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代文学与四川
中国现代文学三个十年的历史是由来自各个区域的作家共同书写的。如果你从区域的角度来观察中国现代文学的发生发展，你将会发现，有那么一个地方与我们文学似乎特别有缘，它不仅涌现出了蔚为大观的作家和作品，而且还以自己宽大的胸怀接纳过人数最多的外来者，让许许多多的外省作家度过了一段难忘的日子。这个地方就是四川。
在中国现代作家作品的庞大阵营里，四川作家数量之巨，作品质量之高都是名列前茅的。据中国现代文学馆编《中国现代作家大辞典》一书统计，作家数量居前3位的省份分别是浙江77人，江苏66人，四川44人，四川居第三位；又据目前收集作家最多的《中国文学家辞典·现代分册》一书统计，作家最多的是江苏347人，其次是浙江307人，四川约230人，大体上也居第三位。以质量来说，中国现代文学史有一个通行的“座次”，即鲁郭茅巴老曹，6位大家四川和浙江都各自占了2位，当然“座次”是相对的，文学史也在不断地被“重写”，但它仍然充分说明了四川文学在中国地位和影响，说明了我们最基本的感受。四川不仅为中国现代文学贡献了许多优秀的作家作品，而且还在民族战争的漫天烽火让文学无处容身的时候，以自己四周的崇山峻岭为掩护，以肥沃膏腴的土地为滋养收容了无家可归的流亡作家。又据统计，抗战期间全国有作家377人（不包括香港、南洋地区的中国作家），四川一地就收容了140人。可以毫不夸张地说，现代中国文学在抗战八年还能继续发展并取得辉煌的成就，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有了四川的庇护和滋养。这样，在四川这一区域的文坛上，我们的现代文学便包括了声势浩大的两支，一是现代四川的作家作品，这是主干，二是外省作家以四川为背景的文学创作，这也是不容忽略的一脉。
无论四川文学这一主干还是以四川为背景的外省作家的创作，历来都是我们研究的重点。特别是进入80年代以来，社会的、市美的、文化的多种方法都被先后引入到郭沫若、巴金、沙汀、艾芜等四川作家的研究当中，大后方抗战文学研究也愈加成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中一个引人注目的部分。所有这些研究都是卓有成就的，不过也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这就是说它们一般都是在对中国社会与中国文化作整体把握的基础上进行文学的阐释，中国社会与中国文化的整体特征往往被直接移作了对具体作家生存环境及文化基础的说明。如果说我们新的研究还需要从何处着力的话，恐怕也就是在这里了——实际上，中国社会和中国文化还只是对作家生存环境及文化基础的最粗略的概括。尽管中国很早就走上了社会结构和文化结构的“大一统”道路，但这并不能改变特定地理环境所带来的各地区之间实际上存在着的差别与隔膜。不仅如此，中国境内大多数地区所拥有的小农经济本身也是一种充满矛盾的经济形态，“其运行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地理环境的恩惠，同时在发展过程中又受到地理环境的制约，在长期维持简单循环的状态下，形成了社会分工极不发达、商品经济受到严重限制、各地区之间发展很不平衡的局面。”四川深居内陆腹地，受海外文明影响的机会甚少，且自我封闭，自成一体，有其特定的社会面貌和文化氛围，直到抗战，中国工业西迁，主宰着这一区域的小农经济才略有动摇。这实际上才是四川作家最重要的生存、文化背景。