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沫若在诗歌中塑造的“天狗”形象，充满了鲜明的主体性和现代意识，是极度自由、极度富有毁灭力量与创造精神的个体生命的象征，这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第一个“超人”，是古代文学中难以找见的艺术形象。这一形象的创造，得益于诗人对于现代人生感悟与现代性体验的及时把捉与审美传达，也得益于诗人对于现代科学技术的系统学习。我们知道，初到东瀛的郭沫若，本来是学医的，他通过学习西方医学而接近现代科学，从而领略到了西方现代科学的神奇魅力，现代科学文化知识开阔了他的视野，刷新了他的世界观、宇宙观与人生观。对现代性的准确理解与深刻体验，使他养成了主体张扬、性情狂放而自由的思想个性；与此同时，对科学知识的系统接受和熟练掌握，又使他形成了一个拥有正确的人生观与世界观，能理性地思考现代社会与自我生存的现代人。表面狂放自由，内在科学理性，这两种特征相反相成、矛盾统一在郭沫若的生命空间与艺术世界之中。结合这首《天狗》来看，通过前面的分析我们已经了解了文本外在的精神层面，“天狗”的个体独立、个性张扬、自由自在是对现代人精神世界的完美展示。同时我们还应该看到，这个个体独立、个性张扬、自由自在的现代人并不是一个妄自尊大的无知狂人，他是一个确确实实感受到了时代脉搏的跳动、掌握了先进科学知识的现代知识分子，他懂得天文学（月、日、星球、宇宙），懂得现代医学（X光线、神经、脊髓），也懂得物理学（Energy、电气），正是因为有了丰富的科学知识作为保障，这“天狗”才能气吞寰宇而不显癫狂，行为超常却仍不失合理性。这就是说，诗人郭沫若的现代性体验，是建立在他对现代科学、现代思想与文化的完整认识与深刻理解的基础上的，是现代科学、现代思想与文化的习得才促发了诗人真切而丰富的现代性体验，而正是这种现代性的高峰体验才促成了闪烁非凡艺术魅力的《天狗》这样的诗歌的出现，并最终促成了标志着中国新诗走向成熟的里程碑似的诗集《女神》的诞生！
第三 李金发诗歌：异域生存理解与新诗现代性创构
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李金发是一位相当特殊的诗人，因为其诗歌语言和意象等形式的怪诞，李金发一度被称作“诗怪”而长期得不到人们的接受和认可。新时期以来，随着人们诗歌观念的改变，李金发又被当作中国现代主义诗歌的开山诗人受到学术界的广泛重视。尽管近些年来，研究李金发的文章和著作不在少数，但对李金发诗歌的现代性特征，学术界仍然未能给以满意的解说。在此，我们拟从李金发独特的人生经历和对这种人生历程的深刻理解这一角度来阐释它。
翻开李金发的人生履历，我们很容易发现：1919年“五四”前夜，年仅19岁的李金发离开祖国，只身来到法兰西，在异国他乡度过了近五年的时光，直到1925年才假道意大利辗转回国。在这五年里，他大部分时间在巴黎美术大学学习雕塑，主要的精力都投入在美术上，业余写作诗歌。他的诗集《微雨》《食客与凶年》都是1923年春季初到柏林写成的，这年秋天，他又写了《为幸福而歌》，经过两年半的时间，这本诗集还在工厂排印的时候，他也早就没有写诗的冲动了。“李金发，是以他的诗名而留在新文学史上的，但是，在他一生七十六个年头里，狂热于新诗创作，为时不过一年多”周良沛：《“诗怪”李金发——序〈李金发诗集〉》，《李金发诗集》，四川文艺出版社，1987年版，第4页。。然而，也许是因为在远离祖国的地方写作，出于对异域生存窘境的深刻体悟，他这一年多中写下的大量诗歌，用象征主义的表现手法，书写了自己对异域生存的真实理解，从而在情感与形式的磨合中，创构了中国新诗中一种独特的现代性。
现实定位：无根的异乡人
李金发曾经宣称自己的诗歌创作是与众不同的，有自己的特点。他说：“相信我诗的题材与人迥异，否则我的诗可以不必做了。”杜格灵，李金发：《诗问答》，《文艺画报》第1卷第3期，1935年2月15日。李金发所说的这种“与人迥异”的题材是什么呢？在我看来，就是巧妙地将诗情生发的场景设计在异国他乡的文化语域中，通过对一个无根的异乡人孤寂、哀吟、悲凉的心灵世界的形象写照，来表达诗人在生命和爱情上失意落魄的情怀。
