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知道，中国现代作家的现代汉语作品里所表现的主题，无外乎爱国、启蒙、救亡以及对宇宙人生的生命感怀等，这些主题，也一样出现在他们的旧体诗词之中。爱国是各民族的一种基本的情感形式，从古至今，这种情感形式都不曾间断过。中国现代作家对爱国主义的理解，已经超越了古代人把爱国家与爱国君密切相连的传统价值观念，“爱国”这一古老的情感在现代作家这里有了新的内涵。随着中国文化的近代变革和中国知识分子时空观念的变化，传统的家国一体、家国天下的基本思维模式已经为“民族—国家”的现代意识所取代，现代旧体诗词同白话文学作品一样，以文学的形式传达了作家们这种将民族命运的担忧与国家衰亡的怅惘融为一体的深厚爱国之情。在现代作家眼里，爱国首先体现为时刻为祖国的前途和命运担忧。在帝国列强用枪炮轰毁中国人的尊严，宣告中华民族的衰弱朽败时，为了拯救祖国，不少仁人志士远渡重洋，去异国他乡觅求真理，以便学成后报效祖国。他们身在异域，心忧华夏。在日本，郁达夫写下了《秋兴》一诗，诗中写道：“桐飞一叶海天秋，戎马江关客自愁。五载千戈初定局，几人旗鼓又争侯。须知国破家何在，岂有舟沉桨独浮。旧事厓山殷鉴在，诸公努力救神州。”诗人用“舟沉桨难浮”作比，来喻指中国国破家也亡的严峻，进而号召“诸公努力救神州”。在日本，郭沫若也写下了《少年忧患》的诗歌：“少年忧患深沧海，血浪排胸泪欲流。万事请从隗始尔，神州是我我神州。”这首诗写出了郭沫若深似沧海的忧患，表达了他胸怀祖国，心忧天下的思想情怀。在现代作家眼里，爱国更体现为投身革命、报效祖国的拳拳赤子之心。鲁迅的《自题小像》就是这样的典型。鲁迅将这首诗写在自己的剪发小像背后，不仅剪发明志，还用小诗来表明自己的报国血诚。诗句为：“灵台无计逃神矢，风雨如磐暗故园。寄意寒星荃不察，我以我血荐轩辕。”鲁迅深知：在祖国风雨如磐的恶劣环境里，拯救国家于水火之中是知识分子义不容辞的责任，这样，只有积极主动地“以血荐轩辕”才能完成历史赋予有志之士的神圣使命。这首小诗较为充分地体现了鲁迅精忠报国的勇气和决心。
以旧体诗的形式来宣扬启蒙大义，这在鲁迅那里表现得最为突出。卢梭是法国启蒙主义思想家，但20年代在中国受到了梁实秋等人的批判。鲁迅为了替卢梭辩护，曾写作了一首《吊卢骚》的旧体诗，发表在1928年4月23日《语丝》周刊四卷第17期上，这是一首五言绝句，诗句为：“脱帽怀铅出，先生盖代穷。头颅行万里，失计造儿童。”赞扬了卢梭尽管一生穷困不得志，但能坚持用文字来宣传他的启蒙主张的精神。诗歌的第三、第四句还用幽默的语词，对梁实秋借用白璧德的理论来批判卢梭这种做法进行了调侃和反讽，进一步强调卢梭启蒙思想在中国的重要意义。对愚昧落后农民“哀其不幸，怒其不争”是鲁迅小说的重要主题，这一主题在他的旧体诗歌中也有所体现，如1933年写作的《二十二年元旦》：“云封高岫护将军，霆击寒村灭下民。到底不如租界好，打牌声里又新春。”诗的前两句写革命群众惨遭屠戮，后两句写落后群众对此情景麻木不仁，两下对比，鲁迅暗示了对愚弱国民进行启蒙的艰难性和长久性。
