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把中国现当代文学放在“世界文学”的背景下来加以重新评估和考量是“京派”与“海派”共同的研究策略，不过在看待中国文学与“世界文学”关系的问题上，二者的着眼点是不同的。北京学者尽管也意识到了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世界性意义，但他们没有从固有的思维模式中摆脱出来，这种思维模式强调对中国文学与外国文学的关系的清理，认为中国现代文学是西方文化冲击下的产物，是中国人有意识的向西方学习、“别求新声于异邦”的结果。从这种思维模式出发来研究中国文学与世界文学的关系，很有可能滑入“影响研究”的学术陷阱，即总是按“撞击—回应”的思维定势，以西方文学思潮、文学流派、文学风格和文学家等为参照，来研究中国现代文学与西方文学的“关系”，发掘其中存在的与西方文学相对的反响与回应。陈思和在考察中国新文学与世界文学关系的问题时，有意识地另辟蹊径，以探究“中国新文学中的世界性因素”为理论向导，来尽可能摆脱“影响研究”的思维圈套。所谓“中国新文学中的世界性因素”，按照陈思和的解释就是：“二十世纪文学区别于古典文学的主要标志之一，就是具有世界性的特征。这不但意味着从二十世纪起中国新文学与外国文学发生‘关系’，更确切地说，它在发展过程中开始包含了世界的因素，同时也被纳入了世界的格局。”陈思和：《中国新文学整体观》，上海文艺出版社，1987年版，第406页。可见，陈思和所指出的中国新文学的“世界性因素”，强调的是中国新文学在二十世纪显示出了与古典中国文学不同的精神特质，“世界性因素”并不只是中国文学与外部世界的“关系”范畴，“而是中国新文学本体的一个不可或缺的有机部分”陈思和：《中国新文学整体观》，上海文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407页。。
尽管“京派”和“海派”在一些具体的学术见解上存在很多分歧，但他们“重写文学史”的目标是一致的。他们这两种文学史观的提出和阐释，以及由他们的这两种观念引发的各种争论，都为80年代末期“重写文学史”口号的正式提出和随之而来的热烈而深入的讨论，作了极为坚实的理论铺垫。对“重写文学史”观点的广泛而深入的探讨，又进一步促进了“京派”和“海派”对各自理论的反思和完善。当然，我们必须认识到，不管是“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观还是“新文学整体观”，都包含许多谈之不深甚至未曾涉及但在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中异常重要、不容忽视的话题，这些问题有很多，其中包括“如何从中国文学、学术自身的发展，特别是晚清、民国以来文学、学术的发展，来揭示五四文学变革、现代文学诞生的内在理路与线索；如何将现代文学置于与现代国家、政党政治、现代出版（现代文学市场）、现代教育、现代学术……的广泛联系中，来理解文学的现代性问题；如何从更广阔的视野来考察中国现代文学与世界文学的关系——不仅是英美文学的影响，同时要关注英美之外的西方国家，俄国和东方国家文学的影响，在中外文学关系的研究中如何认识与处理‘接受外来文化的影响，实现中国文学（文化）的现代化的过程，同时又是反抗殖民主义的侵略与控制，争取民族独立与统一的过程’这二者的关系；如何认识与处理本世纪文学发展的总格局中，新、旧文学，雅、俗文学及其关系，新文学内部的不同组成部分，自由主义、革命文学及其关系；如何认识与处理中国现代化进程中城市与乡村、沿海与内地之间发展的不平衡，及其在文学上的反映，由此形成的海派文学与京派文学的对峙与互渗，如何评价反思现代化后果的文学作品及其作家，等等”钱理群：《矛盾与困惑中的写作》，《文学评论》，1999年第1期。。可以说，对这些问题的思考与解答将是当下和未来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中的重要课题，随着对这些问题的深入思考和完满回答，文学史重写还将迎来更崭新的局面。
结语：“重写文学史”的无终结性
谈到文学史的功能和学科性质时，中国现代文学学科的奠基人王瑶先生曾经指出：“文学史既是一门文艺科学，也是一门历史科学，它是以文学领域的历史发展为对象的学科。因此一部文学史既要体现作为反映人民生活的文学的特点，也要体现作为历史科学，即作为发展过程来考察的学科的特点。”王瑶：《关于现代文学研究工作的随想》，《中国现代文学史论集》，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276页。王瑶先生的这段话实际上包含两方面含义：第一，文学史是“文学”史；第二，文学史是文学“史”。也就是说，文学史写作同时涉及到如何理解文学与如何理解历史两方面的问题，涉及到对文学的阐释观念和看待文学史进程的历史观念两个思维向度，这两个思维向度共同决定了“重写文学史”的没有终结性特征。
首先，从文学阐释的角度而言，不同文学观念的产生，对文学现象和作家作品不同理解的出现，都可能引起文学史书写中内在结构的调整和变动。从新中国成立后中国现代文学史书写的实际来看，已经经历了从社会政治的角度来审视现代文学到从文学审美的角度来审视现代文学的演变过程，新时期以后，文学观念的调整直接导致了“京派”与“海派”两种新的文学史观的出现，也引发了“重写文学史”命题的提出和讨论，并且催生了孔范今、黄修己等人分别主持编纂的以“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命名的几部新的文学史著作。在时间永不停息的脚步声里，“二十世纪”已经成为了过去，虽然作为这一时期的客观文学史实已经定型、不可更改，但随着观照文学的视角、方法和观念的发展变化，对二十世纪文学作出的诠释也将不断变更，这正如黄修己先生所说：“历史事实是凝固的，对它的描述是有止境的，而对它的阐释却是无止境的。”黄修己：《中国新文学史编纂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3页。这就说明，只要人类社会还存在，文学史叙述的可能性还存在，“重写文学史”的历史任务就将永远持续下去，不会有结束的那一天。
