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节 从调笑到对调笑的调笑
巴蜀调笑
从整体上看，传统中国是缺少调笑的。“善为笑言，然合于大道”的所谓谑而不虐的儒家文化让人们变得拘谨、恭顺，没有心灵的自由超脱哪里谈得上自由超脱的笑。在这里，“笑是失掉了的”。不过，对儒家文化的相对“轻负”却在传统巴蜀文人那里“放脱”出了较多的调笑趣尚。“风歌笑孔丘”的李白是爱开玩笑的，玩笑甚至开到了皇帝头上，恃才傲物的杨慎、张船山、李调元也爱开玩笑，苏轼的幽默更是举世闻名，“王安石三难苏学士”、“苏萤滑稽贴”之类的笑话广为流传。李劼人在他的《暴风雨前》里就讲了一个苏轼与主考官开玩笑的故事，这表明巴蜀调笑传统已为今人所注意。
更浓厚的调笑氛围还在民间。巴蜀居民的龙门阵诙谐风趣，正如《通典》云：“巴蜀之人少愁苦，而轻易荡佚。”巴蜀人是不是少愁苦这当然还值得商榷，但善于说笑却也是事实。一般说来，民间文学更直接地传导着大众的情感、志趣和俗尚，来自民间的川剧就以其喜剧艺术而名播海内。在巴蜀民间故事里，也流传着大量的“调笑”故事。或者是主人公机智狡黠，捉弄他人，或者是主人公愚笨如猪，被他人捉弄，无论是捉弄他人还是受人捉弄都演叙出了许多闹剧，笑料不断。在巴蜀民间的茶铺酒店、街头巷尾，是这样的调笑为人们增添着乐趣，调剂着生活的寂寞，也继续培育扩散着巴蜀人的幽默趣尚。比如，张官甫、安世民的故事在四川各地就广为流传，这两位老兄都以调皮捣蛋、出他人的洋相而著名。作家周文就在《再谈搜集民间故事》一文中兴趣盎然地记述了许多张官甫的故事。我们也不妨引出一则来读一读：
张官甫同一个人打赌，他说要去打总爷的耳光。那是大热天，总爷坐在花厅里乘凉，他就在旁边打扇。他让一个蚊子在他右手心里吃得胖胖的，然后把蚊子弄死，就给总爷一耳光。总爷气得跳了起来，他就把右手给总爷看，说：“老爷，你看，我帮你打死一个蚊子。”
愚笨的主人公多由一些“瓜娃子”、“傻女婿”来充当。比如傻女婿见岳父的故事在川东地区就十分著名：说聪明的老婆怕自己的傻丈夫在岳父面前出丑，特别用灰面捏了一个盘子挂在丈夫的领子上，吩咐说：“到了我家你就谈盘古王开天地的故事，你如果忘了，只要摸一下这东西你就会想起来了。”一路上几经折腾，灰面盘子已被压扁，等到岳父与女婿高谈阔论，傻女婿却无言以对，情急之中，捏住这个扁盘子竟讲起了“扁古王”的故事。
我们之所以要如此不厌其烦地引述巴蜀民间故事，乃是因为其中包含了巴蜀调笑的重要本质，张官甫与这位傻女婿，一敏一痴，均体现了巴蜀式的调笑风格：它并不一定迫求什么样的社会意味或政治趋向，更喜欢在日常生活中寻找笑料，在人际关系间自由穿梭，插科打诨，调弄他人。直到今天，在与四川人的接触当中，我们还可以比较真切地感觉到他们的这一特点。四川朋友爱摆龙门阵，他们的龙门阵常常又是诙谐的，饶舌打趣让周围的听众忍俊不禁。
浓重的调笑氛围显然给了四川作家丰富的喜剧材料，也影响着这些作家的性格和情趣，这，就是我们今天考察的起点。
现代四川文学的巴蜀调笑
