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期文学史重写的学术实践中，鲁迅研究所遇到的问题一开始就与对其他作家的“重写”有着极大差异。如果说，其他许多作家因在“文革”中相继被打倒而纷纷失却了自己的文学史位置，对这些作家的重写主要在于重新发现和确立他们在文学史上的地位的话，那么，因为某种特殊的政治和历史原因，鲁迅在文学史中的地位却是未曾动摇过的，对鲁迅的重写则要求着思维方式的全面更新。回顾历史我们不难发现，在1949~1976年这四分之一个世纪的时段里，鲁迅不仅没有被打倒过，相比较而言，鲁迅的文学史地位甚至比此前和此后都要高，鲁迅的权威性甚至比此前和此后都要大。只不过鲁迅这种极高的文学史地位和极大的权威性的获得，是以牺牲其思想的丰富性、深刻性和复杂性，牺牲其文学世界的独立性价值和意义为代价的。新中国成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强调鲁迅作品的政治革命意义，已经成为了人们观照鲁迅的一个固定思维模式，这种思维定势甚至影响到了“文革”结束后的鲁迅研究，阻碍了鲁迅研究向更深层次的拓进。针对这种情况，王富仁大胆的提出，研究鲁迅应“首先回到鲁迅那里去”。“回到鲁迅那里去”这个口号，表达的是对鲁迅研究中存在的那种政治主导、结论先定的学术倾向的质疑和否定，正如汪晖所说，“王富仁在其博士论文中提出的‘首先回到鲁迅那里去’的口号，它的革命意义就在于他力图否定鲁迅研究的先定的政治意识形态前提，王富仁第一次明确地指出：以毛泽东对中国社会各阶级政治态度的分析为纲，以对《呐喊》《彷徨》客观政治意义的阐释为主体的粗具脉络的研究系统，是一个变了形的思想图示。”汪晖：《反抗绝望——鲁迅及其文学世界》，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420页。对以往鲁迅研究中一种固定的阐释系统的反思和批判，体现的正是一种“重写文学史”的思想意识。
通过重读鲁迅，王富仁对鲁迅文学世界的文化意义作了新的阐释。他认为，与其说鲁迅小说是中国政治革命的一面旗帜，不如说它是中国思想革命的一面镜子。王富仁试图颠覆的，正是那种以政治革命的眼光来看待鲁迅艺术世界的庸俗社会学视角，他主张对鲁迅小说的评价，应以“思想革命”的定位来取代“政治革命”的定位，王富仁在他的博士论文中反复强调的就是这个观点，他说：“《呐喊》和《彷徨》思想意义和艺术价值的凝聚点何在呢？这座雄伟艺术建筑的正面立体图像呈现出来的整体面貌是怎样的呢？我认为，它们首先是当时中国‘沉默的国民魂灵’及鲁迅探索改造这种魂灵的方法和途径的艺术记录。假若说它们是中国革命的镜子的话，它们首先是中国思想革命的一面镜子。”王富仁：《中国反封建思想革命的一面镜子——〈呐喊〉〈彷徨〉综论》，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3页。“应当说，在鲁迅写作《呐喊》和《彷徨》的整个期间，他的几乎全部的政治热情是倾注在中国思想革命的理论和实践之中的。所以，他的《呐喊》和《彷徨》，并不是直接从中国政治革命的角度，不是从夺取政权和巩固政权的角度出发，而是从中国思想革命的角度来反映现实、描绘生活的。”王富仁：《中国反封建思想革命的一面镜子——〈呐喊〉〈彷徨〉综论》，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4页。“鲁迅所试图证明的是：中国必须有一个深刻的思想革命运动，政治革命若不伴随着深刻的思想革命，必将与辛亥革命一样半途流产。”王富仁：《中国反封建思想革命的一面镜子——〈呐喊〉〈彷徨〉综论》，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20页。王富仁围绕鲁迅小说的“反封建”主题，通过对《呐喊》和《彷徨》的本体意义、意识本质、创作方法、艺术特征的具体分析，用“思想”的镜子重新照亮了鲁迅作品中的文化启蒙内涵。
王富仁的鲁迅研究不仅重新发掘了鲁迅小说的思想启蒙内涵，而且重新凸现了鲁迅的文学世界所拥有的个性魅力以及独立的意义和价值。王富仁认为，事物的意义在于它的个性的意义，在于它的这种个性又是通过与其他事物的广泛联系而体现出来的，研究鲁迅也应当注重发现鲁迅的独特个性和独立的精神价值，但是，以往的研究系统“主要不是从《呐喊》和《彷徨》的独特个性出发，不是从研究这个个性与其他事物的多方面的本质联系中探求它的思想意义，而是以另外一个具有普遍性也具有特殊性的独立思想体系去规范和评定这个独立的个性”王富仁：《中国反封建思想革命的一面镜子——〈呐喊〉〈彷徨〉综论》，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5页。。也就是说，以往的研究不是从鲁迅的文学本体出发，而是以一个固定的模式来读解鲁迅，让鲁迅去框就这种固定的思想模式。这样，我们就无从准确的发现鲁迅的文学世界的独特艺术魅力和独特思想价值。正是基于这种认识，王富仁把自己的研究目标锁定在对鲁迅独立的思想艺术个性的探究上，其博士论文也充分体现了发掘鲁迅作品的独立价值和意义这一学术追求。王富仁的鲁迅研究中体现出的对鲁迅启蒙思想的重新认定和对鲁迅作品思想艺术价值的独特个性与独特精神价值的发现这两点，不仅使我们对鲁迅在中国现代文化中的珍贵价值有了更准确的认识，也使我们重新认识到“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思想启蒙主题，重新懂得了对作家个性的深入开掘在文学研究中的重要性。由此可见，无论在价值取向还是在研究方法论上，王富仁的鲁迅研究都对这一时期及以后的现当代文学研究具有了普遍的指导意义和重要的学术启示。
