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节 从移民到漂泊
文化在个体的生命活动中一显风采，成为个人进行创造的“资源”，这本身就包含着个人对某种文化传统的创化。只是，正如我们在前一部分里分析过的那样，巴蜀区域的封闭格局一经现代文明的脚步打破，就不再可能一如既往地保持文化——个人的相互协调关系了，在“历史的转换期”，传统文化的固有框架已被震碎，散落下来的文化因素首先面临的是如何为现代人重新选择、重新使用的问题。现代人出于新的需要，对区域文化资源的利用自然就不会是不偏不倚的，这里既有直接的利用，也有转折的改制，前文所阐释的“文学追求”是以对区域资源的直接利用为主，以下我们将要讨论的“文学追求”又是以对区域资源的转折改制为主，转折改制就是真正的来自个体的“创化”。
所要指出的一点是，历史转换期的文化选择本身就是复杂的。对什么样的文化活动都最好不要作机械划一的理解，我们区分了“直接利用”与“转折改制”，这是为了突出问题的主导方面，而绝不意味着我们的文化传统也必定处处显示了这样的分裂，而由一部分作家专门从事“直接利用”，另外一部分作家专门致力于“转折改制”。实际上，我们必须看到，直接利用和转折改制都是现代作家出于某种特定的创作需要在特定时刻所进行的选择，对他们来说，本来无所谓直接利用与转折改制，重要的在于这些区域文化的资源都促成了创作上的方便，这就足够了。我们的现代四川作家的自由而自如的，在进入创作状态之时，他们首先是个体的人，然后才由个体的感受进入到文化的空间。这就是说，他们完全可以（而且几乎就是理所当然的）将同时“直接利用”又同时“转折改制”（当然具体表现的侧面有所不同）。这是我们必须正视的前提。
移民的巴蜀
四川人谈巴蜀史，都要引据扬雄的《蜀王本纪》及常璩的《华阳国志》，从而把自己的历史追溯到了远古的蚕丛、柏灌、鱼凫、开明诸王。《蜀王本纪》云：“从开明以上至蚕丛，积三万四千岁。”《华阳国志》则称：“蜀之为国，肇于人皇，与巴同囿。”在考古方面，也确有“资阳人”头骨化石出土，证明旧石器晚期沱江流域就有了人的活动；广汉中兴场的月亮湾三星堆遗址出土了新石器晚期至夏、商、周三世的大量文物，其玉器、陶器、石器、铜器制作精美，比之中原地区同一时代的同类器物也毫不逊色；在巴蜀青铜文物上甚至还发现了一种表意的文字符号，学者或称之为“巴蜀图语”，至今尚未被破解。顾颉刚等人著名的“巴蜀文化独立发展说”就是在这些考古基础上提出来的。
不过，从“秦灭巴蜀”、华夏一家以后的更为可靠的历史进程来看，对巴蜀人生存状态及文化活动造成更大影响的显然既不是“资阳人”的原始记忆，也不是“开国何茫然”的蚕丛、开明诸代，“巴蜀图语”并不曾为后人所承袭、作为文化载体进入社会，巴蜀文化也许有过“独立发展”的时代，但在整体上却不得不纳入到中华大一统的社会格局与历史进程当中。巴蜀古代社会与巴蜀人生存状态的区域特色是在“大一统”格局中“再构”出来的。在这个意义上，我更重视巴蜀地区与其他区域进行区域交流时的特殊姿态，并把它作为影响巴蜀生存状态与文化活动的更重要的因素，进而认为，实际影响四川现代社会与现代作家的不是渺茫的先秦时代，而是“秦灭巴蜀”以后“再构”的四川区域特色。