其次，站在历史的视点上，我们不难看到，文学史的面貌总会随着时代的不断发展和历史的向前挪移而呈现不同的特点。这是因为，文学史并不就是过去历史材料的简单堆积和机械整理，而是人们从自己的历史时代出发，根据一定的历史观念和文学观念对以往的文学事实进行的重新书写，也就是说，每一部文学史都不得不打上文学史家所处时代的历史烙印。“一切真历史都是当代史”，自然，作为一种历史类型，一切文学史也是当代史。意大利历史学家克罗齐在提出“一切真历史都是当代史”的命题时，还特别强调指出：“没有一部历史能使我们完全得到满足，因为我们的任何营造都会产生新的事实和新的问题，要求新的解决。因此，罗马史、希腊史、基督教史、宗教改革史、法国革命史、哲学史、文学史以及其他一切题目的历史总是经常被重写，总是重写得不一样。”克罗齐：《历史学的理论和实践》，傅任敢译，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31页。这就是说，历史的当代性特质决定了不同时代的人们对已有历史书写的永不满足感，从而决定了历史重写的永无终结性。陈思和、王晓明等人在20世纪80年代末提出“重写文学史”的口号时，也有着对文学史的当代属性的强烈意识，陈思和说：“在时间上离历史事件的距离逾远，往往对历史事件的真实面目看得更客观，更全面，因为参照系不一样的，人处于具体历史环境下的时候，不能不受到此时此地气氛的感染，主观因素可能更强烈一些，而时间隔得越久远，参照系不但包括此时此地的因素，还加入时间的一维，即检验历史事件在以后的岁月中怎样产生的效应。在这个意义上，当代性与历史性是不矛盾的。”陈思和，王晓明：《关于“重写文学史“专栏的对话》，《上海文论》，1989年第6期。王晓明也认为，并不存在所谓纯客观的历史，“那些我们认为是客观历史的东西，实际上都只是前人对历史的主观理解，那些我们以为是与这‘客观历史’相符合的‘历史主义意识’，实际上也只是前人的‘当代意识’”陈思和，王晓明：《关于“重写文学史”专栏的对话》，《上海文论》，1989年第6期。。两个学者从正反两个不同的角度强调了历史与当代的密切关系，进而说明了“重写文学史”的必然性与迫切性。历史总是在不停的向前发展，今天看来是“当代”的到明天就成了“过去”，这样，站在当代性立场上的文学史重写工作就必须不停的进行下去。
由此可见，不论是从文学阐释的无止境角度来看，还是从文学史是当代意识的反映这一角度来说，“重写文学史”都是一个没有终结的话题，文学史重写都是一个永不停歇的工作。“重写文学史”命题所具有的这种无终结性特征，既赋予了历史上出现的所有文学史著作的合法性，也决定了这些著作的历史性和过渡性。文学史著作这种存在的悖论，反过来又为文学史的不断“重写”提供了永恒的保障。
第三 翻译文学与中国现代文学的现代性
中国现代文学与外国文学之间有着极为密切的关联，中国现代文学的生成与发展都直接受到了外国文学的影响，这是为学界所公认的文学史事实。不过，对中国现代文学产生巨大影响的，主要不是原语外国文学，而是汉译外国文学，也就是翻译文学。那么，翻译文学与中国现代文学现代性之间存在怎样的意义关系呢？我们又该如何以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为参照来重写中国现代翻译文学史呢？下面的论述将试图对上述问题作出一定的回答。
重新认识翻译文学
对翻译文学历史地位的重新确认，是在20世纪80年代末期“重写文学史”的呼唤中应运而生的。在回顾新文学史的著述历史时，敏锐的学者已经注意到，对翻译文学的历史定位，早在解放前的文学史著作中就多有涉及，比如陈子展的《中国近代文学之变迁》、王哲甫的《中国新文学运动史》、郭箴一的《中国小说史》等，都设有“翻译文学”的专章，介绍翻译文学与新文学之间的关系，讨论它在现代文学史中的意义和作用。然而，自1949年后很长一段时间以来，翻译文学不再被纳入现代文学的叙事框架中，此后国内出版的几乎所有的中国现代文学史，都无一例外地把翻译文学拒之门外，翻译文学成了文学史的“弃儿”，这种现象是不正常的。我们必须承认，翻译文学对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是有着巨大的推动作用的，它促成了中国现代文学现代性的生成，对现代作家的文学创作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也与中国现代文学一起，承担了现代时期启蒙、救亡、文化建构等文学使命，因而其历史价值不容低估。描述中国现代文学的历史流变轨迹，如果不考虑翻译文学的影响和作用，不强调翻译文学与中国现代文学之间的互动与关联，在道理上是说不过去的。客观地说，“翻译外国文学如不列入中国新文学史中，为一个重要方面，至少也应作为新文学发展的重要背景，给予应有的介绍”黄修己：《中国新文学史编纂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47页。。
在“重写文学史”的讨论中，谢天振先生就曾呼吁，要恢复翻译文学在现代文学史中的历史地位，为翻译文学这个“弃儿”寻找归宿。但时隔十多年，不仅专门的中国现代翻译文学史没有出现，而且在新近出版的一些中国现代文学史或者20世纪中国文学史等著述中，翻译文学并没有得到编撰者的青睐而进入现代文学史的框架中，作为“弃儿”的翻译文学仍然继续着它的流浪生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