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节 盆地文明
郭沫若是一位喜谈故乡人，他的《反正前后》一开篇，就为我们描绘了那多山而又平坦，封闭而又膏腴的四川。文中写道：
我们在这儿可以想象一下罢。请以成都为中心，以三四百里路的距离为半径，向周围画出一个圆形来。四川的盆地大约就是这个样子。因为是广阔的盆地，而且是很膏腴的盆地，所以从古以来四川号称为“天府雄区”。
郭沫若的这番描述实际上道出了四川自古以来在人们心目中的最基本的形象：这是一个封闭的盆地，但又是一个“内涵”宽广的盆地，是闻名中华的“天府之国”。“盆地”是它的自然地理环境，而“天府”则是它的物产生态特征。在人类文明不断演进的过程中，地理因素是最稳定的，地理环境的稳定性又影响了与之紧密相关的某些物产生态特征的稳定性。所以我们今天论及现代巴蜀的文化环境，就还得从这些相对稳定的、给现代人的感受也最深的地理、生态特征谈起。
在中华大地上，在我们所熟悉的一些区域中，四川的疆界可能是最稳定最少变化的地区之一。《华阳国志》称西周以前，巴蜀二国的疆域之合是东至鱼腹（奉节），西抵峨（峨眉山）、嶓（嶓冢山），南接于黔（贵州），北连于秦（陕西）。固然在史家看来，此言多有虚妄之处，但至少在秦统巴蜀设郡之时，就已经确定了以奉节-黔涪-青衣-秦岭为界的广大地区，这却是人所共知的事实。比照今天四川省的行政区划，我们可以清清楚楚地看到，2000多年来，巴蜀主要地区的位置是相当稳定的。
显然，这与四川的地理环境有很大的关系。打开地图，我们看到的是一个盆地的四川，绵延不尽的崇山峻岭耸立在它的周围，它的东北为大巴山，褶皱重迭，海拔1500～2000米，东缘有巫山、七曜山与湘鄂西部山脉相连，南部是海拔1000～1500米的云贵高原，北部秦岭山脉海拔800～1500米，划开了中国南北两种不同的自然区域，西缘以眠山、龙门山、邛峡山，夹金山和大凉山与巨大的青藏高原连成一片。今天，当我们乘着列车蜿蜒蛇行在遮天蔽日的秦岭、大巴山中，或乘着客轮一路峰回路转，穿越长江三峡东出夔门，将能够深刻地感受到这种连现代交通工具也很难改变的地理事实。
地理条件总是将它的影响显示在人们最基本的生活活动和文化活动之中，这就出现了由地理所决定的“文明”。盆地的四川千百年来一直都表现着它作为“盆地文明”的种种特征。
环绕的群山将四川和外面的世界分割开来，这即是“庇护”，又是“封闭”。
高耸入云的奇峰峻岭，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雄关鸟道，似乎足以隔断外面世界的战火，护卫政治家们偏安一隅、割据称王的美梦。除了唐玄宗这样暂避蜀中的一国之君外，更多的“庇护”之梦还是诞生在地方豪强那里。庇护的受荫者是有限的，而割据的欲望却是无限的，这是一组无法解决的矛盾。于是，盆地的庇护功能倒引发了无穷无尽的“蜀乱”，从开明时代的蜀巴内战一直到现代四川的军阀混战，大大小小的战争就从来没有停止过，其频繁程度堪称中国各大区域之首。“天下未乱蜀先乱，天下已治蜀未治”的千古名言不径而走，影响着人们对巴蜀社会的基本认识。李白是热爱故乡四川的，但对蜀乱却不能不心有余悸：“所守或匪亲，化为狼与豺”，“锦城虽云乐，不如早还家。”四川现代作家也饱受了蜀乱之苦。吴虞的妻子、女作家曾兰就是在逃避战乱中患病死去的；战火曾阻止了郭沫若首次出川的计划，夺去了艾芜舅父的生命。周文回忆说：“当我17岁那年，在一个部队里当一个小‘军佐’的时候，第一次看见一场战争是在家乡的一个山坡上……只见坡上的石板桥横呀顺呀的躺着十几个尸体，有的虽还没有死，但衣服已被剥去，全身和全脸都冻得惨白的带土色，而且发抖，恐怖的两眼一翻一翻地看着我们这些胜利者的敌人跨过他们的身边。”这难忘的一幕在后来影响了周文人生道路的选择。
“封闭”的高山形成了“难于上青天”的蜀道，阻碍着盆地中人与外面世界的交流。汉乐府《巫山高》，李白《蜀道难》，杜甫《剑门》，李贺《蜀国弦》，陆游《入蜀记》，范成大《吴船录》，杨慎《嘉陵江》，吴芳吉《巫山巫峡行》，郭沫若《过瞿唐峡》，叶圣陶《我与四川》，历代出蜀的川人和入蜀的客人都一再为我们描述蜀地行路之难，写得惊心动魄、扣人心弦。对读南宋范成大的游记《吴船录》和本世纪40年代叶圣陶的日记《我与四川》，在那乱石穿空、惊涛拍岸的文字的险境里，我们发现，700余年的历史几乎就没有对这川东恶道有什么影响！
