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性：反思与重构
一
思考中国文化和现代文学的现代性问题，并对此作出爬梳、理析和辩驳，这在中国学术界虽然是个老话题，但却有着言说不尽、弥久常新的学术魅惑，因为从过去来说，20世纪的学术思想“无论欧美还是汉语知识界，一百年来关注的问题是现代现象”，就将来而言，“在未来的世纪，学术思想仍将因现代幽灵的纠缠而费神”刘小枫：《现代性社会理论绪论·前言》，上海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1页。。由于社会意识形态、历史时代视野和学科设置合法性等方方面面的原因，在认识和理解中国现代文学的现代性特征的过程中，我们的思维不免存有不少混沌、盲点和误区，有许多问题还没有理清，有待我们作更细致的分析和更理性的判断。因此，我们觉得，如果能从一个新的角度对中国文学的现代性作出自己的理解和阐释，并以此为起点，通过对文学事实的客观考察，进而对现今中国现代文学的历史框架进行重构，仍然是有一定的学术价值的。
从重塑现代性的角度来重构中国现代文学的历史框架，这是“重写文学史”的一种表现形式。“重写文学史”的口号虽然是20世纪80年代提出的，但对文学研究来说，它的学术意义是长期性的，作为一个重要的学术指标，它的任务远没有完成，因此，仍将在现在和将来的很长时间里一直引领着（指导着）我们的文学研究和学术探索。为什么要不断地重写文学史？文学史重写还有什么可能？或者说，我们现存的文学史观念和文学史著述还有什么问题存在？只有现存的文学史观念和文学史书写还存在问题，才可能赋予我们的文学史重写与重构以历史的合法性。然而，对文学史的反思、批判和重构，又并非是一种可以随意为之的事情，它最初可能起因于我们对一些固有的文学观念的质疑、对现行的文学史教材的不满，而我们所有关于文学史的反思和重估，只有建立在现代文学发展时期确切存在的历史事实的基础之上，才可能显得更合理和更有说服力。从胡适的《最近五十年中国之文学》开始，中国现代文学史的书写已历经了近一个世纪，相应地，对文学史的反思和批判也走过了近百年的时光。尽管如此，我们今天的文学史书写中，依然存在这样那样的疑问和困惑，依然有许多的矛盾尚待解决，依然不断在产生着伴随时代前行而可能出现的新的问题。20世纪80年代末期，陈思和、王晓明等人在提出“重写文学史”的口号时，他们的主要意图在于擦拭掉粘附在文学身上那层厚厚的政治尘埃，还文学以历史的本来面目，进而推进文学研究和文学史写作正常有序、健康稳定的发展。到了20世纪90年代末期，从事文学史研究多年的钱理群教授在回顾自己的文学史写作历程时，归结出的不是自己如何如何成功的经验，而是一大堆的“矛盾与困惑”，这些矛盾与困惑，用钱先生的话说就是“如何从中国文学、学术自身的发展，特别是晚清、民国以来文学、学术的发展，来揭示‘五四’文学变革、现代文学诞生的内在理路与线索；如何将现代文学置于与现代国家、政党政治、现代出版（现代文学市场）、现代教育、现代学术……的广泛联系中，来理解文学的现代性问题；如何从更广阔的视野来考察中国现代文学与世界文学的关系——不仅是英美文学的影响，同时要关注英美之外的西方国家，俄国和东方国家文学的影响，在中外文学关系的研究中如何认识与处理‘接受外来文化的影响，实现中国文学（文化）的现代化的过程，同时又是反抗殖民主义的侵略与控制，争取民族独立与统一的过程’这二者的关系；如何认识与处理本世纪文学发展的总格局中，新、旧文学，雅、俗文学及其关系，新文学内部的不同组成部分，自由主义、革命文学及其关系；如何认识与处理中国现代化进程中城市与乡村、沿海与内地之间发展的不平衡，及其在文学上的反映，由此形成的海派文学与京派文学的对峙与互渗，如何评价反思现代化后果的文学作品及其作家；等等”钱理群：《矛盾与困惑中的写作》，《文学评论》，1999年第1期。。钱先生所谈到的“矛盾与困惑”，一方面说明了目前现代文学史的研究还有许多地方亟待进一步深入，另一方面也为我们现今和往后的文学史重写提供了许多新的线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