被王富仁称为人生哲学派代表的汪晖，在王富仁之后，将中国鲁迅研究推向新的发展阶段。通过对新时期鲁迅研究的现状评估和历史批判，汪晖发现，即使在具有较大学术突破的王富仁著作里，仍然存在明显的不足，主要表现为两个方面：第一，仍然承续了一系列未加证明即作为前提使用的命题、概念和价值判断；第二，决定论的思维模式和由这种决定论方法建立起来的完整体系。这两点使他们的鲁迅研究在一定程度上体现出较大的局限性。为了突破这种局限，汪晖所要做的，就是把鲁迅重新置还到中外思想史的背景中，通过对鲁迅主观精神结构的矛盾性的深入剖析，进而解开鲁迅伟大思想和伟大灵魂中深藏的奥秘。汪晖第一次使用“历史的中间物”的思想意识作为鲁迅的核心意象，他说：“在我看来，‘中间物’这个概念标示的不仅仅是鲁迅个人的客观的历史地位，而且是一种深刻的自我意识，一种把握世界的具体感受世界观。‘中间物’意识的确立是以承认自身的矛盾性、悖论性和过渡性为前提的，它迫使鲁迅摆脱一切幻觉，回到自身的真实的历史性中去。当鲁迅以这样一种独特而复杂的眼光打量这个世界时，他的艺术世界的精神特征、情感方式、风格特点以至语言……都表现了一种复杂的、矛盾的特点，而这一切又无不联系着创作主体复杂的主观精神结构。”汪晖：《反抗绝望——鲁迅及其文学世界》，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41～42页。以汪晖为代表的人生哲学派的鲁迅研究，其最大的学术贡献就是从人生哲学的角度充分阐明了鲁迅独特的精神个体性特征，又深刻揭示了鲁迅与中国文化的内在关系，正如王富仁所评价的那样：“人生哲学派不但较之任何一个曾经存在过的鲁迅研究学派都更能说明鲁迅精神结构和中国文化的现代发展特征的关系，而且也较之任何一个学派都更加深刻地揭示了鲁迅的独特情绪体验的内在依据。”王富仁：《中国鲁迅研究的历史与现状（连载十）》，《鲁迅研究月刊》，1994年第11期。对于鲁迅心灵中呈现的矛盾纠葛和思想苦闷，人生哲学派作了自有鲁迅研究以来至今的最为深刻、最令人信服的读解，“只有人生哲学派才使我们感到鲁迅的这种无法摆脱的苦闷不仅是他个人的苦闷，也是中国现代文化的整体的苦闷”王富仁：《中国鲁迅研究的历史与现状（连载十）》，《鲁迅研究月刊》，1994年第11期。。同时，从现代文学研究的普泛意义上来说，汪晖的研究是整体性的使用西方近现代哲学与文论观念研究中国现代文学的成功尝试，这为此后的现当代文学研究开辟了一条新的道路。
不管是王富仁还是汪晖，都曾表明自己的鲁迅研究还有“不成熟”和“欠深入”的缺憾，这种陈述除了学者的自谦之外，也是实际情况的一种坦白。的确，“鲁迅研究没有走到尽头，在中国的鲁迅研究面前还有漫长的道路”王富仁：《中国鲁迅研究的历史与现状（连载十一）》，《鲁迅研究月刊》，1994年第12期。，随着历史的不断向前发展和人文科学的进步，鲁迅研究永远不会停下脚步，还将继续走向深入。鲁迅研究的没有尽头和不断深入，从一个重要的侧面反映了文学史重写的永无终结性。
“京派”与“海派”：两种新的文学史观
在“重写文学史”的口号提出前，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界中就已经出现了两个引人注目的新的文学史观念。一个是北京学者黄子平、陈平原和钱理群等人提出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观，我把它称为“京派”；另一个是上海学者陈思和提出的“新文学整体观”，我则称之为“海派”。这两个新的文学史观，体现的是新时期“重写文学史”的整体新构想，因而在“重写文学史”成为普遍性历史要求的特殊语境下显得颇有意义。我们今天来回溯这两种观念，不仅要弄清它们与当时“重写文学史”的历史要求之间存在怎样的内在逻辑联系，从而推动了文学史重写学术实践的飞速发展，同时也要考察它们对当时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中的哪些思想误区进行了纠偏，还存在哪些认识上的局限，需要我们今天在重新审视“重写文学史”的现代性意义时作更进一步的思考。
我把北京学者和上海学者的两种文学史观分别称为“京派”与“海派”，只是从地域的角度来命名的，并不意味着它们之间在当时就形成了激烈的交锋、具有较大冲突。恰恰相反，两种在相距很近的时间内先后出现的新的文学史观，尽管来自不同的区域，但在思考问题的角度、方向以及大致观点上都有许多惊人相似的地方。其中，主要包括主张打破原有的现代/当代的文学史阶段划分而从整体上对它们加以考察、从“世界文学”的角度重新认识中国二十世纪文学、重审中国二十世纪文学的启蒙主题、重新思考中国二十世纪文学与传统和民族性的关系问题等等。不过话说回来，大体相同的思维框架并不就说明它们的学术思想是完全一致的，从二者对每个问题的思考和阐述中，我们仍可以看出他们之间在许多具体观念上还存在着差异。正是这些差异的存在，才使它们的理论之间构成了相互补充、互相照应的关系。