在文学作品中描写近现代以来中国的政治风云和历史沉浮，表现出救亡的主题，这在现代白话小说和新诗中是屡见不鲜的，在旧体诗词中的情形是怎样的呢？当我们通读鲁迅、郁达夫、郭沫若等人的旧体诗词时就会发现，表现救亡主题的篇章不仅数量很多，而且艺术质量也很高。鲁迅的《无题》（“风波一浩渺”）、《无题》（“血沃中原肥劲草”）对国民党的军事围剿和文化围剿进行了无情的揭露，《惯于长夜过春时》《湘灵歌》表达了柔石等左联烈士的悼念之情，《所闻》《题三义塔》等对帝国主义的侵略行径作了猛烈的抨击。郭沫若的旧体诗《七律》（“哀的美顿书已西”）对北洋军阀进行了鞭挞，同时也写出了诗人投笔从戎的报国壮志，《为〈救亡日报〉复刊作》《铭刀》《和朱德同志韵四首》《题慰劳前线书》《感时四首》《抗日书怀四首》《三和黄任老〈屈原〉演出后》《祝《新华日报》五周年》等，都是郭沫若在抗战期间创作的旧体诗，这些诗歌指斥了日本侵略军的可耻行动，歌颂了抗日军民的英勇顽强，也表达了只要同仇敌忾，终将能战胜日寇的坚定信心。郁达夫在抗战期间也写了不少旧体诗，如《闻鲁南捷报，晋陕浙北叠有收获而南京傀儡登场》《感时》（“明月清风庾亮楼”）、《戊寅夏日偕眷属自汉寿来辰阳避难同君左作》等，诗歌《前线不见文人》这样写道：“文人几个是男儿？古训宁忘草裹尸。谁继南塘征战迹？二重桥上看降旗。”对文人不上战场的情形进行了披露和讥讽，寄予了对草革裹尸、战死沙场的将士的讴歌与颂扬之情。现代作家的救亡诗歌，在一定程度上配合了当时的民族救亡运动，为全面开展抗日战争呐喊鼓劲，起到了极大的宣传鼓动作用。
同他们的白话文学作品一样，现代作家的旧体诗词还有力地表现了他们对社会、人生和自我的深刻理解，写出了现代人的情感世界和生存境遇。鲁迅的《自嘲》反映了一个对同志爱、对敌人恨的爱憎分明的知识分子的心灵世界。《答客诮》表达了对下辈的爱与反对奴化教育的主题。郭沫若的《有怀》（“百般忧恨向谁诉”）表露的是诗人追求自由恋爱的爱情观，《暴虎辞》寄托了对既成权威的反抗，《平生多负气》吐露了诗人志存高远的心曲，《有赠》（“人生四十始”）抒发了老当益壮、心怃天下的襟怀，表现了旷达乐观的思想。现代作家通过自己的旧体诗词，向人们敞现了他们丰富的人生内涵。
由此可见，借助旧体诗词，现代作家一样达到了书写社会、表现自我的写作目的，旧体诗词并非如以前的一些文学史所讲的乏善可陈，而是充满了美的韵味。另外，从同一作家创作新旧诗的情况对比来看，也能说明某些问题。鲁迅一生所写的旧体诗比他写的新诗要多得多。郁达夫平生一直在创作旧体诗词，新诗却写得很少。郭沫若是新诗创作的行家里手，他的诗集《女神》《星空》《瓶》《前矛》《恢复》等都是中国新诗的佼佼者，但郭沫若从事新诗创作的兴奋点主要集中在“五四”前后和20世纪20年代，到了20世纪30~40年代，郭沫若创作新诗的热情锐减，而这一时期，他倒是创作了许多旧体诗词。从这种比较中我们不难发现，即使像鲁迅、郭沫若、郁达夫这样在白话文学领域取得了巨大成功的作家，都始终没有放弃对旧体诗词的写作，旧体诗词在他们的创作中也一直占有一定的地位。当然，我们在这里褒扬旧体诗，并不是要打倒新诗。在新诗与旧体诗之间，抬高前者贬低后者或者抬高后者贬低前者的做法都是不可取的，正如梁启超在1920年说的那样：“一两年来，大家提倡白话，我是极高兴的。高兴什么？因为文学界得一种解放。若翻过来极端的排斥文言，那不是解放，却是别造出一种束缚了。”梁启超：《〈晚清两大家诗钞〉题辞》，夏晓虹编《梁启超文选》（下），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2年版，第18页。正确的态度是：新诗也主张，旧体诗也提倡，“好的旧诗万岁，好的新诗也万岁”（郭沫若语）。
第二 郭沫若诗歌的现代性