许多四川现代作家都善于辞令，喜欢逗趣说笑。李劼人、沙汀、刘盛亚都以自己的风趣幽默给朋友们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现代四川文学也自有其幽默讽刺的品格。我们既有像沙汀、李劼人、周文这样的讽刺作家，也有像陈翔鹤《傅校长》、《一个绅士的长成》，林如稷《调和》、《过年》、《办公室内》，艾芜《某校纪事》，刘盛亚《点金术》，罗淑《贼》这样散见于文学史的讽刺性作品。陈翔鹤、林如稷、艾芜都在不同的时期以抒情性的作品闻名于世，但一触及到生存的现实，他们却又不约而同地对讽刺艺术假以青眼，罗淑的主要创作风格是严肃冷峻的，但这并没有妨碍她在叙写那位惯于中饱私囊却又道貌岸然的学校事务长刘先生时，流露出的明显的嘲弄之情。刘盛亚的《陆沉》是温和的，而一表现故乡的那些得势者，他就难以掩饰自己的讥诮与讽刺了（《点金术》）。
更引人注目的是这些幽默讽刺作品的幽默讽刺艺术。
笑的奥秘在于我们对某种荒谬事实的洞察。当我们表述着对这种荒谬事实的意见时，就产生了讽刺与幽默。人类又是如此渴望用文学的话语来传达自己的喜感，唤起他人的笑意，这样便不断完善和发展了文学的幽默讽刺艺术。在别林斯基那里，“理解喜剧性”被认为是“美学教养的最高峰”。中国现代文学的发生发展同样包含着现代中国幽默讽刺艺术的发生与发展。“五四”时期鲁迅小说《阿Q正传》首先突起了现代讽刺艺术的第一座奇峰，鲁迅、叶圣陶的小说，丁西林的喜剧以及鲁迅的杂文是第一个十年幽默讽刺艺术的主要代表；在第二个十年，左联青年作家和京派作家共同造成了这一艺术的第二次浪潮；40年代中后期是现代讽刺艺术的第三次浪潮；陈白尘的喜剧、袁水拍的山歌、张恨水的新章回体小说，以及师陀、钱钟书的小说代表了这一时期创作的实绩。以上所有这些作品对现代讽刺艺术的贡献都是十分重要的，留下的艺术经验也十分丰富。透过现代中国作家的这些艺术探索历程，我们也可以与西方讽刺艺术接轨，进入到一个更加丰富多彩的幽默讽刺的世界中去。这里凝聚塞万提斯、果戈理、契诃夫、狄更斯、马克·吐温等众多作家的艺术成就。
在一个广阔的背景上考察现代讽刺艺术成就，我们知道，所有的幽默与讽刺皆与人类的一个精神现象密切相关，这就是理性的规范。没有自身的理性规范，也就没有了洞察事物荒谬性的基本根据，“笑”正是自我理性模式与扭曲事物在猛然间发生奇妙反差的结果。“我们既然嘲笑了丑态，就比它高明。譬如，我嘲笑一个蠢材，总觉得我能了解他的愚行，了解他为什么愚笨，而且了解他应该怎样才不至于做蠢材——因此，我同时觉得比它高明得多了。”但是，所谓理性的规范也是一个抽象笼统的概念，每个人所建立的规范都有所不同，因此他们笑人和使人笑的情形也各不相同，幽默讽刺的具体形态也不一样。契诃夫执著心目中的社会理想，并以此作为俄国腐朽现实的参照，他的理性规范与现实对象反差巨大，因而讽刺也是毫不留情的，直接指向社会改造的宏大目标；狄更斯的理性规范来自于英国式的绅士道德，来自于温和的人道主义理想，他并不刻意高悬自己的理性目标，因而在心态上与现实的反差就不如契诃夫那么大，他的讽刺也是温和的，节制的。如果说契诃夫的讽刺是一种大的反差式的、主客观绝对冲突式的，那么狄更斯的讽刺则是一种小反差式的，主客观既矛盾又融合式的。契诃夫更容易走向绝对的讥讽，狄更斯则可能走向轻松的幽默。粗糙而论，契诃夫与狄更斯代表了讽刺艺术的两个主要的发展方向。这两个方向也大体上显示在了现代中国的讽刺文学里。左联青年作家主要是有力的鞭挞和讥讽，为了“有力”，他们文笔尖辣，描写夸张，往往从大处着手抓住事物的极度扭曲之处进行解剖，突出其行为、事件在整体上的尖锐矛盾和巨大偏差，张天翼可以说是这类作家的代表。