尽管他们当中的许多人都最后走出夔门，生活在了其他的区域，但出生地的生存与文化环境对一个人的塑造却是至关重要的。正是它第一次开启了人的心智，传输给人们最基本的知识。同样，抗战让许多外省作家在这块区域特色浓郁的土地上生活了整整八年，他们对中国社会的感受此刻将不得不落实为对四川社会的感受，而对于一些青少年时代就迁徙人川的作家（如路翎）来说，这种感受可能更是铭心刻骨受用终生的。在东西方文化对峙的层面上，我们说郭沫若、巴金、沙汀、艾芜、李劼人等都是中国人，而将这些四川作家的创作和入川作家（如路翎）的创作都统统视为东西方文化冲撞与交融的产物，这当然都是正确的，但又不得不说是较为粗糙的。因为，无论是川籍作家还是入川的外省作家，他们都不曾生活在一个抽象的中国，倒是生活在了具体的四川，我们不妨更确切地把郭沫若、巴金、沙汀、艾芜、李劼人呼为四川人（就像他们经常自诩“我是四川人”一样），我们也不妨把他们的创作视为四川特定的区域文化影响下的产品，或者说是四川的区域文化与外省文化相碰撞的产品。
这就是我们将要展开的研究所取着的新的视角，所谓的区域文化视角。我们试图从这一新的角度出发探讨中国现代文学与四川相关的那一部分，即现代的四川文学与外省人所创作的关于四川的作品。当然前者是我们的重点，因为，一个暂时寓蜀的外省人对巴蜀文化的短期感受最终还是不能与本土作家相比的。
四川、巴蜀与巴蜀文化
我们将四川这一特定区域的文化称之为巴蜀文化。
“巴”与“蜀”分别是四川东部和西部的传统称谓。东晋常璩《华阳国志》引《洛书》日：“人皇始出，继地皇之后，兄弟九人，分理九州为九囿，人皇居中州制八辅。华阳之壤，梁岷之域，是其一囿，囿中之国，则巴蜀是矣。其分野舆鬼、东井。”又因为先秦四川最强大的开明王朝曾立足西川，一统巴蜀（扬雄《蜀王本纪》说：“蜀王据有巴蜀之地。”），所以“蜀”也成了对整个四川的称谓。至于“四川”得名则晚了许多，它来自于古代中央政权对这一地区的政区建置。“唐时剑南一道止分东、西两川而已，至宋则为益州路、梓州路、利州路、夔州路，谓之川陕四路，后遂省文名为四川。”由此观之，在对区域的描绘上，“巴蜀”、“蜀”和四川系同义语；只不过因为“巴蜀”、“蜀”来自更古老的年代，所以似乎也就带上了某种历史和文化的意味；“四川”晚出，又主要用于行政区划，故历史文化意味稍嫌淡薄罢了。在以后的论述中，我们对这几个名词一般不作强行的区别，但在有意识突出四川地区的历史文化渊源时，也遵循旧例，称“巴蜀”而不称“四川”。
“巴蜀文化”本系考古学名词，又称“巴蜀青铜文化”，指的是在秦灭巴蜀以前这一地区所创造的物质文化。本世纪20年代以后，川西平原不断有重要的文物出土，抗战爆发，大批历史学家云集四川，这些考古成果引起了他们浓厚的兴趣。据他们的研究发现，这些文物足以证明了那个时代（青铜时代）巴蜀地区文化的灿烂繁荣及鲜明的地方性。1941年卫聚贤撰文《巴蜀文化》发表在《说文月刊》3卷4期及第7期，同年顾颉刚撰文《古代巴蜀与中原的关系说及其批判》，发表于《中国文化研究汇刊》9月1卷，由此而提出了“巴蜀文化”一词。
但我们所要使用的“巴蜀文化”则是广义的。具体来说，是指四川地区自古以来所创造的物质成果和精神成果。当然我们的目的仍在文学，是为了说明文学活动的背景和支撑才引入了“文化”，所以并不是巴蜀所有的物质成果和精神成果都将进入我们讨论的范畴，我们只关心那些与文学有直接关系的文化因素。归纳起来，我们可能对这三方面的因素注意得较多，一是生态环境，指四川作家生存区域的社会风俗、生活模式、语汇特征。二是教育状况，指四川作家所在区域的教育条件、氛围观念和具体教育方式。三是文学传统，指四川作家所接受的四川历代典籍文学及民间口头文学。以上这三方面的因素就是我们将要讨论的“巴蜀文化”的主要构成成分，除此之外，我们还将注意分析由这三方面的文化因素所集中反映出来的巴蜀式的价值取向，即所谓的“巴蜀精神”；我们也将挖掘四川社会和巴蜀文化的存在基础，即四川的自然地理环境。