恰恰是从“秦灭巴蜀”开始，巴蜀社会的“独立发展”情形不复存在了，取而代之的是难以拒绝的地区性交往与渗透。有意思的是，在以后的漫长的历史发展中，正是外来的移民不断地开发了这块土地，创造了这块土地上的文化，一代又一代的移民在巴山蜀水间生息繁衍着，蚕丛、开明的土著后代越来越不知去向了。
据可靠的历史记载，巴蜀历史上的大大小小移民活动发生过许多次。
公元前316年，秦灭巴蜀后，举秦民万家入川，开垦荒地，兴修都江堰。
东汉末年，群雄争霸，南阳、三辅居民数万家入川避乱。
西晋时，雍、秦大旱，两州流民数万逃荒至川。
西晋灭亡后，当时在蜀的成汉李氏政权鉴于巴蜀因战争而人口减少，都邑空虚，以牂柯引僚人10余万家入川。
南宋初年，金灭北宋，北方居民南迁，大批陕甘居民人川，导致四川人口增长，1223年总人口首次超过600万。
蒙古自蜀攻宋、使得这一区域的人口大大下降，直至元亡也未恢复，于是明初召湖广等地居民入川“插占”，这是“湖广填四川”的开始。
明末清初的四川再遭战乱浩劫，从清顺治末年开始，一场更大规模的“招民插占”活动展开了，到嘉庆中期，川省人口的移民与移民后裔至少占85%。
尽管对于外省人口的这种吸纳绝非巴蜀社会的自主选择，我们也并不能由此而否定了巴蜀区域在社会功能上的封闭性，但是，移民对于巴蜀在人口结构、社会习俗、文化心理等方面都造成了不可忽略的影响，这也是必须正视的事实。连续不断的外省移民的涌入，客观上刷新着原有的“土著”社会，为一个陈旧的地区注入了新鲜的血液。到近代，不仅蚕丛、开明时代的“蜀人”杳无踪迹，“但凡从东晋明初一般比较久远的客籍而变为土著的，早已所余无几，而且大都散在边疆地方。”移民在特殊环境中所磨练出来的吃苦耐劳的品格、拓荒创业的勇气以及对新环境的较强的适应能力等等，已逐渐成为古代四川人自身性格、追求及基本心理素质的一部分。
移民的巴蜀，是我们探讨四川现代作家与四川现代文学的又一重要的区域条件和文化根基。
移民的现代四川作家
从古至今的巴蜀史表明，愈是到了近代，四川所接受的外来移民的规模也愈大，在今天，人们想要寻找一个真正的明代以前的“蜀人”已经是相当的困难了。所以有人说：“何故全四川见不到一个‘蜀人’？这一疑问，可能是四川的人共有的。”现代四川作家就生长在这样一个很难找到“蜀人”的时代，他们都是移民的后裔，其中，又以清代以来的移民后裔为主。
郭沫若祖籍是福建汀洲府宁化县，据说他的祖先当年是背着两个麻布上川的。
巴金祖籍是浙江嘉兴，他的高祖父李介庵经山西马氏保荐，捐官入川，至巴金已是第五代移民。
李劼人祖籍湖北黄陂县，明末清初的战乱后，其先祖逃荒至川。
沙汀祖籍湖北黄冈县，也是在明末清初的战乱后，其太祖杨启梁携家迁入四川。
罗淑原籍天津，清末时其父罗树屏随人宦游入川。
艾芜与何其芳的祖籍均为湖北麻城孝感乡。
阳翰笙祖籍湖南安仁县。
……
重要的还在于，这些移民的后裔大都保持着“移民眼光”，他们从小便接受了家族“移民史”的教育，在移民社会的浸泡中长大，从而自觉认同于“移民”角色，以“移民眼光”来观察一切。