鲁迅说：“夸张了这人的特长——不论优点或弱点，却更知道是谁。”张天翼就自称他的创作很受了《阿Q正传》式的夸张的影响。京派作家主要是轻松的调侃和幽默，因为“轻松”，他们感情温厚，描写精细，注意从日常生活的风俗习惯里开掘笑料，显得意象丰富，浑然天成，老舍是这类作家的代表。老舍说：“在人物与事实上我想起什么就写什么，简直没个中心，这是初买来摄影机的办法，到处照像，热闹就好，谁管它歪七扭八，哪叫作取光选景！”这保证了他描写的细致性和自然性，保证了讽刺与追踪日常生活习俗的统一，同时，老舍又把幽默看作一种心态，并与讽刺有意识地区别开来：“幽默者有个热心肠儿，讽刺家则时常由婉刺而进为笑骂与嘲弄……讽刺因道德目的而必须毒辣不留情，幽默则宽泛一些，也就是宽厚一些，它可以讽刺，也可以不讽刺，一高兴还可以什么也不为而只求和大家笑一场。”
那么，现代四川作家的幽默讽刺是属于哪种类型呢？我认为，从整体上看，现代四川作家既有京派作家的幽默风格和对日常生活习俗的关注，又有左联作家的尖锐和严峻，将批评否定与自己高悬的社会理想相结合，而正是在与京派作家相似的前一种选择上，巴蜀调笑的传统得到了更多的继承和发扬。
巴蜀调笑的显著特征就是在日常生活中寻找笑料。现代四川作家的嘲弄讽刺都比较注意在生活自身的自然秩序中进行，较之张天翼那样意气浮露的挖苦，四川讽刺文学要含蓄得多。这可以有多方面的表现。
有的讽刺并不着意堆砌对象丰富的笑料，它们往往只是切取某一个细小的片断，甚至点到即止，把更多的空间留给生活的逻辑，让读者去填充。如沙汀《防空》仅仅围绕防空协会会长的人事安排叙述，两个对头愚生和小老板的更多的人生经历，我们并不知道。罗淑《贼》嘲弄了那个侵吞公款却又道貌岸然的学校事务长刘先生，对于他的中饱私囊的事实却仅仅只有一句暗示，说他委屈地想学校的建筑工程中，“实在他得的好处并不多。”李劼人《天快亮了》写乡场“舵把子”陈大爷在解放前夕的窘迫，但对他的恶行却很少追叙，仅仅在最后别出心裁地缀上一句：“至于陈大爷本人，如其真个‘再世当个好’是属实的话，他应该九岁了吧？”真是巧妙含蓄之极！
有的讽刺在提取了对象的荒谬之后，又有意识地将荒谬融化在生活“正常”景象中，甚至有意识地说服读者人生本也如此！陈翔鹤《傅校长》中的傅校长贪婪、钻营而虚伪，但作者却又劝我们相信，此乃生活的正常现象。不是吗？连学校工役都在为他辩护：“这不是才兴的规矩，咱们自从作校长以来，照例都是如此，咱们走到那儿这规矩就得带到那儿，凭你上哪儿去打听打听，咱都不怕！”作者也这样为傅校长的娶小加以“开脱”：“凭良心的说一句，这一切傅校长都作得很自然，而也应该如此。因为在一个机遇不良，和不肯将自身的精力和时间，去消耗到柔靡的恋爱场所的事业家，而且又正当精强力壮，将近40岁的盛年，去爱一个像这样的招，还有什么可非议的地方呢？”在《一个绅士的长成》里，陈翔鹤又替那位囤积居奇、发国难财的宋七老爷“推卸责任”：“虽然这一些有时也不免要引起一番县府中人的烦恼，但这一些说其到底还是要让‘抗战’二字的负责才是正理的，不然，自从抗战以来，在大后方的每一个城市里，为什么几乎全都是这样的大同小异呢？”刘盛亚《点金术》竟然是用一种猎奇式的叙述语调在写那位大搞囤积的表弟，并且还特意地宣布自己“羡慕着表弟：他一日所得也许比我们教书匠一年的收入还多。”