郭沫若的诗歌创作如何体现出现代性特征呢？或者说，现代性追求如何影响了郭沫若的诗思更替与观念转变呢？我们在此将以《天狗》为具体案例，通过对《天狗》的细读来揭示出郭沫若诗歌的现代性来。《天狗》的原文如下：
我是一条天狗呀！
我把月来吞了，
我把日来吞了，
我把一切的星球来吞了，
我把全宇宙来吞了。
我便是我了！
我是月底光，
我是日底光，
我是一切星球底光，
我是X光线底光，
我是全宇宙Energy底总量！
我飞奔，
我狂叫，
我燃烧。
我如烈火一样地燃烧！
我如大海一样地狂叫！
我如电气一样地飞跑！
我飞跑，
我飞跑，
我飞跑，
我剥我的皮，
我食我的肉，
我吸我的血，
我啮我的心肝，
我在我神经上飞跑，
我在我脊髓上飞跑，
我在我脑筋上飞跑。
我便是我呀！
我的我要爆了！
郭沫若的《天狗》这首诗最初发表于1920年7月上海《时事新报·学灯》上。这首诗在国内发表的时候，郭沫若还在日本留学，正系统地接受着现代科学思想和人文观念的洗礼与熏陶。郭沫若留学日本时期，也是他新诗创作的高潮期，诗人一边学习西方文化，一边把自己对世界与自我的全新理解和感悟写成分行的文字，源源不断地邮寄到国内，邮寄给他的知己宗白华，而宗白华也异常赏识郭沫若的创作才华，他曾回忆自己在《时事新报》从事编辑生涯时，说最高兴的事情就是阅读“每天寄来的一封封字迹劲秀，稿纸明洁，行列整齐而内容丰满壮丽的沫若的诗！”宗白华：《欢欣的回忆与祝贺》，《时事新报》，1941年11月10日。宗白华不仅喜欢郭沫若的文字，还把这些分行的文字一一发表在自己主编的《时事新报》文学副刊《学灯》上。《天狗》就是见诸报端的其中一首。在这首诗里，作为中国传统文化中有意义的喻指符号的“天狗”，不再是立于我们想象尽头、象征着大自然神秘魔力的“自在”之物，而是化为一种现实的“自为”之物，是诗人自我觉醒与青春勃发的生命情态的形象写照。诗人借无所不能的“天狗”形象来比喻自我生命的蓬勃绽放，写出了面对风云际会的新的历史时代，一个生命个体对于现代性的高峰体验。
在文学史家看来，中国现代文学就是用现代文学语言与文学形式，表达现代中国人的思想、感情和心理的文学，因此，追求现代性便构成了中国现代作家文学创作中的基本的价值诉求和表达策略。所谓现代性，一般是指一种强烈的现代时间意识，一种关于人类当下的生存境遇和情感体验的心理征候与生命情状的描摹，它强调现在与过去的非延续性、断裂感，也强调现代世界中个体生命对于理性、自由与权力的占有和支配，“现代性的开始引来了历史上独一无二的社会形式，而这一形式又在现代文化的多样性中得以呈现。现代性本质上是动态的，使人们能够控制自然，能积极地改变社会生活，能通过民主政治和平地管理个人利益之间的冲突”包亚明：《现代性与空间生产·序》，上海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3页。。据史料记载，郭沫若是在1913年离开祖国来到日本的。在“四书五经”滋养下成长起来的郭沫若，此时心中积攒的只是对于农业文明、对于古老中国文化传统的丰富体认，头脑中拥有的也只是传统的世界观、价值观与宇宙时空观。到了日本后，他得以在一个开放的环境下，与代表现代化新潮的西方科学与文化产生亲密的接触与频繁的对话，他如饥似渴地学习歌德，学习惠特曼，学习哥白尼，也学习达尔文，学习斯宾诺莎，在西方科学思想与文化观念的不断冲击下，他的生命观、世界观与宇宙时空观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一个崭新的极度膨胀的自我形象逐步在心灵空间壮大起来，这形象使诗人感到精力充盈、活力无限，感到不可遏止的兴奋和紧张，以至于随时将要爆裂开来。这个每时每刻都在热烈灼烧着诗人情绪与神经的形象，最后被诗人命名为——“天狗”。
