芬伯格教授对于现代性观念的阐释，是站在当今世界文化格局的着眼点上作出的，虽然只是东西方有关现代性这一命题阐释的一种，而且也算不上最有影响的一种，但对于我们今天重新审视中国文学的现代化之路、重新认识中国文学的现代性来说，仍然是具有极大的启示意义的。我们知道，中国文化的现代化履历，虽然可以远溯到晚明和清代，但真正意义上的文化现代化却是从近代开始的。近代以来，在西方坚船利炮的威慑之下，中国的国门渐次向世界打开，中国文化也因此迈上了现代化的发展道路，逐步实现着从古典形态向现代形态的转变，作为中国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中国文学也从此踏上了现代化的征程。也就是说，中国文化和文学的现代化，一开始就打上了西方科学技术、物质文明的深刻烙印，是应和着西方现代化的沉沉脚步的。芬伯格上述关于现代性充满“悖论”的言论暗示我们，中国文化和文学的现代性中，也可能因这种现代性的“悖论”而充满丰富性和复杂性。从第一种现代性的角度来说，科技的飞速发展的确给世界各国带来了极大的惠利，科学—技术的合理性以及它赋予西方的物质优势，已经得到了作为中国社会各群体的广泛认同。中国文化与文学的现代化里，势必刻写着追摩西方的心灵印记和执著行动。从客观上来说，中国现代作家们从思想内容到艺术形式都在仿效、模拟西方，这种情形在追求现代化的中国现代文学里，显得极为普遍和自然。
但是，如果从现代性的第二种特征来看，事情就不是那么简单了。既然现代化也意味着西方化，中国文化的现代化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就意味着本民族文化的离析和消散，意味着文化传统和民族个性的丧失，这种情形无论从哪种角度来说都是不能被国人所接受的。这样，为了维护本民族的利益，捍卫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必然有一些知识分子站出来，对西方文化、对现代化本身以及一味追随西方的思想提出大胆的质疑和驳难，并借用传统的生命理解方式和艺术表达方式来对宇宙人生进行审美阐释，从艺术创作的层面上表现出与文化传统的承继和亲和。所有这些，都在一定程度上体现出对现代性的某种不满，甚至可以说是“反现代”的。而在我看来，这种“反现代”的思维倾向，也是中国现代文学现代性的一种表现形态，而且和现代性之间构成一种张力结构。
因此，我认为，中国现代文学的现代性，事实上体现为现代与反现代对立共存的繁复结构，是现代与反现代两种思维模式相互激荡、相互作用的结果。在20世纪波谲云诡的风潮之中，中国现代文学之所以显示出了文本的丰富、现象的复杂和阐释的艰难，都跟现代文学的现代性充满了张力这一特征有关。这里所谓的“张力”，就是指在中国现代文学的历史版图上，现代与反现代是共存于其间的，它们之间是相反相成的意义关系，二者在中国文学现代化进程中互相参佐、互相促发、互相渗透，从而使20世纪中国文学呈现出了异常丰富和精彩的多元化景观。在二者之中，有意抬高任何一方而贬抑另一方的做法都是不恰当的。从这一角度出发，我们是可以对中国现代文学的历史框架进行重新构造的。
三
已有的现代文学研究著述，大都只是把目光投注在张扬现代化的现代性这一点上。王一川先生认为，现代性文学已经构成了中国文学的新传统，因此“现代性”应看作区划新旧文化和文学的一块界碑，他说：“现代性标明一种旧的文化时代的结束和新的文化时代的开端，因而不能简单地从时间的前后延续上看待现代性同古典性的区别，而要看到这种区别所揭示的文化传统上的根本差异：这是两种文化传统或文化状况的分水岭。”王一川：《现代性文学：中国文学的新传统》，《现代性与中国文学》，宋剑华主编，山东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335页。王一川强调了现代性追求对于中国文学发展的重大意义，这是非常具有远见卓识的。不过，如果考虑中国文学在现代性追求中的复杂性和文学表现中的多样性，文学现代性与传统文化之间的错综关系，王一川先生的这一论断就显得略微有些简单。与王一川先生的观点有些近似，吴炫先生也把现代性看作是“与中国传统文化相对立”的概念，他指出：“不管我们在‘现代性’的理解上有多少歧义，但‘现代性’在政治上囊括以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主义、以市场经济为基础的中国式现代化努力，在思想上依托西方近代人文主义、现代主义和近代以降的科学民主观念，尤其是历史进步论观念，在文化上产生了白话文运动、新启蒙运动和新民主主义革命，文学上产生以西方现代主义为底蕴的审美观……恐怕则没有多少歧义。”吴炫：《一个非文学性命题——“20世纪中国文学”观局限分析》，《中国社会科学》，2000年第5期。
对中国现代文学中反现代性内容的观照，是近几年才在现代文学研究界出现的事情，这其中以逄增玉先生的阐述最为典型。逄先生或许是受到了美国汉学家艾恺所著的《世界范围内的反现代化思潮》一书的极大启发，在他的专著《现代性与中国现代文学》中，专用一章来论述“中国现代文学中的反现代性主题与叙事”的问题，文中粗略描述了以辜鸿铭、梁启超、梁漱溟和“学衡派”为代表的现代中国的反现代性文化思潮，并强调指出：“近现代中国的各种反现代思潮，都是在民族主义危机的压力下，在西方现代文明的挑战与示范下，在被迫启动现代性工程的历史条件下发生发展的，它们构成了20世纪中国的重要的思想、精神、价值背景和资源，并作为一种原创性的‘卡里斯码意识’和支援意识，程度不同地进入了20世纪中国文学的‘文本’，影响和预制了中国现代文学中的反现代主题和叙事。”逄增玉：《现代性与中国现代文学》，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21页。在这里，逄先生对反现代性在中国现代文学中的积极意义作了充分肯定，对现代文学中的“反现代性”的分析和评价也较为合理和全面。不过，对于反现代性与现代性在中国现代文学中各自的美学特征以及二者相互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逄先生还未来得及作出更进一步的阐发。
当然，我们还应该看到，在中国现代文学中，现代与反现代的构成结构具有多维性。在整个现代文学的发展过程中，现代与反现代的思潮是对立共存的，这其中包括激进文论与保守文论的分庭抗礼，新诗创作和旧体诗创作的各自为阵，通俗文学与严肃文学的此消彼长，等等。在同一个文学社团和文学流派里，主张西化与主张民族化的多种声音同时存在，形成了杂语共存的态势。在每个作家个体那里，对传统的依恋与力图摆脱传统两种思想的对峙，对西方的大胆追摩与并不完全认同西方文化的心理矛盾以及在传统与西方之间的两难选择，所有这些都构成了作家个体内心世界的丰富复杂性。
基于上述的研究现状，结合自己对中国文学现代性的理解，本论著拟从中国现代文学史与现代性、近现代文论与现代性、新旧诗体与现代性、通俗文学与现代性等几个角度，来阐述在现代与反现代的张力中所显现出的中国现代文学的历史风貌，从而对中国现代文学的某些历史现象提出自己的思考和探询，对现代文学的现代性作出一些新的阐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