李劼人《好人家》讽刺四川土财主的贪婪和腐朽，那别有意趣的“引子”就是竭力让我们相信，以下的叙述毫无夸张，纯属生活的真实，因为“这个好家人，是我家的老亲。他们的姓氏名号，我当然晓得，但是目前回成都，尚无缘无故多谢过他一顿空前未有的便饭，我们的亲谊如此真笃，似乎不便把真名实姓给他们表彰出来。”沙汀的大多数小说分明在一种嘲弄的心态里写主人公的劣迹，但却总是写得那样的从容、客观、冷静，仿佛一切劣迹都是川西北乡镇生活的自然组成部分，这里很少看到张天翼式的对荒谬现象的凸现和放大，《丁跛公》不过就是一场小小的奖券风波，《消遣》不过就是摊派公债，《代理县长》中的代理县长不也和灾民一样的褴褛穷酸吗？在《淘金记》里，沙汀还把一些褒词诸如“沉着”、“冷静”、“正派”之类用在了白酱丹、叶二大爷这样的地痞身上。
有的讽刺并不仅仅把荒谬集中在讽刺的反面角色身上，而是在他们的生存环境中也穿插不少的荒谬事实，构成一个浓厚的“荒谬环境”，当人人都在充当荒谬的角色，于是荒谬也似乎增添了不少“正常”特征，讽刺也就同样的含蓄自然起来。沙汀、李劼人和周文之所以被我们称作四川现代文学中的讽刺大家，就在于他们除了开掘几个反而角色的荒唐之外，还着力描绘了一幅荒谬的社会生活场景。沙汀笔下的那些联保主任、县议员、乡约、袍哥所置身的茶铺、酒馆、烟榻，到处都涌动着一群一群庸人、俗人与歹人，他们无聊、空虚，干精火旺却又怯弱胆小，惧怕权势，这里的喜剧性本来就层出不穷。李劼人笔下混乱无序的四川社会，大波起处，出现的却是各阶层的愚昧和非理性，这里有当权派，也有在野派，有旧军队，也有革命党，有乡绅，也有袍哥，有市民，也有知识分子，可笑的并不仅仅是四川封建政权的执掌者！周文笔下的军阀内耗带出了一大批你争我夺的人物，烟苗季到，漫山遍野皆是贪婪者的身影。再如艾芜的《某校纪事》，被揶揄的除了那位身为校长的张先生外，也还包括那里的整个生存环境：弄堂破烂不堪，两个汉子当街比赛撒尿，学生调皮捣蛋，食堂里的做饭的女人随手抓起教科书当作菜碗的垫子。喜剧性体验不仅来自腐朽没落的对象，也来自憨态可掬的平民，来自无知愚昧的群众，来自落魄迂阔的知识分子自身。沙汀《一个秋天晚上》里的所丁谢开太就傻得可乐，李劼人《请愿》里的工人学生天真得被军阀们的几句漂亮话就打发走了，沙汀《三斗小麦》里的刘述之、林如稷《调和》里的曾有文、《过年》里的文子良、《办公室内》里的科员们以及艾芜《某校纪事》里的教师孟平等都穷愁潦倒。对无辜知识分子的喜剧性遭遇的展示实乃自我的调侃，这种自我的调侃就是幽默，正如文子良的口头禅：“真有点儿滑稽。”
现代四川文学的幽默讽刺效果也直接出于四川作家对巴蜀式调笑场面的描绘。沙汀、李劼人、周文笔下都出现了不少惯于饶舌打趣的川人，以及互相取笑逗乐的情景。油大“是惯会说笑话的”（沙汀《防空》），中医彭春山风趣幽默（沙汀《医生》），牛柞语言诙谐（沙汀《困兽记》），巡防兵管带吴凤梧油嘴滑舌（李劼人《大波》），正如沙汀《淘金记》中的芥茉公爷，据说这类人“照例是喜欢多嘴的，而且喜欢恶作剧，喜欢从旁人的张皇狼狈，来觅取那么一点邪恶的愉快。”我们看到了邓布客、八娃子这些光棍在半边茶铺里打趣丁跛公（沙汀《丁跛公》），茶客们在制作本城唐酥元和他寡嫂的香艳故事（沙汀《消遣》），刚刚娶了小的龚春官幽默地回答旁人的取笑：“你不记得四书上讲过吗？‘小’，补之哉呀！”