中国新诗的草创者们几乎都有留学海外的经历，留学期间，他们就开始与白话诗歌建立起了联系。胡适在《逼上梁山》一文中回忆说，他“尝试”白话诗写作的决心是在哈佛、纽约留学期间，因为与人争辩而定下的。郭沫若曾客居东瀛，在日本，他写出了《女神》中的许多篇章。但无论是《尝试集》还是《女神》，我们都很难读到诗人对于诗情触发的异域文化背景的预设。只有在李金发的诗歌里，我们才可以明显地触摸到异国寒风的凛冽，异国生活的艰难和凄苦，领会到“中国人在巴黎”的异样的生命感受。
纵观李金发的诗歌，我们不难发现，李金发对自己“无根的异乡人”身份的认定，是通过对时间和空间的独特体验来表现的。我们知道，每一个生命存在的现实都是由时间和空间两个维度的交错构成的，按照康德的说法，空间是我们的“外经验”形式，而时间则是我们的“内经验”形式，卡西尔也指出：“空间和时间是一切实在与之相关联的构架。我们只有在空间和时间的条件下才能设想任何真实的事物。”卡西尔：《人论》，甘阳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5年版，第54页。人的生命感觉就是通过对时空的真切体验加以传达的，时间体验和空间体验编织起了我们认识现实社会和自我存在的网络结构。离开了自己的故土和家人，置身在陌生的文化语境里，李金发始终有着一种漂泊无依的感觉，觉得自己像一个奔波在无尽路途上的旅行者，周围是自己完全“不识”的地方，“我背负了祖宗之重负，裹足远走，/呵，简约之旅行者，终倒在睡路侧。/在永续之恶梦里流着汗，/向完全之‘不识’处飞腾，/如向空之金矢。”（《我背负了……》）“窗外之夜色，染蓝了孤客之心……”（《寒夜之幻觉》）作为旅居他乡的人，心中时时生出的是一种流浪汉的情感体验，总以为自己“永远在地壳上颠沛”（《“因为他是来惯了”》）。正因为在这片大地上，找不到属于自己的坚实的立足之地，诗人感觉到生命存在的根基是如此虚浮，与现实世界的联系也只能是“靠一根草儿，与上帝之灵往返在空谷间”（《弃妇》）。“流浪汉”、“旅居者”的身份认同，加剧了“我”与周围人的紧张关系，诗人处处遭逢的是无法融入人群的落寞，“夜色笼罩全城，/惟不能笼罩我的心。”（《心》）这样，在这个热闹的城市里，诗人只能接受如此残酷的现实：“我全是沈闷，静寂，排列在空间之隙。”（《远方》）“我觉得孤寂的只是我。”（《幻想》）
时间感受与空间感受总是相伴相随、形影不离的，对于李金发来说，认识到生存空间的无所依凭又导致了时间的虚脱感，他时而感到光阴在恍惚之间飞逝而去，只给生命留下无穷的伤痛，“呵，漂泊之年岁，/带去我们之嘻笑，痛哭，/独余剩这伤痕。”（《故乡》）时而又觉得自己真实的时光已为过去所封存，在漂泊的羁旅中，不再有属于自己的独立的时间，只有“借来的时光，/任如春华般消散么？”（《下午》）在人类心灵的荧屏上，时间的三维围绕“现在”紧紧纠缠在一起，过去、现在和未来的光影是一起投射着的，这正如莱布尼茨所说：“现在包含着过去，而又充满了未来。”卡西尔：《人论》，甘阳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5年版，第63页。在平常人的生活经验里，过去、现在和未来三者一般有着大致相同的色彩和步调，并非存在较大的差异，而李金发的生命世界却与众不同，现在与过去是极不一致的，不相谐和的。在李金发看来，过去的时光是与美好和欢乐相伴的，是真切的：
记取晨光未散时，
——日光含羞在山后，
我们拉手疾跳着，
践过浅草与溪流，
耳语我不可信之忠告。
——《故乡》
而现在，存在的虚浮和生活的失意使他的时光成了产生绵绵不绝的幽怨之情的场所，过去的欢乐和美好与现在的虚浮和失意构成了鲜明的对照，基于此，他宁愿相信现在的时光是虚幻的、不真实的。李金发的《小乡村》一诗，最集中的体现着他的这种过去与现在不谐和的生命感受：
憩息的游人和枝头的暗影，无意地与池里
的波光掩映了：野鸭的追逐，扰乱水底
的清澈。
满望闲散的农田，普遍着深青的葡萄之叶，
不休止工作的耕人，在阴处蠕动——几不
能辨出。
吁！无味而空泛的钟声告诉我们“未免太
可笑了。”无量数的感伤，在空间摆动，
终于无休止亦无开始之期。
人类未生之前，她有多么的休息和暴怒：
狂风满野，山泉泛生白雾，悠寂的长夜，豹
虎在林间号叫而奔窜。
无尽的世纪，长存着沙石之迁动与万物之
消长。
这首诗的前两节写“小乡村”之景，后三节抒发“无量数的感伤”之情。在前两节里，诗人写了“憩息的游人”、“枝头的暗影”、“清澈的”池水、相互追逐的野鸭、“闲散的农田”、“深青的”葡萄叶等景物，透露的是喜悦、欢欣之情。诗人在这番美景中滞留、遐想，流连忘返。表面上好像在写法国乡村的景致，其实更像是对故乡之景的回忆，是沉浸在昔日欢乐的时光之中。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接下来有一句“无味而空泛的钟声告诉我们‘未免太可笑了’”。清楚地表明：是“钟声”打断了诗人的思绪，将他从回忆中唤醒，“现在”替代“过去”成为新的时间场域，这样，我们就能体会到诗人接下来所写的“无量数的伤感”“终于无休止亦无开始之期”这些诗句的深刻意蕴了。