封闭的巴蜀成了远离王化的“西僻之乡”，直到抗战以前，这块土地也从未成为中国的政治中心。“蜀门去国三千里”，这既是巴蜀与中国政治文化核心区域的地理之差，也是一种文化之差。宋以前，它的发展速度不及中原，宋以后，它的发展速度也不及江南。虽然我们不难从巴蜀史上找出一些居全国领先地位的文化成就，但这也不能从整体上改变巴蜀文化始终都在“求学”于先进区域的事实。比如，中原地区在先秦时代就掌握了较高的冶铁技术，铁器得到了普遍的使用，但在同一时期的巴蜀考古文物中，却尚未发现。种种事实表明，是秦并巴蜀以后，才给这块盆地带来了先进的中原文化。巴蜀地区的学校教育，是由西汉蜀守文翁开始倡导的，直到汉景帝末的这位文翁入蜀以前，蜀地仍是“鄙陋有蛮夷风。”宋明清三代，出自江南的进士不可胜数，而巴蜀却寥若晨星，在人们的传说中，偌大的巴蜀直到明朝才出了第一个状元杨升庵，而到清朝光绪时又才出了第二个状元骆成骧。
盆地的封闭影响在近现代仍然是清晰可见的。直到抗战，中国工业西迁以前，这里的现代工业企业屈指可数，同时，在“四川盆地的任何地方都没有发生过有效的农村经济近代化”，“1948年的四川农村比1911年的山东农村要落后得多。”清末新学出现，但“四川地处西南边陲，交通不便，消息闭塞，引进西方国家学校的模式并吸收其教学内容是清政府颁布‘癸卯学制’以后，四川各地的儒学和书院等旧式学校开始瓦解，新式学堂才逐步建立。”戊戌变法前后，我国报刊业开始兴旺，且发展迅速，到辛亥革命之后，全国各地大小报纸就有500多家，19世纪60年代以后，北京、上海开始出现官办译书出版机构，1897年，上海出现第一家私营印刷出版机构商务印书馆，我国私营出版业急遽增长，到1902年，仅上海一地加入上海书业商会的私营出版机构就有22家，相反，尽管四川的第一家近代报刊《渝报》也在1897年刊行于世，但四川报业和出版业在此后很长一段时期里却发展不大，在国内文化界的影响甚微。在郭沫若、巴金、阳翰笙、李劼人、沙汀等许多四川作家的回忆录中，都曾提到成都的“华阳书报流通处”，这是四川接收先进地区文化的一个“窗口”，它的确把来自北京、上海等地的现代文化空气传输给了这些闭塞中的莘莘学子。但是，整个中国近现代文化发展的大潮却仅仅只能由这个小小书报站来“滴漏”，偌大的四川只能通过这样的“瓶颈”来吸取世界文明的养分，却不能不说是盆地的悲哀！这种“瓶颈”式的文化吸取还直接影响到了四川现代作家群的出现。从总体上看，四川作家不像浙江、江苏作家那样从“五四”一开始就成片涌出，占据了文坛，他们是渐次而出，逐渐增多。“五四”前后大大小小的四川作家加起来也有10来人，但在文坛上很有影响的也就五六人，不像浙江、江苏作家那样水平相当，布成阵势，只有到了30年代以后，四川作家才蜂涌而起，以区域群体的优势震动了中国现代文坛，这是因为，透过细小“瓶颈”的新文化“滴漏”是逐渐向着盆地内部地区播撒、蔓延的，接受新文化的启蒙也只能是循序渐进的。
由此也就自然产生了作家的“出蜀”与“入蜀”的有趣对流。从古到今的巴蜀文学史，都活跃着这样两支对流的大军，一方面，是司马相如、扬雄、王褒、陈子昂、李白、三苏父子、杨慎和所有的现代四川作家都出蜀访学，扬名天下，另一方面，又是高适、岑参、杜甫、白居易、刘禹锡、李商隐、陆游、黄庭坚、范成大及现代他省抗战作家等等客籍人士纷纷入蜀，形成所谓的“自古文人皆入蜀”的现象。关于出蜀和入蜀的文学文化价值，我们将在以后的论述中加以讨论，这里想要提出来的仅仅是一个问题，即纷纷的入蜀既然已经证明了巴蜀的魅力，那么为什么巴蜀文人又大都只有出蜀才能有成？我认为，奥妙其实还在“盆地文明”这里，是前述的种种盆地环境（文化落后、社会有蛮夷风）阻碍了四川作家更大的发展，他们只有冲出盆地的包围，才能直接受哺于中国先进地区的文明，这与入蜀也并不特别冲突，因为，外省人入蜀常常并不像他们进入中原、江浙一样是为访学释疑而来，他们的所获多不在学问而在山水。
当然，崇山峻岭将封建时代的正统文化隔在了巴蜀盆地以外，这也有利于巴蜀人的个性向着自由不羁的一面发展，并为儒学之外的其他思想的发展提供了条件。从陈子昂、李白到苏轼、杨慎，巴蜀作家多放浪形骸、不拘礼法之人，当他们出蜀进入到一个广阔的天地，将有可能打破陈规，成为大胆开拓、勇于进取的先锋。这种性格和追求在吴虞、郭沫若等现代作家身上也可以找到。四川引以自豪的所谓“蜀学”在宋代成鼎盛之势，理学家陈抟、张拭、魏了翁，文学家苏轼及史学家“三范”、“二李”等皆是蜀学的代表人物，较之于北方“二程”的洛学，蜀学大大地偏离了儒家正统思想，陈抟、张拭、魏了翁等理学家都注意将道家道教思想与儒家思想相互结合，“通脱”的四川人苏轼对程颐作为正统儒士的迂腐之态就颇多指摘，“每加玩侮”，由此演成了旷日持久的洛蜀党争；相应地，关注现实的治史之风在蜀中颇为兴盛，诚如近代学者刘咸忻说：“宋一代之史学实在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