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我们还必须清醒地认识到，“重写文学史”口号中涵盖的许多命题，比如，通俗文学与现代文学关系的问题，翻译文学在现代文学中的定位问题，旧体诗词在现代文学史叙述中的可能性问题等等，虽然在当时的讨论中都有所涉及，却未能得到了充分的展开，作出令人满意的回答。而且，随着20世纪90年代文学研究的转型，随着参与论争的学者们学术兴趣的迁移，“重写文学史”中包含的很多命题，并没有继续作为思考的目标而被争辩、被追问并在学术实践中得到落实。现在我们重提“重写文学史”的话题，再次回眸这一话题被提出时的文化语境和它所反映的问题意识，并梳理在此期间的一些重要的学术创建和研究成果，目的在于，希望借此对这一话题再作一次深入的检讨，并进一步明确“重写文学史”这一现代命题的没有终结性的特质，以期给当下的文学研究提供某些启示。
口号提出与问题意识
“重写文学史”口号的明确提出，是在1988年下半年。当时，《上海文论》开设了一个同名的专栏，请陈思和、王晓明做栏目主持人，刊物从1988年第4期开始，到1989年第6期结束，前后共编了9期，其中最后一期为专号。在这持续时间达一年半、讨论文章连续9期在刊物上刊载的过程中，先后参与讨论的学者有数十人，专栏文章涉及到对赵树理、丁玲、柳青、郭小川、何其芳、郭沫若、茅盾等作家的创作倾向的剖析和对其艺术成就的质疑，涉及到对《管锥篇》、别车杜的美学理论等的再评价，也涉及到对左翼文艺运动中的宗派、现代派文学、胡风文艺思想及其由其引发的论争、姚文元的沉浮等问题的重新思考。专栏主持人之一陈思和后来在回顾那次讨论时指出，开展讨论的目的，“并不是要作文学史的翻案文章，只是为了倡导一种对文学史既定结论的怀疑风气，更加进一步推动文学领域的学术研究”陈思和：《关于编写中国二十世纪文学史的几个问题》，《天津社会科学》1996年第1期。。
根据陈思和的这段解释，再联系改革开放后的文学研究实际，我们不难得知，尽管“重写文学史”的倡议是由陈思和、王晓明连同《上海文论》杂志等首先明确提出的，但事实上文学史重写的学术实践早在此之前就已经全面展开。“文革”结束后，随着关于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逐步深入和一大批作家的相继平反，文学研究者就已经开始对以前的文学史观念进行反思，对现代文学思潮、文学流派、作家作品进行重新评定，这些反思和评定，就是王富仁先生所说的“广义的‘重写文学史’”王富仁认为“重写文学史”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上指文学研究者从未间断的文学史研究，狭义上指文学史研究发展到一定阶段，人们从整体上或一系列重要环节上对文学史的改写。见《关于“重写文学史”的几点感想》，《上海文论》，1989年第6期。。也就是说，文学史重写的学术实践，并非来自于对“重写文学史”倡议的一种具体落实，而是来自于改革开放时代学者们的政治敏锐和学术自觉。当然，整体大于部分之和，在“重写文学史”口号喊响之前，研究者尽管已经在许多具体问题上对现代文学史进行了深刻的反思，也取得了一定的学术成果，但这些学术上的零打碎敲毕竟无法拼合成一幅“重写”的全貌来。自从“重写文学史”作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重要思维线索被明确化后，对整个文学史的彻底清理和全面反思才得以整体的拓展开来。
我们接着要问的是：既然在口号提出之前，文学史重写的工作已经展开，那么，学者们为什么还要明确提出“重写文学史”的口号来？“重写文学史”观念针对的是哪一种需要被“重写”的文学史？这种需要被“重写”的文学史存在怎样的弊端？只有弄清楚这些问题的答案，我们才能真正理解“重写文学史”口号的现实意义与历史价值。
