教育的场所还是大学校园所讨论的观点寻求实践应用的场所，对伙伴合作学校的创设者来说有很大的区别。谁是专业教育的决策者对伙伴合作学校的形成方式至关重要。古德莱德认为，应该通过教学法研究中心，由伙伴合作学校所在地的人对专业教育的规则作出决策。他认为没有其他的代理者可承担起以机构为本的课程发展的如下责任：确定学生的需要和特点；分出最基本的课程主题；对发展这些主题的必要程序作出规划；分出教员的义务和责任；参与正式评估及整体修订。其他的人主张将那样的决策权交给大学教师教育院系、国家专业部门、评估团、州或国家的决策部门。然而做那样的决策越是远离伙伴合作学校，人们就越不可能对自己的行动目的和策略有一个全面的了解，这也引发另一个影响伙伴合作学校建立的条件：即公共政策。
（三）良好的政策环境
决策机构将高等教育与中小学教育分开导致了大学与中小学合作的一大困难——中小学认为他们对教师教育不负有任何责任，而大学也不承担提高中小学教育质量的责任。
从美国专业发展学校的创建实践来看，大学与中小学伙伴合作关系的建立需要两方面的政策支持：
一方面，大学与中小学的伙伴合作需要以下有关的法律、规章来保证：第一，要求职前教师的培养要有在大学与中小学伙伴合作学校的经历。这可通过资格证书的要求及大学教学大纲的规定来实现。第二，把教师教育和教师专业发展确定为学区及大学的基本责任。实施途径可以是：通过合作计划的规定，指明分配到两种机构的资金要有一定比例花费在教师教育上，同时要建立双方都满意的鉴定或认可标准。第三，承认大学教授在大学与中小学伙伴合作学校的工作，并以此作为他们提升和长期聘用的标准之一。第四，鼓励教师第一年在大学与中小学伙伴合作学校任教，让初任教师加入包括有熟练教师、初任教师及职前教师的队伍，以加快初任教师入门的进程。
另一方面，大学与中小学伙伴合作的财政问题需要从政策上加以解决。中小学和大学需要更多的资金来满足社会对它们日渐增长的需求。对于大学与中小学伙伴合作来说，资金的政策保证应注意以下几点：第一，政策制定者需要拨出资金发展足够的大学与中小学伙伴合作学校，以保证所有的新教师都有机会在大学与中小学伙伴合作学校接受培训。第二，政策制定者需要确认给教育的拨款用于支持大学与中小学伙伴合作学校。一般来说，一旦大学与中小学伙伴合作学校开始实施，中小学和大学在教师教育、教师专业发展、研究和中小学教育上总的花费的十分之一就可让大学与中小学伙伴合作学校运作。第三，政策制定者需要拨款以保证教师发展学校里来自中小学和大学的关键人物联合制订计划的时间。这可采取延长合同的形式或是增加人员，让制订计划成为参与者日常工作的一部分。
以上是大学与中小学伙伴合作建立的主要条件。大学与中小学伙伴合作关系的建立还需要其他一些条件，如社会各界的关注，包括社区、家庭、企事业单位等来自各方的力量。
二、大学与中小学伙伴合作关系建立的过程
一旦上述条件满足，就可着手建立大学与中小学伙伴合作关系。概括地说，建立大学与中小学伙伴合作关系过程主要包括以下三个步骤：
（一）确定合作伙伴的选择标准
不是所有的中小学都可成为伙伴合作学校。选择中小学作为伙伴合作学校一般依据以下一些标准，即这些中小学：
（1）积极参与关于学校教学实践和专业教育的合作探究和革新；
（2）是全体教员进行自我分析和谋求专业发展的地方；
（3）得到全体教员及学区管理者的全心支持以培养下一代教育专业人员；
（4）愿意也能够提供足够的资源以让教师承担起既教育自己的学生又培养未来的教师的双重责任；
（5）保证帮助孩子们学会很好地运用他们的头脑；
（6）让教师、家长、学生与管理者共同参与关于课程的实质性决策，同时让大学教员和未来教师参与该类决策；
（7）愿意让职前教师承担作为初级教员的角色，让他们参与学校专业生活的所有方面，而不是仅仅作为某一指导教师的学徒；
（8）密切关注多元文化问题，不贬低任何个人或团体的自我价值；
（9）承担起责任，让学生成为民主社会的公民，让学生成为经济建设的贡献者，让学生精通艺术，以及锻炼他们发现自己潜能的能力。简而言之，学校应为年轻人参与民主社会做好准备；
（10）保证学生家长了解和支持伙伴学校被赋予的使命；
（11）真实地评估学生学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