谈到巴蜀文化，我们很可能会遇到不少的困惑，这里不妨先提出来，并略加梳理，因为，我们以下关于文学与文化的研讨，常常就是在这样的困惑处铺展开的。
古老的巴蜀社会和巴蜀文化展示在我们面前的形象似乎相当复杂，充满了种种矛盾。这显然是一个较中原地区和东南沿海地区落后的内陆腹地，但却名人辈出，且多有大师级人物，引人注目；巴蜀社会的封闭和保守有目共睹，而巴蜀之人却常有叛逆越轨之举；川人一方面直爽热情，另一方面却又狡黠多变，一方面吃苦耐劳、倔强刚毅，另一方面却又欺软怕硬、外强中干。就文学传统来看，李白、苏轼有豪壮、奔放之声，花间词人有温婉艳丽之作，一方面是“蜀中才子蜀外扬”，另一方面却又是“自古文人皆入蜀”……
深入解剖这些矛盾，并发掘它们在现代文学中的显现，这正是我们全书的任务。这里，我仅仅想强调一点，即对巴蜀文化的把握要特别注意它的这种矛盾性，要在全面把握这些矛盾的基础上形成我们综合性的认识。在中国各区域文化当中，巴蜀文化对各种矛盾因素的包容是十分明显的，这是由巴蜀特殊的地理位置、自然条件及历史境遇所决定的。比如，巴蜀地处西南，兼有了南方文化的绚丽多情和西部文化的雄健坚韧；再如，作为盆地，它既“阔大”又“封闭”，“阔大”与“封闭”也是一组有趣的矛盾，封闭带来了它的保守，造成了它与中原地区的某些差距，但腹地的阔大和千里沃野又赋予它勃勃的生机。与中原、北方及江浙地区相比，巴蜀是不服王化的“西僻之乡”，蛮性和野性尚存，但也可能因儒家礼制的相对松弛而易产生傲岸不驯的逆子贰臣。
当然，并不是所有这些巴蜀文化的矛盾因素都原封不动地进入了四川现代文学。因为，古老的巴蜀文化终究只是历史的一部分，而历史是发展的，在现代条件下，它的某些因素可能会强化，某些因素可能会淡化，某些因素则可能会转化变形；更重要的是，我们阐释的基本对象是文学，是文学中的文化，就是说这些文化因素都是由现代的作家来感受和传达的，作为个体的作家有它特定的生活境遇和个人天性，他不可能像一架照相机那样被动地摄取所有进入视野范围内的文化信息，能够为他俘获的总是与他特定生存需要及个性品格相关的东西。由此看来，我们又应当特别重视巴蜀文化的现代特征，重视作家个人感受中的巴蜀文化风貌，古老的传统也只有在它继续作用于现代社会时才是有意义的。
现代四川文学与巴蜀文化
四川现代作家是珍惜自己这一份区域感受的。李劼人、沙汀、艾芜、罗淑、周文长时期地开掘着乡土题材，刘盛亚、金满城、沈起予、陈铨的外省故事也常常以四川人为主人公，郭沫若、巴金虽然不曾刻意追求创作的区域味，但这并不妨碍他们有一双敏锐的“巴蜀眼光”，郭沫若称李劼人小说是“小说的近代《华阳国志》”，是“四川大绸”，巴金也这样赞扬李劼人：“只有他才是成都的历史家，过去的成都都活在他的笔下。”没有对巴蜀社会和巴蜀文化的深刻感受，郭沫若、巴金是不会对李劼人作出这等评价的。何其芳是抒情诗人和抒情的散文作家，他较少在作品里记录巴蜀社会风俗，但众所周知，何其芳的诗歌和散文都受到了晚唐五代花间词风的影响，西蜀《花间集》浓丽的色彩、雕琢的语言曾引起他莫大的兴趣，这难道不也是一种区域感受，一种对区域文学传统的深刻感受吗？有着不同流派、不同风格、出自不同年代的这些四川作家，都在与巴蜀文化的紧密关系中体现了他们最大的共同之处，那种跨流派跨风格跨年代的文化联系已经清晰可见了，无疑，这给了我们今天的研究以莫大的启示和莫大的鼓励。