（沙汀《龚老法团》），白酱丹和龙哥这两个对头竟也在茶馆里互相打趣互相攻击（沙汀《淘金记》），刘县长一本正经地戏弄着不谙世事却又雄心勃勃的施服务员，与他共同探讨县政改革计划（周文《在白森镇》），刘三金通过与顾天成调笑，让他乖乖中计，被“烫”了毛子（李劼人《死水微澜》）。出现在四川作家笔下的调笑场而有大有小，大则连续不断，你来我往，攻守兼备，小则零星片语，却都生动地表现了巴蜀调笑的广泛性和趣味性，人们似乎不分场合、不择对象，只要一有机会，就会嘻皮笑脸，插诨打科起来。调笑已经成了四川人日常生活的重要内容之一。
正是受这种巴蜀调笑氛围的影响，现代四川的幽默讽刺也就对主观理念有所抑制，有意缩短主客距离，让讽刺变得更加的自然、含蓄，从而往往与生活习俗的表现融为一体。从这个意义上讲，现代四川文学的幽默讽刺与京派文学不无相同之处。
巴蜀调笑培养了四川作家面对口常生活情态的揶揄、调侃心境，但我们却又不得不生出一点隐忧来，因为，立足于生活平而上的戏谑往往也可能会流入油滑，蜕化为喋喋不休的轻浮的打趣。考察巴蜀调笑的民间文学样式，在张官甫，安世民那些家喻户晓的“整人”故事里，我们就不难品出这样的轻浮来。
所幸的在于，现代四川作家并不仅会调笑，更会作出超越调笑的理性思考。他们并没有丧失自己的理想，没有中止从自己理想出发所进行的否定和批判。对生活习俗的关注不时流露出川人的诙谐幽默，不过，从总体上看，这些现代四川文学还是应当归入“讽刺”一类，这种讽刺又与左联讽刺文学走到了一起。
对调笑的调笑
从日常生活的调笑出发，又超越调笑进入到深刻的讽刺当中，这就是对巴蜀传统的创造性转化。那么，转化之后的讽刺品格与巴蜀式的调笑传统又有怎样的关系呢？我认为，从现代四川作家的创作来看，他们是对调笑的喜剧性因素作了重新设计和征用，具体说来，就是充分利用巴蜀式调笑的生活味、自然性但又不止于饶舌打趣，而是将这些生活的嘲弄纳入到一个更大的理性框架中去，生活的调笑最终指向作者对人生的深刻的把握和思考，或者，局部的人际幽默也成了作者的整体构思中的讽刺的对象。这，可以说是一种对调笑的调笑吧。
在现代四川的文学作品里，它主要有两个方面的表现。
首先，日常生活的喜剧性细节往往被作家利用起来，构成揭示人格本质或社会本质的基础。“从朴素、孤立的日常生活现象中发现隐藏在现象后面的本质和规律，从一点而联想到与此有关的广泛的事物。”联保主任的胡琴只响起一串噪音，让旁人听来头痛，但他却“全神贯注，眼睛半闭，真像行家一样。”这的确是相当滑稽的，但沙汀显然不仅仅是讥笑他的琴艺，而是借此让人们窥见这位乡场实力人物的蛮横和傲慢（《消遣》）。代理县长洗脸时“把脸全部浸进水里，拿毛巾按着原是发炎的鼻子揉搓，息里呼呶，好像在水里搓洗衣服一样。随后还要扫烟筒似的，用毛巾的一角，尽量塞进鼻孔里去，不住转动。”临到吃饭的时候，他又手提一块腌肉到处借锅做饭。沙汀的这番描写也充满了嘲弄，但透过衣食住行的这些奇趣，沙汀更是照亮了这位腌攒官吏的腌攒的灵魂；在灾民遍地的年代，破落不堪的他也要利用一切机会享受和施展特权（《代理县长》）。龚春官每次赴宴，都要首先“从怀里掏出一方手巾，摊在面前”，说：“让我给孙娃子带点回去。”沙汀这里所勾画的食客嘴脸其实正是龚春官社会角色的写真（《龚老法团》）。赫公馆里，几位旧官僚在讨论世界上有哪些国家，一忽儿想起“牙齿国”，一忽儿又扯到“脚爪国”，贫乏得可笑的见识证明的是他们精神世界的陈旧和封闭（李劼人《死水微澜》）。