康白情说：“我的祖辈就是在清初被强制移民，曰‘湖广填四川’的，据我童年时在县城高小的调查，全县纵横各乡200里的幅员内，约共30多万人口中，只有一支姓李的大地主是明朝留下来的土著遗民呢！”小小年纪就有兴趣作这样的“人口普查”，足以见出他对家族遗民身份的重视。郭沫若讲述过他的家族史，讲述过他那位“背着两个麻布上川”的祖先，讲述过他由赤贫渐渐发迹的事迹，当然，对于移民和当地残存土著的斗争，他也印象深刻。李劼人念念不忘“自我八世祖入川定居以来，从未有过自己的房子”（所以他那人间简陋的“菱窠”在家族史上可真是破天荒的了！）。艾芜《我的幼年时代》一开篇就详细地描写了他们如何祭祀“上川来的那些祖先”，还有，他们的祖先是如何“怀抱着雄图，带着妻子儿女，远离了自己家乡和族人，来到战乱之后人烟绝迹的四川西部。”如何“就这样一块盐蛋在路上吃了一个多月”，因为，这些关于祖先人川的传说，一直流行在家族之中，“为上坟的子孙常常讲起”。阳翰笙深知祖先移民的艰辛和屈辱，“相传这些移民的祖先都不愿来四川，千里迢迢，是清政府用绳子捆来的。证据之一就是，凡移民，手腕上都还有绳子捆的印痕。”
这些“移民作家”运用他们的“移民眼光”发现了一个又一个的移民生活圈，发现了许多为移民社会所有的人生景象。郭沫若仅仅从他的沙湾镇就知道：“这些移民在那儿各个构成自己的集团、各省人有各省人独特的祀神，独特的会馆，不怕已经过了300多年，这些地方观念都还没有打破。”阳翰笙所在的高县罗场亦如此：“我们场上的居民是从几个省来的，来了就建庙，从广东来的，建南华宫；从湖南、湖北来的，建禹王宫；从福建来的，建天后宫；四川土著居民修川主庙，供二郎神。各个庙的烟火都很盛。”李劼人“三部曲”中的主角赫达三、葛寰中、黄澜生等人都是外来的“移民”，李劼人小说还多次写到，成都独立后，军政府内部发生的一场激烈的籍贯权力之争。《做人难》、《续做人难》中的那个善于钻营的内热翁正是恰到好处地利用了自己的原籍与现籍两重身份，自由出入各类籍贯的社交圈。而艾芜《石青嫂子》和陈翔鹤《一个绅士的长成》则写到了抗战时期人川的新移民：石青嫂子从沿海迁到四川，开荒种植，拉扯着五个儿女；“外汇老”钟会计任职四川某县政府，他因善于同本地人打通关系，而左右逢源，如鱼得水。
一种与移民社会紧密相连的“移民性格”也大量地出现在四川作家笔下，这就是实力的较量与利益的争斗。为了攫取同一区域有限的生存利益，移民与土著、移民与移民之间的倾轧活动是无休无止的。例如郭沫若《我的童年》中所写的沙湾郭姓与杨姓：“关于地方上的事务，公私两两都暗暗地在那儿斗争。譬如我们发起了天足会，他们便要组织一个全足会；我们在福建人的会馆里开办了一座蒙学堂，他们在他们的璤珉宫也要另外开办一个。”多少年过去了，或许人们已经不在乎也不必考虑是什么土著与移民，是什么样的姓氏，但较量和争斗却成了为人处世的基本特征。在沙汀笔下，是各种城狐社鼠的你撕我扯；在李劼人笔下，是四川上层官场的勾心斗角；在周文笔下是边远城镇军阀之间的大打出手……关于这方面的情况。我们已经在前文“四川文学的‘巴蜀意象’”中作了详细的探讨，这里就不再赘述了。
再移民
更值得注意的是这种移民传统对四川现代作家自身精神追求的影响。