从严格意义上说，以王瑶的《中国新文学史稿》为标志，中国现代文学史著作的编写是同现代文学学科的创立同步进行的，而且都是在时代的呼唤中应运而生，顺应着为新政权张目的价值诉求。尽管在新中国成立之前，随着中国新文学的兴起和发展，研究新文学的著作也在不断涌现，这其中包括胡适的《最近五十年中国之文学》、赵景深的《中国文学小史》、陈子展的《最近三十年中国文学史》等，这些著作都把新文学史作为中国古代文学史和近代文学史叙述的一条尾巴，因此被黄修己先生命名为“‘附骥式’的新文学史”，此外还包括王哲甫的《中国新文学运动史》、朱自清的《中国新文学研究纲要》、李何林的《近二十年中国文艺思潮论》等等。但因为这些文学史著作一般不是对中国现代文学整体概貌的全面描述，而且也没有与随着新中国诞生而产生的现代文学学科的价值定位产生关联，也就是说，这些文学史著作中还没有体现出对现代文学“现代”意识的明确意义指向，所以还不能看作是真正意义上的中国现代文学史。如果说，新中国成立前的文学史叙述没有明显受到学术体制的影响，还比较真实的保留着学者的学术个性的话，那么在新中国成立后，随着学术研究的体制化，学者的学术个性则不由自主的受到某种压抑，正如温儒敏先生所说：“进入1950年代，随着现代文学学科的建立，最突出的变化，是研究者职业化了，学术生产‘体制化’了，文学史思维受教学需求和政治的制约也多了，个人的研究程度不同都会接受意识形态声音的询唤，研究中的‘我’就自觉不自觉地被‘我们’所代替。”温儒敏：《王瑶的〈中国新文学史稿〉与现代文学学科的建立》，《文学评论》，2003年第1期。正因为中国现代文学的学科创设基于一种特定的政治环境，中国现代文学史著作的书写又服从于明确的政治任务，所以这个学科的合法性依据和与之配套的教科书的价值取向都存有先天的不足性，这种不足主要体现为：过于强调文学与政治的密切关系，过于强调现代文学是现代革命的一个组成部分，从而在一定程度上遮蔽了中国现代文学的文学性的一面。现代文学史的书写，就是在这样尴尬的情形下展开的：“王瑶和他同时代的许多学者大概都意识到文学史回应现实的‘话语权力’问题，在考虑如何将文学史知识筛选、整合与经典化，相对固定下来，使之成为既能论证革命意识形态的历史合法性，又有利于化育年轻一代的精神资源；当然也就会考虑到这个领域的研究与当时‘学术生产机制’的关系，不可能像古典文学及其他相关学科那样远离现实。这样的文学史研究，特别是教科书的撰写，就不能不在学术的个性张扬与社会及政治的要求之间找一些平衡。”温儒敏：《王瑶的〈中国新文学史稿〉与现代文学学科的建立》，《文学评论》，2003年第1期。这里描述的就是当时中国现代文学史书写的历史情形，在这种历史情形下书写的文学史著作自然就呈现了一种特殊的面貌。
我们来分析王瑶先生《中国新文学史稿》一书的基本思路，就可大致弄清当时文学史所取用的价值逻辑。该著作的《绪论》由“开始”、“性质”、“领导思想”、“分期”四部分构成，为全书的思想统领。这四个部分的论述，都是以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中关于文化革命问题的论述作为指导思想。依据毛泽东的文化革命理论，《中国新文学史稿》肯定了中国的新文学是从“五四”开始的，其基本性质是新民主主义的文学，领导思想是无产阶级，也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分期”中，对新文学发展阶段的历史区划，也依照《新民主主义论》关于文化革命四个时期的论述，分为四个阶段，即1919~1927年，1928~1937年，1937~1942年，1942~1949年。其中后两个阶段的划分以1942年毛泽东主持召开延安文艺座谈会为标界，1942年以后的时期被称为“文学的工农兵方向”时期。很显然，这种分期意在说明新文学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发展具有同步性的关系。如果说王瑶写这部文学史著作时还能在文学与政治的隙缝中，尽可能地探询文学自身发展的历史规律，追求学术研究的个性的话，那么，随着王瑶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的被批判，其后产生的现代文学著述则在揣摩领导者意图的心理基础上，更进一步强化了文学与政治的关系，文学史逐步变成革命史的一部分，从而失却了自己价值和意义的独立性。“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在非常态的政治语境下写出的现代文学史里，整个现代文学已经变得面目全非。