赵么娘户家的早饭乱成一团，“大人小孩一窝蜂抢去，抓住菜饭就向嘴里掏。前几分钟，只听得见饭筷嘴巴响，过此，必有两个小孩为了争菜而相打，而相骂，而号陶大哭；四个大人——有时是三个，也必因小孩而叱吼，而责难，而口角。”放在另外一个场合，我们对这样喜剧性的混乱景象也就一笑置之了，但有趣的还在于：李劫人把这场喧闹放在了一个死气沉沉的家庭，于是，对比之下的反差倒更显出了赵么娘户一家生存方式的腐朽和空虚（《好人家》）。陈分县长向施服务员办理交职手续，他指着那歪歪斜斜的文件柜和陈旧的签筒笔架慷慨许诺：“说句天理良心话，这都是我来以后，自己掏腰包做的。我拿去也没有用，现在送给你！”周文为我们展示的当然不单是他夸大其辞的可笑，而是他作为一位深谙仕途的老官僚所惯有的优越、强横和狡黠（《在白森镇》）。宋七老爷傲然地穿行在他管辖的公园内，手杖轻滑地向身旁挥画了一个小小的圆圈，可笑不仅仅在于他夸张的自得，而是一位钻营者能够如鱼得水的社会生活实质，钻营投机者的轻松畅快与抗战生活的窘迫在这里构成了严峻的对峙（陈翔鹤《一个绅士的长成》）。文子良在有钱的同学李大生那里讨钱过年的场面也颇有点喜剧性，但恰恰是在这种喜剧的背后，包涵了一代知识分子的苦涩和一个时代的严肃主题（林如稷《过年》）。某位小学校长居然“带着商人风度”和市井风范：“一手拉合着未扣纽子的蓝布长衫，一手捏着一把没盖的白磁茶壶。”艾芜在这里自然也不是要调笑他的不拘小节，而是把我们的目光引向一个重要的话题：“这没受教育的东西，也让他办起教育来了！”（《某校纪事》）
就日常生活场景的丰富性来说，京派讽刺长于左联讽刺，就讽刺主题的尖锐性来说，左联讽刺又长于京派讽刺。而我们的四川文学作品却似乎将这两者有所统一，较之于张天翼对“典型”的挑选和对人物言谈举止的夸张、放大，四川作家取诸生活的巴蜀调笑更加的丰富、更加的“本色”，较之于老舍有时候因没人生活而略嫌轻软，四川作家对调笑的再利用也更为锐利和具有批判力量。
四川人是惯于调笑的，但他们或许没有料到，自己的调笑竟也被收容到了四川作家的讽刺世界里，成为了另一层价值观念审视的对象，调笑行为本身再一次为他人所戏谑。
《暴风雨前》，李劼人写留过洋的田伯行在赫又三面前取笑新学考试，“不管啥子题，你只顾说下些大话，搬用些新名词，总之，要做得蓬勃，打着‘新民丛报’的调子，开头给他一个：登喜马拉亚最高之顶，蔽目而东望日：呜呼！噫嘻！悲哉！中间再来几句复笔，比如说，不幸而生于东亚！不幸而生于东亚之中国！不幸而生于东亚今日之中国！不幸而生于东亚今日之中国之啥子！再随便引几句英儒某某有言曰，法儒某某有言日，哪怕你就不通，就狗屁胡说，也够把看卷子的先生们麻着了！”“引外国人说话，再容易没有了。日本呢？给他一个啥子太郎，啥子二郎，俄罗斯人呢？给他一个啥子拉夫，啥子斯基，总之，外国儒者，全在你肚皮里，要捏造好多，就捏造好多。”看得出来，这位田老兄颇为自己的机智而自得，他完全陶醉在自己的幽默中了，而读者呢，恰恰是在这样的打趣里，目睹了新学在近代中国的喜剧性命运，也目睹了最早的留洋知识分子竟是如此的苟且、油滑，如此的游戏人生，游戏文化，这难道不也是一种喜剧？