生存烦恼：身份自贬与情感自抑
在一首诗里，李金发曾公开标明自己是一个“爱秋梦与美女之诗人”（《自挽》），但是，因为身处异域，面临“无根的异乡人”的尴尬境地，他美好的理想和追求总是屡屡被残酷的现实所粉碎。一个年轻人正常的生活要求，诸如爱情的欢愉、青春的激情和事业的成就等，都无法在现实中获取。非正常的生活境遇使诗人的灵魂发生了扭曲，自我生命价值受到了质疑，个体丰富的情感世界不得不一再幽闭。李金发幽冷的诗句中凸现的，正是自己身份自贬和情感自抑的生存样态。在这些诗句中，我们可以深切地感受到他心中积压的浓郁的凄苦、悲凉和哀怨，体会到他对于“生命欲揶揄”黄参岛：《〈微雨〉及其作者》，《美育》，1928年第2期。的情感倾向。
站在现实的角度来说，作为一个二十出头的学艺术的小伙子，李金发当时本应是意气风发，豪情万丈的，写出来的诗歌也应该是色彩明亮和情调高昂的，然而，我们在李金发诗歌中很少读到鲜活的生命信息，我们能看到的是一应的灰暗和沉闷的色调。李金发诗歌中的抒情主人公，总是显得异常孤独无援，衰弱不堪，身上常常怀揣一颗“多疑的心”（《超人的心》），横陈在眼前的是“高邱之坟冢”、“无数蝼蚁之宫室”（《生活》），自身如一个拄着手杖的孤苦老人，一个人走在“广漠之野”（《手杖》），灵魂如“可死的生物”、“树根下的浅草”（《我的灵……》）那样微不足道，在静谧的月夜，也只是感觉到“罪恶之良友，/徐步而来，/与我四肢作伴。”（《月夜》）收在《微雨》开篇的《弃妇》一诗，更是他低微的人生地位的集中写照：
长发披遍我两眼之前，
遂隔断了一切羞恶之疾视，
与鲜血之急流，枯骨之沉睡。
黑夜与蚊虫联步而来，
越此短墙之角，
狂呼在我清白之耳后，
如荒野狂风怒吼，
战栗了无数游牧。
靠一根草儿，与上帝之灵往返在空谷里，
我的哀戚惟游蜂之脑能深印着；
或与山泉长泻在悬崖，
然后随红叶而俱去。
弃妇之隐忧堆砌在动作上，
夕阳之火不能把时间之烦闷
化成灰烬，从烟突里飞去，
长染在游鸦之羽，
将同栖止于海啸之石上，
静听舟子之歌。
衰老的裙裾发出哀吟，
徜徉在邱墓之侧，
永无热泪，
点滴在草地，
为世界之装饰。
这首诗可以看作诗人对自我身份的自况之辞，正如孙玉石先生评价它时指出的那样：“作者在自己创作的最初动因里，已经将弃妇的意象赋予了自身命运不幸与悲苦的感慨的内涵。作者是在个人的人生存在意义上思考着不公平的世界带给自身生命的痛苦悲哀和孤独的。”孙玉石：《中国现代主义诗潮史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80页。诗歌以“弃妇”作喻，写出抒情主人公内心的羞恶痛楚和生存的举步维艰。诗中的许多意象，如“长发”、“鲜血”、“枯骨”、“黑夜与蚊虫”、“荒野狂风”、“游蜂”、“邱墓”等等，无不从正面或侧面表现了抒情主体像遭受世人唾弃的“弃妇”那样孤独、痛苦、悲凉的生活景况。“弃妇”的比喻，是诗人身份自贬的极值体现。
一个二十多岁的青年人，心中一定潮涌着爱的渴望和激情，大胆地追求自己的爱情与幸福是这个年龄的人们最普遍、最正常的生理和心理需求，在写作《微雨》《食客和凶年》等诗集中的诗篇时，青年艺术家李金发也有着对于爱的无限向往和憧憬。然而，在恶劣的现实环境中，他的“微雨”般细密的恋爱情绪没有人能够领会：
我有一切的忧愁，
无端的恐怖，
她们并不能了解呵。
我若走到原野上时，
琴声定是中止，和柔弱地继续着。
——《琴的哀》
琴声代表了爱的心音，可是爱而不得，情感找不到归依，这使诗人产生了“一切的忧愁”和“无端的恐怖”。千古知音最难觅，既然没有知音赏识，诗人只能将这份情感收藏起来，“我如流血之伤兽，/跳跃，逃避在火光下，/爱，憎，喜，怒与羡慕，/长压在我四体，无休止了！”（《小诗》）日益内向的性格，使我不再敢大胆对人说出那个“爱”字，“我欲稳睡在裸体的新月之旁，/偏怕星儿如晨鸡般呼唤；/我欲细语对你说爱，奈那R的喉音又使我舌儿生强。”（《在淡死的灰里……》）因为爱在现实中屡屡受挫，我就不再对它抱有任何幻想：“呵，无情的夜气，/蜷伏了我的羽翼。”（《里昂车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