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现代性”话语分析与中国现代文学现代性的再阐释
对“现代性”话语意蕴的理解，既要求我们还原到西方哲学和社会学的论域之中去仔细领会，因为这是“现代性”语意生成的“原发点”；也要求我们联系中国现代文学批评的具体实践，因为这是“现代性”话语的中国式言说，是“现代性”这一“西方概念”与中国文学实际之间面对面的“接触”和对话。这两者都是同等重要的，都有助于我们准确把握中国人文视野中的“现代性”内涵。下面我们将沿着这样的思路展开论述。
“现代性”：一个多义词
要对“现代性”概念作一个准确的界定的确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这不是因为资料贫乏或者人们使用的不够，恰恰相反，倒是因为人们使用的太多，堆积在我们眼前的资料又过于丰富。人们已经从科学的、人文的、社会的、历史的等等各个不同的理论视角来阐述这个语词，表达他们对“现代性”的理解与认识。在西方，许许多多的哲学大师，包括康德、黑格尔、笛卡儿、韦伯、尼采、马克思、海德格尔、阿多诺、本雅明、福柯、利奥塔、哈贝马斯等，都对现代性问题进行过哲学思考与批判。这些哲学家对现代性问题的反思尽管也体现着前后相继的思维连贯性，但他们言述中意指的“现代性”含义都不尽相同。在中国学术界，学者在对“现代性”作出理解时，一开始就表现为一种犯难，觉得无法一下子把捉住，如汪晖就明确指出：“现代性（modernity）一词是一个内含繁复、聚讼不已的西方概念。”汪晖：《韦伯与中国的现代性问题》，《汪晖自选集》，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2页。汪晖这里所说的“内含繁复、聚讼不已”，显然是对“现代性”概念语义多重，让人莫辨一是情形的一种表态；对“西方概念”的强调，旨在提醒并督促人们使用这个概念时，不能不照顾它所由来之的特殊语境。与此同时，文学研究的“现代性”视角和“后现代性”视角几乎是同时涌入中国学者的理论视野的李欧梵曾指出：“据我了解，中文‘’现代性’这个词是近十几年才造出来的，甚至可能是杰姆逊教授来北大做关于后现代的演讲时，连带把现代性的概念一并介绍过来的。”参见《李欧梵自选集》，上海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265页。李欧梵的话未必绝对确实，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现代性”话语在中国学术界的引入是晚近的事，而且在时间上与“后现代”话语的引入相距不久。，也就是说，当我们还来不及对“现代性”问题作出理性的思考和判断，来不及对“现代性”概念进行清晰的学术清理和消化时，“后现代”的概念和“后现代”的问题就不期而至了。这种多个蕴涵着深厚学理渊源的复杂概念同时混装进中国学者大脑的现象，在中国学术界虽非第一次（而且“失语症”的病兆不解除，这绝不会是最后一次），但这一次恐怕会是有史以来产生问题最多的一次，因为围绕“现代性”和“后现代性”问题各自的思考以及对两者关系的争辩，在西方已经历时数百年，而且至今都没有止息，甚至还将延伸到很远的未来。西方学者提炼出的这两个语词，概括了西方近二百年来人文社会科学所走过的漫长而波折的历史道路，并会继续对历史的导引和概括起到理论作用。这两个语词在中国学术界的贸然闯入，虽然一方面为中国学者节省了许多时间，使他们无须通过自我理解、自我归纳来找出当代社会的人文风貌和精神特征；但另一方面也无形中增大了“现代性”和“后现代性”概念上的模糊性，增大了他们准确理解这两个语词丰富涵义的难度。所有这一切，都使我们今天试图准确把握“现代性”的意义时，感到困难重重。
暂且不论“现代性”意义理解在中国学术语境中的复杂和淆乱，就是西方学者在他们的理论阐述中，也已经对“现代性”自身所拥有的多重性特征，有着足够清醒的认识。在他们看来，“现代性”的语词意义是游移不定的，“现代性”概念是驳杂繁多的。美国著名学者马泰·卡林内斯库曾以善变的“面孔”来喻指“现代性”，并说：“现代性可以有许多面孔，也可以只有一副面孔，或者一副面孔也没有。”马泰·卡林内斯库：《现代性的五副面孔》“中译本序言”，商务印书馆，2002年版。同时，西方学者也清楚地意识到，“现代性”话语言说的范围如今已经变得极为广泛，已从最初的哲学命题扩散到人文社会科学的各个领域，“这不仅涉及历史、美学、文学批评领域，而且还波及经济、政治和广告领域”伊夫·瓦岱：《文学与现代性》，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3页。，“现代性”这一语汇在这些领域的广泛使用，不是使它的语义更明朗化，而是“使它变成了一个集最矛盾的词义于一体的十足的杂音异符混合体”伊夫·瓦岱：《文学与现代性》，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3页。。同几乎所有的人文性语汇一样，“现代性”也是一个被建构起来的概念，正如英国学者吉登斯所说：“现代性，是在人们反思性地运用知识的过程中（并通过这一过程）被建构起来的，而所谓必然性知识实际上只不过是一种误解罢了。”安东尼·吉登斯：《现代性的后果》，译林出版社，2000年版，第34页。也就是说，在“现代性”的意义含涉中，没有所谓必然性的知识要素，只是人们在不断赋予这个词语以意义。也许正是基于以上的原因，卡林内斯库感到现代性解释上的困难性，他曾不无幽默的说道：“什么是现代性？就像其他与时间有关的概念一样，我们认为能马上回答这个问题；但一旦我们试图表述自己的想法，就会意识到，作出令人信服的回答需要时间——更多更多的时间。”马泰·卡林内斯库：《现代性的五副面孔》“中译本序言”，商务印书馆，2002年版。