移民活动本身就是不甘屈从于固有环境限制的象征。尽管历史上的移民并不一定都是出于自愿，但他们挣脱命运摆布、自强不息的奋斗精神却又是彰明较著的，这不能不对他们的子孙后代产生影响。艾芜《童年的故事》曾记录过一家人在花园中谈论祖先的移民活动，从这些谈话中，我们可以清清楚楚地感到那种移民式的进取精神仍然具有多么强大的生命力。这场谈话的中心人物是艾芜的四叔，据说这位四叔在私塾里念过四书五经，还进过警察训练所，学过种桑养蚕，“谈起话来，颇能头头是道，讲出一些奇异的想头，绝不像一个只摸锄头把子的庄稼人。”据他的理解，“上川的祖先，为啥要离开他的本乡本土呢？”“第一个就是不安份的！要是安份的，他肯离开他的家乡，走到几千几万里的地方来么？”并由此总结道：“他们这种不安份的勇气，我顶喜欢！我觉得穷并不要紧，只怕穷得来听天由命，不想打出一条活路来！哥哥他们，生怕人家说我们祖先穷，这有啥相干呢？刘备不是还织过席子，关羽不还推过车，张飞不还卖过肉，朱元璋不还跟人家放过牛么？”
考察现代四川作家的人生经历，我们看到，正是这种不听天由命，要“打出一条活路来”的愿望促使他们勇于改变自己生存的现实，从停滞落后中突围出去，在中国乃至世界的舞台上寻找新的人生。几乎所有的现代四川作家都是以冲出盆地的方式改变了自己、实现了自我的。这种冲出盆地的方式实际上又是一次“移民”，是一次自觉的意义非凡的“移民”。
有的是在国外接受了一生中最重要的文化教育，回国后又曾在外省生活、工作。如留日的郭沫若、沈起予、李初梨、李华飞，留法的巴金、李劼人、罗淑、林如稷，留德的刘盛亚，留美又留德的陈铨。
有的是在中国教育最发达的城市北京和上海接受了学校教育，形成了自己基本的人生观和价值观。如陈翔鹤、陈炜漠、曹葆华、王余杞、何其芳、方敬、陈敬容、阳翰笙。
有的是在中国新文化气氛浓郁的城市参加工作、开始写作的。如邓均吾、任白戈、沙汀、艾芜、邵子南、周文，他们个人事业的起步和发展都与上海这座“海派”城市紧紧地联系在一起。
夔门、三峡，这自古以来出川的必由之地，也因为无数顺流东下的四川文人而在现代声名远播了。因为，这些背井离乡的现代“移民”，颇喜欢把它作为告别故乡的最后一站，以及踏上新生活的第一步，故而每每诗兴大发，慷慨陈词。王光祈赴上海，过三峡时作《夔州杂诗》：“万里瞿塘水，滔滔怒不平，中原还逐鹿，竖子竟成名！千载忧难已，深宵剑自鸣。直行终有路。何必计枯荣！”一位少年人的慷慨激昂跃然纸上。郭沫若更有一种豪情和自信：“啊，人生行路真如这峡里行船一样，/今日不知明日的着落，前刻不知后刻的行藏。/我如今就好像囚在了群峭环绕的峡中，/但我只要一出夔门，我便要乘风破浪！”白屋诗人吴芳吉则由山回路转、江流湍急想到了蜀中军阀统治的可怖：“巫峡长，巫峡高。鹃啼如怒心忉忉。老母六十儿三朝，何处得钱济腹枵？山回路转不能逃，将军如虎士如獒。”现代四川的这些“文化移民”们在夔门峭壁上刻下了重重的一笔。
移民活动在四川作家中的普遍性还与四川远离中国的文化中心有关。在传统社会里，文化的发达主要是少数政治中心城市的独有现象，而其他广大地域的知识分子想要赢得自己在文化界的影响都不得不首先进入这样的中心城市。现代四川作家大都先是从偏僻的故乡进入省城，又从那里再度出发，经三峡出夔门前往上海、北京。这一人生的旅历正代表了他们不断接近中国文化中心的努力。从这个意义上讲，移民传统对四川作家的影响又并不局限于现代，考诸古代史，“蜀中才子蜀外扬”的现象不也同样存在吗？从司马相如、扬雄、陈子昂、李白人长安，三苏父子进汁京，到杨慎、李调元上北京，莫不是一种锐意进取的移民活动。那么，作为再出夔门的这批现代作家，他们的移民活动还有没有什么新的意义呢？