改革开放带来了政治环境的宽松，这也给了文学史书写树立文学独立地位的良好契机。在一大批的现代作家被相继平反后，他们的文学史地位也得到了重新确认和恢复，一时间，对现代作家重评和现代文学作品重读的理论文章大量涌现出来，现代文学研究呈现极为活跃的发展态势。不过，尽管这些“重评”、“重读”的学术文章已经显示出了对旧有文学史观念的反思和重估的迹象，但从整体上说，现代文学研究并没有完全突破文学与政治合盟的历史框架，对现代文学自身审美独立性的重新塑造并没有得到真正落实。有鉴于此，陈思和先生深刻的指出，要彻底改变那种文学为政治服务的思维定势，文学史只有全面的“重写”，“只有把一切研究都推到学术起跑线上，才能够对以前成果作一番认真清理”陈思和：《关于“重写文学史”》，《文学评论家》，1989年第2期。。这就是说，“重写文学史”的学术追求，其矛头指向的就是此前那种文学史的政治化书写倾向，要颠覆的就是那一类忽视文学自身的审美独立性、将现代文学史纳入现代革命史的话语范畴的文学史观念和相关的文学史著作。从这一思路出发，陈思和先生认为，“‘重写文学史’首先要解决的，不是要在现有的现代文学史著作行列里再多出几种新的文学史，也不是在现有的文学史基础上再加几个作家的专论，而是要改变这门学科原有的性质，使之从从属于整个革命史传统教育的状态下摆脱出来，成为一门独立的、审美的文学史学科。”陈思和：《关于“重写文学史”》，《文学评论家》，1989年第2期。由此可见，“重写文学史”口号的提出，旨在强调一种观念的变更，强调对现代文学学科的重新定位。具体地说，“重写文学史”的价值追求，主要表现为：文学研究必须对已有的文学史观念进行整体突破，必须大胆解除文学对政治的过重承诺，解除文学与政治之间的强制性合约，恢复文学自身的独立性，让现代文学自身具有的、被政治遮蔽已久的审美特征发散出迷人的光彩来。这样，文学研究的主导性思维发生了极大的转向，这种思维转向体现为这样的学术理解，即，文学研究的“主体”应该是文学所拥有的艺术素质，“因为中国现代文学除了有那个政治性的侧面外，还有它作为艺术的本身的侧面，而且在我看来，这个作为艺术的本身的侧面应该是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主体部分”陈思和，王晓明：《关于“重写文学史”专栏的对话》，《上海文论》，1989年第6期。。
与此同时，我们还应该认识到，“重写文学史”的呼声里，也包含有恢复研究者的学术个性、强调学术研究的多元化等学术主张。“重写文学史”口号提出之后，之所以能在学术界引起强烈的反响，就在于它反映了学者们要求进一步解放思想、重新获得学术研究自主性的心声，从文学史研究的角度来说，“这个命题说出了学术界对原有的以定于一尊面目出现的教科书似的文学史的不满足”陈思和：《关于编写中国二十世纪文学史的几个问题》，《天津社会科学》，1996年第1期。。过去以教科书形态存在的文学史，体现着一种思想文化中的话语霸权，意识形态的统一性要求使几乎所有的文学史形成一个腔调，从而压制了学术研究中的不同声音。有感于文学史书写的这种不良倾向，陈思和先生曾这样说道：“‘重写文学史’的提出，就是要求改变这种教科书的大一统局面，希望恢复文学史研究应有的科学态度，以自由的个性的多元的学术研究来取代仅止一种的单调声音，就如马克思当年面对普鲁士当局的书报检查令而呼吁的，要求每一滴露水在太阳的照耀下闪耀出无穷无尽的色彩。”陈思和：《关于编写中国二十世纪文学史的几个问题》，《天津社会科学》，1996年第1期。从这段话中我们可以明确地认识到，“重写文学史”的呼声中，一开始就隐含着张扬学术个性、提倡思想多元化的学术指标。
鲁迅研究的突破：文学史重写的最显著实绩
鲁迅是中国现代杰出的思想家和文学家，他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独特地位是无人能取代的，鲁迅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中的这种重要地位直接决定了鲁迅研究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中的重要性，因此，如果我们说，在一定历史阶段，鲁迅研究所达到的学术高度，也就代表了这一阶段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所达到的学术高度，这种说法是决不显得牵强的。新时期思想解放以来，鲁迅研究也取得了异常丰硕的成果，在许多方面有了历史性的突破。鲁迅研究的重大突破，显示的是新时期文学史重写的最显著实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