艾芜在《某校纪事》里也提到学校黑板上写着的一首歌谣：“张先生，耍龙灯，放牛马，教畜牲。”这“大约是弄堂里面调皮的小伙子，趁人不在时写下的。”是对学校先生和学生的嘲弄。艾芜把它分析录入自己的小说，当然是因为发现了这种嘲弄本身的喜剧性：一所本该严谨有序的教育殿堂，竟会出现这样的“自嘲”，岂不是教育自身的滑稽么？在自传《我的童年时代》里，艾芜又叙述自己的三叔父和四叔父，说他们对念书极感头痛，每每一有机会，就要“把书上那些庄严句子，尽量加以嘲笑，且自出心裁（有些也是从别处听来的），添些可笑的语句，唱了起来。”一个唱“人之初（见三字经），猪咬猪。”一个唱：“赵钱孙李（见百家姓），狗吃花生米。周吴郑王（见百家姓），狗偷黄糖。”一个唱：“学而第一（见论语），先生抬不得。”一个唱：“公治长第五（见论语），鸡公赶鸡母，赶在你们屋里吃晌午。”这里，固然体现了传统教育在20世纪的尴尬，但对于打趣文化、拒绝教育的农业社会的人们来说，本身不也是愚昧得可笑吗？
收容被讽刺者调笑行为最多的是沙汀，可以说，几乎在他的每一篇作品里，都包含了或多或少的川人调笑（即便是《在祠堂里》这样阴郁的作品，那位赶来参与暴行的军官还轻松地同邻居开玩笑：“把戏么？——赶快倒了尿去睡！”）在所有的调笑行为背后，我们都能够发现那居高临下的沙汀，他太熟悉太能把握住这样的喜剧性场面了，简直就是自如自在地把玩于股掌之上，在对笔下人物的尽情的戏谑之中，渗透着沙汀更高级的捉弄和揶揄。
这里仅以《丁跛公》为例略加品读。这篇不足万字的小说，从开头到结束，到处都在开玩笑，到处都活跃着逗趣的人们，上至团总、地主，下至茶铺里的光棍、农民，乃至乳声乳气的孩子，丁跛公在外总被别人打趣，回到家来又同老婆打趣。从总体上看，这些玩笑呈现了川西北乡镇生活的粗野和无聊，沙汀以嘲弄的姿态玩赏着这样的生活方式；从细节上看，每一次玩笑又折射出了被讽刺对象的某种喜剧性的精神特质，值得我们“再笑一回”。比如，因为丁跛公没有什么靠山，又一团和气，所以什么人都敢捉弄他，这背后的喜剧性恰恰是乡镇居民的欺软怕硬，对于性格懦弱者的进攻，其实正是他们自身的卑怯的逆向反映，内在的卑怯性与外在的攻击性就形成了“喜”；又如在得知丁跛公包揽奖券之后，半边茶铺里的光棍们多次预祝他中奖，利用种种机会讹诈酒钱，这分明又是一种深刻的嫉妒，当嫉妒的仇恨转化为蛮横的“友谊”，可笑之处也就产生了；再如中奖号码公布以后，丁跛公自以为稳操胜券了，回家与老婆打趣，问她可不可以让他给儿子讨一个“小妈”，那位乡约娘子也正在兴头上，随口附和道：“只要你养得起，我怕你讨十个来摆起哩！”如此的踌躇满志，大概是丁跛公操纵特权的一次难得的胜利吧，不过，特权之上还有更大的特权，团总周三扯皮早就对他虎视眈眈了，特权阶级的耗斗前夕的这场“空欢喜”，本身就含有莫大的讽刺意味。
对调笑的调笑，从整体上造成了一种特别的喜剧性效果。当调笑的话语第一次撞进我们的感受，我们获得了一次喜感，这喜感来自对此情此景的某种滑稽意味的敞露，紧接着，当我们运用自己的理性意识，从一个更高的价值观念出发对调笑行为略加思索，又会再次感到这种行为本身的荒诞性来，于是我们再笑了一回。这样的喜剧是“立体型”的，它内部包涵了多个层面，四川作家总在引导我们从一个较浅的层面探入到较深的层面，所以说，巴蜀调笑传统的现代性转化造成了四川幽默讽刺文学的深沉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