我认为是有的。这种意义就在于现代四川作家较之自己的前辈更有一种对故乡的否定、批判精神，他们对“外而世界”的向往、要求移民的愿望大都与对四川生存环境的反抗联系在一起。郭沫若“因为对现状不满，天天在想着离开四川。”巴金说：“那十几年内我已经用眼泪埋葬了不少的尸休，那些都是不必要的牺牲，完全是被陈腐的传统观念和两三个人底一时的任性杀死的，我离开旧家庭，就像摔掉一个可怕的阴影，我没有一点留恋。”“幼稚而大胆的叛逆毕竟冲出去了，他们找到了新的天地，同时给快要闷死人的旧家庭带来一点新鲜空气。”沙汀出川，因为他痛感于故乡“四而是山，风气蔽塞得很”，艾芜在成都念书“写过四句誓言似的东西”：“安得举双翼，激昂舞太空。蜀山无奇处，吾去乘长风。”他说：“仿佛一只关久了的老鹰，要把牢笼的痛苦和耻辱全行忘掉，必须飞到更广阔更遥远的天空去的一样。”阳翰笙因为参加学潮受到川军总司令刘成《训令》的通缉，他满怀着对故乡黑暗的仇视，最终离川而去，“不怕虎狼爪牙至，一帆东去自由身。”周文目睹了川康边地的暴虐，“终于在一天早上”，“毅然决然地抛弃那黑化的西康，冲着雪飘出来了。”
这种对故乡的批判和否定，显然又已经大大超出“移民传统”。古老的中国素有“安土重迁”的观念，即便是移民，也保持着对遥远故乡的无可怀疑的崇敬和追念，因为那里终究是他们的根，是他们的血脉所系。所有像陈子昂、李白、苏轼这样的移民作家，一当提到四川，都无不满怀深情，对故乡的风物也几乎都是倍加称颂的。自然，现代四川作家对自己的故乡仍然是颇多依恋的，但是，更值得注意的是，他们已经不再仅仅停留于情感的依恋，而是表现出了许多深刻的前所未有的自我否定精神。在巴金、李劼人、沙汀、艾芜、周文、陈翔鹤、陈炜谟、罗淑、刘盛亚、陈铨等几乎所有的四川作家笔下，四川社会常常都是以黑暗、腐朽、停滞的形象出现着，这在四川古代作家的作品中是很难看到的，自然也就无法仅仅从移民的“不安份”传统中找到解释了。
我认为，在这种超越传统的追求中，还是异质的西方文化起了主要的启迪作用。西方文化的新的人生观敞开了四川作家的视野，促使他们在现代文化发展的高度上来返观故土的荒凉，于是批判和否定的意愿便产生了。克鲁泡特金的无政府主义思想启发巴金洞察了旧制度的腐朽，沙汀是在这样的追问中认识了故乡的鄙陋，“人生观是什么意思？社会主义应该作何解释，圣西门又是怎样个人？”艾芜之所以背弃自己的家乡，受“劳工神圣”口号的吸引是一个重要的原因。
也可以说，现代四川作家这种以自我批判和自我否定为特征的“再移民”是对移民传统的一种创造性转化，它较多地抛弃了传统移民文化“故土神圣”观念，又以自我批判的方式强化了移民对异域文化的大胆接受。移民传统中最活跃、最有生命力的因素至此得以充分的调动。
漂泊者的胸怀
借助西方文化的力量，以自我否定的方式创化移民传统，这就不断地把我们的四川作家推到了那些更陌生也更宽阔的生存环境当中。于是，最自由的不定着某一区域的漂泊又成了许多作家的梦想。
漂泊、漂流可能是这些新的移民作家不约而同的向往。