尽管现代性概念把握起来有很大的难度，但在学者们对现代性进行理论阐释的著作中，我们还是能找到一些达成共识的地方。首先就是现代性所包含的时间意识、时间观念。在对“现代”和“现代性”进行语源学考察后，哈贝马斯指出，“现代”一词最早出现在公元5世纪，意思是要把已经皈依“基督教”的现代社会与仍然属于“异教”的罗马社会区别开来。卡林内斯库则论述了“现代性”这个术语的语源学出处，他认为，在英语中，“现代性”至少是17世纪就开始通用了，1627年出版的《牛津英语辞典》，首次收录了“modernity”的词条，其意思为“现今时代”。这就是说，从语源学的角度来看，“现代性”以及与之相关的“现代”都与时间有关。从“现代性”意义建构的过程来看，虽然各个阶段的具体含义都存在差异，但有一点却是始终一致的，那就是它的时间意识，“‘现代’一词在欧洲被反复使用，总是有所差异，但都是用来表达一种新的时间意识”哈贝马斯：《现代性的概念》，《后民族结构》，曹卫东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178页。。这种时间意识是一种历史时间意识，基于哲学层面上对时间的思考和理解，是关于过去、现在和未来三者辩证关系的深层认知。而不是20世纪50年代中国学者在编撰《中国现代文学史》时，使用“现代”语词所指涉的时间概念，这一时间概念纯粹是一种对于中国历史发展的政治学区划，即以“五四”新文化运动（1919年，后来前推到鲁迅发表《狂人日记》的1917年，甚至推到《新青年（青年杂志）》创刊的1915年）为起端，以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为止的三十年称为“现代”时间。
其次，现代性中具有两种截然不同、互相冲突的存在形态，这就是中国学术界较为熟悉的世俗现代性与审美现代性的区分。卡林内斯库对这两种现代性的特征作过精彩的阐释，他说：
关于前者，即资产阶级的现代性，我们可以说大体上延续了现代观念史早期阶段的那些杰出传统。进步的学说，相信科学技术造福人类的可能性，对时间的关切（可测度的时间，一种可以买卖从而像任何其他商品一样具有可计算价格的时间），对理性的崇拜，在抽象人文主义框架中得到界定的自由理想，还有实用主义和崇拜行动与成功的定向——所有这些都以各种不同程度联系着迈向现代的斗争，并在中产阶级建立的胜利文明中作为核心价值观念保有活力、得到弘扬。
相反，另一种现代性，将导致先锋派产生的现代性，自其浪漫派的开端倾向于激进的反资产阶级态度。它厌恶中产阶级的价值标准，并通过极其多样的手段来表达这种厌恶，从反叛、无政府、天启主义直到自我流放。因此较之它的那些积极抱负（它们往往各不相同），更能表明文化现代性的是它对资产阶级现代性的公开拒斥，以及它强烈的否定激情。马泰·卡林内斯库：《现代性的五副面孔》，商务印书馆，2002年版，第48页。
卡林内斯库对于现代性的这两种类型的区划，明确标示了现代性概念在社会政治层面和文化审美层面的巨大差异，说明了西方现代性的多样性和分裂状，特别是对波德莱尔以来出现的现代主义文学和艺术的审美现代性恰好是反对资产阶级现代性的这一特点的概括，给中国学者重审中国现代文学的现代性问题提供了相当重要的理论视角。20世纪末期，有学者提出“现代文学的近代性”的命题，认为中国现代文学还不具备“现代性”，而只是具有“近代性”，就是借用了卡林内斯库的“两种现代性”的观点。
哲学视野中的“现代性”
为了更进一步理解现代性的丰富含义，我们有必要对哲学视野中的现代性反思过程作一次简要的追溯。作这样的追溯其目的在于：弄清楚西方哲学家对现代性的阐述中究竟围绕哪些问题在展开，这些论述对我们今天理解中国的现代化和文学现代性有什么样的启示意义。
西方哲学家对解释现代状况发生兴趣，大致在18世纪末期。在此之前出现的意大利文艺复兴运动和法国古典主义美学家的“古今之争”，围绕“古”与“今”、“过去”与“现在”孰优孰劣问题的思考与争辩，几乎都是在文学艺术界展开的。而这些思考与争辩并没有带来多少价值观念的更新，只是确立了一种“断裂”的意识，强调了现代是一个新的起点，是对过去的决断与超越，现代性的主体意识就此萌生，“由于要打破一个一直延续到当下的传统，因此，现代精神必然就要贬低直接相关的前历史，并与之保持一段距离，以便自己为自己提供规范性的基础”哈贝马斯：《现代性的概念》，《后民族结构》，曹卫东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178页。。
文学艺术界通过论争而形成的“古今”对立模式和现在与过去“断裂”的意识，以及文艺复兴、法国大革命、启蒙运动、宗教改革等政治事件的相继出现，给哲学家带来了极大的启示与思想冲击。黑格尔就明确意识到，过去的历史已经“结束”，哲学家要做的事情就是理解“当下”。在黑格尔之前，哲学的目标是从对历史的思考中归纳出普遍、必然和永恒的特征，来描述世界的本质和规律。而黑格尔面临的现实是，既然历史已经“结束”，现在与过去呈现“断裂”，那么哲学从前所得以存在的合法性地位就受到了动摇。哲学的观照视界不得不转移到对“当下”的把握。“当下”的特征是什么？照黑格尔看来，也就是那种被称之为“现代性”的东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