检视建国以来的文学史，我们不难发现，其中的问题是不少的，包括对作家、作品、文学思潮、文学流派、革命与文学的关系、党的文艺政策与文学发展的关系等方面的阐释和定位，都存在许多欠妥的地方，没有哪一项令人满意。尽管改革开放以来，上述欠妥之处，通过学者们的大胆探究，正在逐步理清，但拨乱反正得还不彻底，而且旧有的某种思想倾向一旦形成，往往会顽固地盘旋在人们的思维空间，驱之不散。比如一直以来，文学史的座次排列万变不离“鲁郭茅巴老曹”，这种由文学史的政治化写作带来的政治性排序，阻碍了我们对另外许多优秀作家的审美观照，而且至今还影响着我们的文学史观念。举例来说，创作了《大波》《死水微澜》等作品的小说家李劼人，其艺术成就就很高，在20世纪30~40年代一直从事文学编辑工作的曹聚仁先生曾经说过：“其实，现代中国小说作家之中，李劼人的几种长篇小说，其成就还在茅盾、巴金之上。”曹聚仁：《文坛五十年》，东方出版中心，1997年版，第251页。曹聚仁的这一评价，与我们现今文学史教材的说法是不一致的，至少来说，我们现存的文学史对茅盾和巴金作了大书特书，很少讲到李劼人。当然，话说回来，我们并非一定要求文学史把李劼人描述为创作成就如何超越了茅盾和巴金的大师，所谓“过犹不及”，任何偏向哪一极的做法都是对学术严肃性的一种消磨；不过我们至少可以给这个作家以相当的关注，可惜我们的文学史家对李劼人的重视和研究至今都比较薄弱。其他很多优秀作家如沈从文、张爱玲、钱钟书、张恨水等，很长时间以来，要么一直处于文学史叙述的边缘地位，要么就干脆被排挤在文学史的描述之外。我们现在都知道，沈从文、张爱玲等人的文学成就是很高的，但他们得到文学史家的认可、进入文学史不过是最近十多年的事情，而此前大陆学者写作的文学史中，沈从文、张爱玲等作家长期都不在叙述之列，直到海外学者如夏志清等人的文学史著作被引入大陆后，情况才有所改观。这些优秀作家迟迟不能纳入文学史的叙述框架之中，其原因何在呢？我认为，除了某些意识形态的原因之外，恐怕或多或少也跟我们旧有的文学史观、跟我们对中国文学现代性的理解等有关。沈从文说他的小说《边城》是要表现“一种优美、健康、自然而又不悖于人性的人生形式”沈从文：《沈从文小说习作选·代序》，《沈从文文集》第11集，花城出版社，1984年版。，但他在讴歌乡土上淳朴静美的人性和感人至深的原始生命力时，也从侧面对戕害人性的“现代文明”作了批判和鞭挞。很显然，沈从文小说所表现的主题，与中国社会不遗余力地追求现代化的节拍并不是那么吻合的，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某些精神也不谐调。这样，沈从文被以“五四”新文化运动作为历史叙述价值依据的文学史著作长期排斥在外，也就不足为奇了。张爱玲曾把她的小说称作“新传奇”，“传奇”本是中国古代的一种特有的文学样式，张爱玲对自己小说的这一命名很容易使人想到她与中国古代文学传统的密切关系，事实也正如此，在张爱玲的小说世界里，不论是故事情节还是叙述笔调，都给人新奇、奇异和奇幻之感，小说的故事往往“用新的文字结构来描写，也渗用了一些通俗小说传统技法”范烟柳：《民国旧派小说史略》，《鸳鸯蝴蝶派研究资料》，魏绍昌编，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香港分店，1980年版，第271页。，有着唐传奇和明传奇的美学神韵。由此可见，张爱玲的艺术理想，与极力倡导的“推倒旧文学”的新文学运动有着较大距离。再比如鲁迅，以往一些文学史家倾向于把他看作一个彻底的反对传统文化的战士，其实鲁迅与传统文化之间的关系并非如此简单，鲁迅与文化传统的关系并不是单一的、单纯的，而是微妙的、复杂的，存在着相当紧张的关系。鲁迅的确曾劝青少年读甚至不读中国书，但他一生又不知疲倦地对中国古代文学和文化进行着研究和阐发，写下了彪炳后世的《中国小说史略》等学术著作，这一行动，可以看作他对传统文化明地里反对而骨子里无法舍弃的心理补偿。再比如鲁迅的小说《孔乙己》，在书写世人对一个没落读书人的百般讥嘲的同时，也暗透着对“失语”者凄惨命运的无限悲怜，孔乙己的遭遇事实上是科举制度废除后所有知识分子的遭遇，因此我们可以把这篇小说看作是鲁迅对传统生命方式所吟诵出的一曲挽歌。鲁迅的文学世界是丰富的，鲁迅的思想是复杂和深刻的，鲁迅与传统文化的紧张关系也是促成其丰富文学世界和深刻文化思想的重要原因之一。如果仅仅从追求现代化的现代性角度来思考鲁迅，研究鲁迅，很可能造成对鲁迅文学思想和艺术世界的丰富复杂的某种遮蔽。再比如在中国现代文学时期，旧体诗的创作是很有市场的，不少现代作家都写下了大量的旧体诗歌，但人们在研究现代文学时，却漠视它的存在事实，看轻它的文学价值。将现代汉语诗歌命名为“新”的诗歌，将现代时期创作的古典诗词命名为“旧”体诗，这种命名方式本身就含有重前者轻后者的价值判断在里头。梁实秋说：“文学并无新旧可分，只有中西可辩。”梁实秋：《现代中国文学之浪漫的趋势》，《晨报副刊》，1926年3月25日。可见，对不同的诗歌类别用“新”与“旧”来称谓并不一定切合文学的内在本质和规律。因此，要想对上述作家和现象作出更加准确的把握，我们有必要调整我们认识中国文学现代性的理论视角，并以此为基点重构现代文学史。我们今天对现代文学现代性的考察，应该立足于当今文化多元化的历史语境中，全面观照构成现代文学的各种因素和各个方面，才能获得一个更符合历史事实的准确认识，才能作出更加科学、更加合理的评判。
二
由于本论著是从思考现代性的角度来重新构思中国现代文学发展史的，因此对于“现代性”话语系统的梳理，便顺理成章地成为了论著写作的重要内容，这将是我在随后的章节要做的工作。在这里，我们想先谈谈美国学者安德鲁·芬伯格的现代性观念。在他的新著《可选择的现代性》（Alternative Modernity：The Technical Turn in Philosophy and Social Theory）中文版序言里，安德鲁·芬伯格教授开宗明义地指出，现代性是一个“悖论式”的概念，“一方面，它显然是指现代科学技术、各种民主政体和城市化等事物的普遍完成。……现代性是一种全球现象，在它把其普遍的理性主义传播到世界其他地方之前，最先摧毁了欧洲的传统文化。”芬伯格教授把这称为对“现代性的技术性理解”。与此同时，还有另外一种关于现代性的文化观念，“在这种观念中，现代性是西方传统，更明确地说是美国文化这一特殊传统的表达方式”安德鲁·芬伯格：《可选择的现代性》，陆俊、严耕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页。。从第一个层面说，现代性指的是摧毁我们的记忆、文化和传统的一次理性主义的普遍发展史，不存在任何文化偏见和文化侵略的内涵；从第二个层面上说，现代性又意味着西方化或者美国化，其中渗透着各民族文化必须加以抵制的文化帝国主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