《天狗》一诗总共有四节，第一节以“吞”为关键词，展示的是一条“天狗”吸纳世界万物的生命特性。你看这天狗，它把日也吞了，把月也吞了，把一切的星球也吞了，甚至把全宇宙也吞了，在吞下这一切之后，它终于化为了自己，“我便是我了”。这“天狗”是谁？其实就是郭沫若本人，他在日本这块土地上，饱餐世界优秀的思想文化的珍馐，把歌德来“吞”了，把尼采来“吞”了，把哥白尼、达尔文来“吞”了，把斯宾诺莎也“吞”了，他形成了一个思想丰富、主体意识浓烈的现代人。这“天狗”又不止是郭沫若一个人，他包括了中国近现代史上所有寻求救国真理、追求现代知识与文化的中华儿女，他是梁启超、王国维、鲁迅、周作人、胡适、徐志摩、闻一多……中国现代的思想与文化，不就是由这一群“天狗”合力铸就而成的吗？
诗的第二节，吞下全宇宙的“天狗”，开始向世人展现它的能量。它在吞尽了宇宙星球之后，便放射出熠熠的光辉来，这既是宏观上的光：“日的光”、“月的光”、“星球的光”；也是微观上的光：“X光线的光”。总之，它代表了一切的光芒之所在，它是全宇宙能量的总和。如果说诗的第一节写的是能量的储存的话，第二节则意在写活力的闪现；第一节着眼于动态的描绘，第二节就是静态的写真。储存与闪现，动态与静态，编织出一个具有宽广的胸怀与无穷的创造潜能的巨人形象来。
诗的第三节是这首诗最为精彩的部分。吸纳了日月精华，积聚了全宇宙能量的“天狗”，此时主体意识葱郁地凸现出来，他需要汹涌，需要喷发，需要尽情展现自身的生命力与创造力。他于是仿佛电气，仿佛大海，仿佛烈火，正在疯狂地飞奔、吼叫与燃烧。在这里，诗人书写了一个具有鲜明主体意识的抒情主人公形象，这个抒情主人公正是一只经历了涅槃之后的“凤凰”，它用那种“不断的毁灭，不断的创造与不断的努力”（郭沫若《立在地球上放号》）的非凡力量，向世界昭示了现代青年、现代文化人蓬勃的青春激情与旺盛的创造欲望，这激情与欲望如此浓烈，以致使抒情主体达到了非理性的程度。现代性的体验和感觉已然挤满了这个抒情主体的心空，使它全然忘却了外在世界的客观存在，只是感到自我的孑然独立与异常强大，整个宇宙的显示屏上惟有一个大写的“我”映现出来。陷入非理性的天狗，便把这大写的“我”作为了唯一的毁灭对象与超越目标，它对“我”剥皮，食肉，吸血，啮肝，最后甚至在“我”的思维天地里尽情撒欢，释放着不尽的活力与激情，显现着个性充分伸展与张扬的自由精神。
在经历了一阵狂乱的飞奔、吼叫与燃烧后，“天狗”再度还原回来，在平静之中它惊异地呼叫着“我就是我呀！”这个神奇的天狗，尽管已经贮满了无限的创造力，但并没有找寻到适当的释放场所，它将自我对象化，作为暂时的发泄目标，但并不能将个人才能尽情显露；这“天狗”一样的诗人郭沫若，还漂泊在异国他乡，他无法及时回归故土精忠报国，无法将自己的一身所学用于祖国的建设实际。作为诗歌写作者的郭沫若与作为抒情主人公的天狗在这里合二为一了，他们都异常真切地感受到自己正热血喷涌，难以控制，随时都可能“要爆了”。最后一节回应了诗的第一节，同时以“我的我要爆了”这一诗句作为收束，使全诗呈现出饱满的张力，同时增添了丰富的意味。