我们即将着手的研究拟从四个方面展开。
1.现代四川文学的巴蜀文化环境，在这一部分里，我们将着重分析现代巴蜀社会与巴蜀文化的基本特征，这些特征有的属于巴蜀古老传统的延续，有的则是适应现代历史发展而产生的，它们构成了现代四川文学发生发展的重要的环境。四川现代作家就生长在这样的社会，接受着这样的文化教育，青少年时代的社会文化条件造就了他们，也限制了他们；抗战八年入蜀的外省作家也浸润在这样的社会当中，虽然这些外来者的感受与四川作家的感受并不完全相同，但毕竟还是或多或少地得到过巴蜀的滋益，因而也就与我们的巴蜀文化结下了不解之缘。（对外省入蜀作家的文化环境的分析，将被我们一并纳入到四川作家文化环境的分析当中。）对巴蜀文化环境的分析是我们进入文学世界的基础。
2.四川现代文学作品中的“巴蜀意象”。作家对文化的感受首先是从他们对自身生存境况的感受开始的，当他们将从生存磨砺中得到的印象铭刻在文字当中，就绘成了一个又一个的艺术形象。这些艺术形象固然是他们对社会现实的“反映”，却又不仅仅停留于“反映”，因为，其中已经渗透了他们自己对文化的理解和接受，他们自己的思想情感与整个的文化形态接通了，与其说是社会现实的“反映”，还不如说是一种饱含文化意味的“意象”。“巴蜀意象”的提炼和创造是四川作家传达巴蜀文化的最明显的文学证据。
3.四川文学追求对巴蜀文化传统的继承和创化。这是全书的重点。在这里，我们将把视线投入四川文学本身，仔细剖析四川作家是以怎样的个性和心境创造着四川文学，这些作品的主导精神及艺术选择又有哪些特点。当然这不是泛论文学追求，而是寻找文学活动与文化的复杂关系。通过解读我们将会发现，有一部分的文学精神和艺术选择是四川作家对巴蜀文化传统的继承，如叛逆激进的个性、朝气蓬勃的气质，另外还有一部分的文学追求却是对巴蜀传统文化因素作了较多的转化和改造，如漂泊体验、幽默调笑等。从理论上讲，作家从个体需要出发，对某种文化传统的发掘本身就同时包涵着继承和创化两重意义。只是在“历史转换期”尚未结束、传统/现代的对峙依然存在的时候，继承和创化往往都不是水乳交融的，继承和创化的心境也时常各不相同。而且，我们也在前文谈到，矛盾性是巴蜀文化传统的显著特征，一个审慎的现代人对其中某一种因素的重点利用自然就改变了原有的传统模式，如沙汀、李劼人引四川方言人小说创作也就改造了巴蜀文学的“好文”传统。相反，一个以情见长的现代人如果对传统未作分解，也就比较完整地继承了传统的某些特征（也包括传统自身的矛盾），如郭沫若对巴蜀人青春气质和叛逆性格的继承。
4.入蜀作家对巴蜀文化的表现及其所蕴含着的文化冲突。将这一部分外省作家单独提取出来加以分析，是为了与我们四川本土作家的创作略加对照。同样置身于巴蜀文化的包围之中，本土作家和外来作家的感受大有差别，究其原因，其实还是区域文化的影响。对于外省入蜀作家来说，给他们影响最大的是他们自身的乡籍文化，短暂的入蜀并不能抹去乡籍文化沉重的印迹，他们对巴蜀的表现是多重文化冲突下的特殊的表现，这种表现可能突出了巴蜀文化的某一特征，但也“误解”了更多的东西。但突出和误解都别有意味，对四川现代作家创化巴蜀文化传统亦不无启示。如路翎的小说。
我们试图通过以上四个方面的阐述为现代四川文学与巴蜀文化的关系勾勒一个大致的轮廓，并初步解决四川作家在继承、创化区域文化传统方面的一些重要问题，最终推进我们对四川现代文学乃至整个中国现代文学区域属性的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