首先，在打破现代与当代的文学史分化格局，将二者统一为一个有机整体的学术目标上，北京学者和上海学者的思路是一致的。只不过，它们主张将现代文学和当代文学打通的理论出发点却彼此不同。北京学者认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命题的提出，“并不单是为了把目前存在的‘近代文学’、‘现代文学’和‘当代文学’这样的研究格局加以打通，也不只是研究领域的扩大，而是把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作为一个不可分割的有机整体来把握”黄子平，陈平原，钱理群：《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三人谈》，人民文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1页。。北京学者所说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有机整体性到底有着怎样的内涵呢？我们不妨看看他们对“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所下的定义：
所谓“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就是由上世纪末本世纪初开始的至今仍在继续的一个文学进程，一个由古代中国文学向现代中国文学转变、过渡并最终完成的进程，一个中国文学走向并汇入“世界文学”总体格局的进程，一个在东西方文化的大撞击、大交流中从文学方面（与政治、道德等诸多方面一道）形成现代民族意识（包括审美意识）的进程，一个通过语言的艺术折射并表现古老的中华民族及其灵魂在新旧嬗替的大时代中获得新生并崛起的进程。黄子平，陈平原，钱理群：《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三人谈》，人民文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1页。
这段话的关键词是“进程”，“进程”一词主要强调的是文学形态发展的阶段性和未完成性，强调“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历史性特征。这就是说，北京学者所提出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命题，主要立足于历史学的角度，因此他们在思考这一阶段的文学特征时，不仅不回避文学发展与社会政治密切关系的问题，而且还认为正是这种与“政治”的紧密牵连，才构成了这一阶段文学中许多根本问题的一致性。钱理群说，在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兴奋点一直是政治。这就显示出一个时代的完整性，也就是说，对二十世纪整个中国文学的发展来说，许多根本的规定性是一致的”黄子平，陈平原，钱理群：《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三人谈》，人民文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29页。。如果说，北京学者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观的确立出自于一种强烈的历史意识的话，那么与之相比，陈思和的“整体观”表现出的更是一种明确的文学意识，他强调了新文学的“新”字，并说：“‘中国新文学’的概念与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是不一样的，新文学研究应该属于整个二十世纪文学研究的一部分，但它具有比较鲜明的个性。”陈思和：《中国新文学整体观》，上海文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15页。也就是说，陈思和所谓的“整体”观念并不就是时间意义上的“整体”，而是文学意义上的“整体”；并不是指整个二十世纪的文学事实，而是强调其中表现出独特审美趣味的新文学这一特定对象。正是站在“新文学”之“新”的着眼点上，他看到了现代文学与当代文学之间的内在联系，因此认为把两个时期的文学放在一个整体下考察，“它的意义明显大于对两个时期的分别研究”陈思和：《方法·激情·材料》，《书林》，1988年第7期。，而一旦对新文学加以整体考察，过去文学史中的许多结论都可以拿出来进行商榷，他说：“沟通中国现当代文学两个领域本身并非目的，而是试图用一种新的研究视角来重新认识文学史的某些结论，换句话说，是为了引起对原来的教科书式的文学史定论的怀疑。”陈思和：《中国新文学整体观》，上海文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7页。可见，从陈思和的这种“整体观”出发，在质疑许多文学史的论断基础上，是很容易引导出“重写文学史”的学术要求来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