“抛弃那黑化的西康，冲着雪飘出来了”的周文满怀深情地说：“‘飘流’对于我是一个极煽动的字眼。我好像觉得，人生不过如此，不如到处飘流去好。”他还把这一情感转化到了笔下的人物身上。《烟苗季》中的余参谋诅咒“黑暗的家乡”，还作了一首十分精彩的漂泊诗“我无所归栖，/我只有飘泊，/漂泊呵，飘泊呵，/那海阔天空的远极……”看得出来，这一首诗实在就是周文的心声，否则他就不会又在小说《分》中反复提到，大加赞扬了。陈翔鹤笔下的苏幼说：“这里不需要知识，不需要文化，也更不需要如像我这样的人，我们得终身的远走高飞。”这同样表达了陈翔鹤抗战回乡后的心境，沙汀小说《磁力》中的青年袁小奇也终于“逃向省城去了，然后从那里正式开始他充满激情的长途旅行。”何其芳道：“我已经不再是一个很年轻的人了，却又怀抱着一种很年轻的感觉，仍然不关心我的归宿将在何处，仍然不依恋我的乡土。未必有什么新大陆在遥遥地期待我，但却甘愿冒着风涛，独自在无涯的海上航行。”深受何其芳影响的陈敬容也表达过类似的追求：“我是一个没有家的浪人，还未成年就远离了家乡，我看过北方如马德里的蓝天，我看过苍茫澄碧的大海，我听过黄河万里的奔腾，领受过塞上的风沙和冰雪……”“我将永远地飞着，唱着，如杜鹃一样；当我流尽了最后一滴血，我也不企求一个永远安息的所在，我将嘱咐人们将我底遗体用火焚化，让它变成灰，向无际的空中散飞……”这里，啼血急归的杜鹃竟成了不求安宁的永恒追求的象征，显然，这是陈敬容对巴蜀传统进行创造性转化的结果。
漂泊就是四海为家，就是对每一种陌生的生存环境都能适应，具有不断自我调整自我变更的心理准备。以生存的适应为基础，漂泊者对异质文化的接纳更加引人注目，这就不得不着重提到巴金与艾芜。我认为，在四川现代作家当中，他们敞开胸怀，接受异域文化感染的方式颇有典型意义。巴金将巴蜀的区域故事推向中国和世界，超越单纯的区域特色，获得了关于中国与人类的更为广阔而富有概括性的认识，艾芜则一度把注意力转向了那些与故乡迥然不同的生存景象，从而发现了一种令人着迷的人生理想和价值准则。
巴金知道，故乡也有过温暖，有过让他眷恋的亲人，就像哈立希岛上姐姐爱尔克亮着灯光，夜夜召唤着远航的兄弟，但是，他同样清醒地意识到，“我那个可怜的姐姐已经死去了”，没有什么可以留恋的，他前方的光亮只能来自于自身的心灵，“我很高兴，自己又一次离开了狭小的家，走向广大的世界中去！”巴金的文学胸怀总是试图拥抱“广大的世界”，在四川小说家中，他首先是以其对时代思潮的把握著称，《灭亡》、《新生》、《爱情的三部曲》都是中国一代青年人追求理想的喜怒哀乐，其中或有取材于巴蜀，如《灭亡》中的一些细节就是巴金在成都时听来的，但成文以后却几乎就与任何具体的区域现象无关了。《激流三部曲》和后期的《憩园》、《寒夜》直接叙写了巴蜀之事，但巴金还是特别看重其中蕴含着的跨区域的普遍意义，这正如巴金强调说他的《家》“不是写我自己家庭的历史，我写了一般的官僚地主家庭的历史”一样。对“一般”的寻找正是巴金从生存关怀上超越狭窄区域的动力，当然巴金本人仍然保持着与巴蜀文化的内在联系，但我们至少知道，他在精神上超越故土的愿望和他无意识中的乡土情感一样的强烈。巴金的这种对“一般”的寻找、对普遍性的关注使得他在生存的视野上更为开阔，从而成为了一位敢于挣脱故乡生存羁绊，浪迹天涯的“漂泊者”的典型。
漂泊更是让艾芜心醉神迷。他的文学经历正是从漂泊起步的，没有漂泊，就没有他与众不同的滇缅传奇，没有他独特的文学世界。直到那些传奇的日子结束之后，他还多少次“想到漂泊”：“如今一提到漂泊，却依旧心神向往，觉得那是人生最销魂的事。”如果说巴金属于那种“走向广大的世界”、提炼文学普遍性的典型，那么艾芜则属于陶醉于异域生存方式与精神追求的典型。当艾芜陶醉于这样的奇异人生当中，令人窒息的巴蜀生存环境也自然就被他从感受世界里推远了，异域成了故土的反衬，或者说，异域的华彩掩盖了巴蜀的鄙陋，这种精神意义上的“冲出夔门”格外的别致。
我更愿意在背弃巴蜀故土的意义上来理解艾芜《南行记》对滇缅风情的出色描绘。因为，正是在这些滑竿夫、马头哥、流浪汉、强盗、小偷、商贾、走私贩的身上，表现着种种坦荡、真率又奇异的生存态度，而这，往往正是洄水沱式的巴蜀社会极度匮乏的。《快活的人》中，胡三爸一会儿贩卖烧烟用的铁签子，一会儿又在茶馆里替人捶背，总是过得那么的快活，也带给别人无穷的乐趣。《七指人》中的游方和尚一边喝酒吃肉，一边把自己骂得狗血淋头，他说：“我不骂，我心里就不好过呀！”《月夜》里的小偷吴大林，行窃无所忌惮，还振振有辞：“在老子眼里看来，世间就只有老肥和穷光蛋。是老肥，老子就要拔他一根牛毛。”这些人无论善恶都活得坦荡，活得真率。对于久居盆地，耳闻目睹的尽是巴蜀式耗斗的我们来说倒真是点燃了一片“光亮”。《荒山上》、《我的旅伴》写的是陌生路人之间的真诚的友情，友情因为“陌生”而愈发让人感到珍贵，比照川中盛行的实力派的阴鸳，它显出了一种难得的温暖。《松岭上》那位货郎老头，把酒杯称作小女儿，把烟枪称作大女儿，以此作伴，自得其乐；《寸大哥》写赶马人四海为家的自由洒脱：“喜欢在哪里住下，住下就是。林子里也好，荒山里也好，房屋用不着的，没人烟也没有关系，只消一床蓑衣，一根烟杆就够了！”在如此潇洒豪迈的人生态度面前，那些为我们所熟悉的世俗之气也仿佛风流云散般地逃逸而去了。巴蜀人也具有西部汉子的强悍不驯之态，但《山峡中》铤而走险的魏大爷、野猫子们却比“后农业时代”的川人更为超脱和英武，他们挣脱了土地的束缚，自如穿梭在苍茫雄阔的大山深谷之中，因而也似乎更有不可抗拒的魅力。有意思的是，那个被残酷抛弃的小黑牛恰恰对土地念念不忘，这里，显然包涵了两种生存方式的对照，相比之下，是魏大爷、野猫子们更适合于滇缅山地的强盗人生。从文化学的角度分析，《南行记》的精彩就在于它生动地传达了一个挣脱巴蜀盆地压抑生活的青年人对新异生存方式和人生理想的无限的向往，传奇性来自两种生存环境的比照，而魅力来自滇缅人生较巴蜀人生更有其生命的活力。《南行记》是艾芜从精神世界挣脱巴蜀阴影的杰作。
这倒出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无论是巴金、艾芜还是其他的四川现代作家，一旦他们决心去漂泊四海，向陌生的宽阔的世界挺进，也就必然意味着将更多地认同、接受其他区域的生存方式与人生理想，单纯的故土经验将会被超越；但是，追根溯源地看，这种对异域文化的接纳和对故土生存的超越却恰恰与巴蜀的移民传统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是移民传统在其他文化冲出下发生创造性转化的结果。一种区域文化能够生成自我否定的力量，这，便是文化发展的新机和希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